298_戰爭與回憶_學達書庫

二九八

　　最後，幼兒園給人留下一個多麼美好的印象啊！負責的那個苗條、俏麗的猶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兒，在工作中顯得那麼快樂，對於提出的問題總是那麼迅速地就作出肯定的答覆！顯而易見，他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爾督察的關係極其友好。這是這次訪問的一個騙人的尾聲：健康、美麗的孩子們蕩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裡潑水，乘坐旋轉木馬，他們在落日的餘暉裡在遊樂場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頎長的影子，他們的笑聲像輕音樂似的悅耳動聽。年輕美貌的保姆照管著孩子們，不過她們中沒有一個及得上那個穿藍綢衣裳的一半漂亮或一半高興。經司令官許可以後，柏林紅十字會的那個成員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張娜塔麗抱著她兒子的。她兒子是一個活潑淘氣的小娃娃，笑起來真叫人疼。羅塞爾先生心頭突然湧起了一陣好感，告訴她一定寄一張照片給她在美國的家屬。

　　戰後，當丹麥議會提出質問，要弗朗茨·赫瓦斯解釋他何以受到德國人的欺騙時，他回答說，他一點兒也沒受騙。他看得出，這次訪問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遞上一份讚揚的報告，為的是保證丹麥猶太人可以繼續受到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繼續送到他們的手裡。這就是他的使命——不是揭發德國人的奸詐。雖然如此，赫瓦斯向議會承認，這次訪問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鑒於紅十字會手中已經掌握著的有關德國集中營的可怕報道，他先前有點兒擔心，生怕看到滿街都躺著死人，伊斯蘭教徒在污穢與死亡的氣氛中趔趔趄趄。儘管德國人裝假作偽，卻還沒有出現那樣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納悶，國際紅十字會——以及就這件事而言，梵蒂岡——雖然在大戰期間的確知道那場秘密的大屠殺，卻始終緘口不言。勉強可以接受的解釋總是弗朗茨·赫瓦斯的那一篇：控訴德國人犯下在戰時無法證明的罪行，只會使落在德國人手中、依舊活著的猶太人境況更糟。紅十字會和梵蒂岡對德國人知道得很清楚。也許，他們頗有道理，雖然接下去的問題是：「境況還會變得怎樣更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運動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級動了一個念頭。為什麼不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拍攝一部影片，顯示出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生活得多麼美好，從而使盟國就屠殺營和毒氣室等日益加強的惡毒宣傳變成虛偽的謊話呢？他們於是立即下達了命令，準備拍攝一部這樣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猶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參加劇本編寫委員會的，有埃倫·傑斯特羅博士，而幼兒園則將作為重要的特寫鏡頭加以攝製。

　　摘自《軍事領袖希特勒》

　　七月二十日——暗殺希特勒的陰謀

　　……戰況彙報會議在一座木造的營房裡舉行，因為俄軍在前線迫近拉斯滕堡，那個堅固的混凝土地堡司令部正在進一步加固，以防空襲。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裡，我們就會全被那次有限的爆炸消滅乾淨。

　　炸彈爆炸之前，會議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個令人厭煩的場面。豪辛格正在陰鬱地喃喃談著東線的情況。希特勒俯身對著桌上的地圖，戴起厚眼鏡凝視著。我站在他的身旁，呆在通常那群參謀人員當中。這時只聽見一聲破裂的轟響，房間裡滿是黃煙。我發覺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嚨裡不自覺地發出呻吟聲。我以為我們遭到飛機的轟炸。我的第一念頭就是，要逃脫性命，不要給活活燒死，因為這時火焰劈啪作響，有一大股燃燒的氣味。我雖然一條腿被炸斷，還是掙扎著到了外邊，在濃煙和幽暗中絆倒在好幾個摔下的人的身體上。四周的呻吟和尖聲號叫是可怕的。到了外邊地上，我癱坐下來。我看見希特勒倚在一個人的胳膊上從濃煙裡逃出來。他臉上有血，頭髮被灰泥膠凝著直豎起來。從劃破的黑褲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兩條紡錘形的白腿，那兩隻圓滾滾的膝蓋，一時使他看來像一個可憐的普通人，不像那個兇狠殘忍的軍事統帥。

　　近年來，出現了許多稱頌那些陰謀分子的作品。我本人無法為那些人感情用事。我幾乎遭到殺害這一層，倒毫不相干。馮·施道芬堡伯爵通過了森嚴的門禁和狼穴的保安檢查，把那只裝滿炸藥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這當然是勇敢、機智的，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已經是一個肢體殘缺的廢人，在北非瞎了一隻眼，斷了一隻右手，左手還缺了兩個手指，這是眾所周知的。他為什麼不全部犧牲掉呢？誠然，他是那次陰謀的主謀，但是整個目的就是要殺死希特勒。惟一十拿九穩的辦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裡拿著偽裝起來的炸彈，使它一下爆炸。看來，伯爵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義並不包括殉難在內。造化弄人，他無論如何也只多活了幾小時。因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並處決了。

　　武裝部隊中的這些陰謀分子我幾乎全都認識。他們中有些人竟然牽連在內，使我大為震驚。有些人加入進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為他們早期也來試探過我。我駁斥了來試探的人，就此沒人再來找我。暗殺掉國家元首來結束戰爭——不論對我們幕中人說來元首非常明顯的缺點是些什麼——這種概念據我認為是大逆不道、違背我們軍官的誓言和乖謬已極的。今天，我依舊認為如此。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裝部隊到處還深入敵境，他們的人數多達九百萬，儘管領導乖僻反常，仗還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國雖然遭到猛烈的空襲，卻依然完整無缺。德國的政治中心不論好歹，就是德國人民和希特勒之間的緊密關係。暗殺掉他，就會造成局勢混亂。希姆萊、戈林和戈培爾仍然控制著全部國家機器，他們准會發動一場意想不到的報復性大屠殺。每一個德國人的手都會反對他的同胞。我們的沒有領袖的軍隊就會崩潰。軍事情況雖然很糟，卻並不要求這樣一個解決辦法，實際上根本不是解決辦法：使我們自已陷入無政府狀態，把布爾什維克野蠻人請進來，搶劫掠奪，一直鬧到萊茵河畔！

　　事實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彈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國會縱火案。它給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個藉口，把活著的反對派人士全部斬盡殺絕。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數全是清白無罪的。總參謀部的人員和獨立的、優秀的知識分子——政治家、勞工領袖、傳教士、教授和殘存的古老德國貴族——幾乎剪除殆盡。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許反而使戰爭延長了。我們當時正處在八月災難的邊沿，那也許會迫使納粹党人自行擺脫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與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國感到震動，於是全國團結到了元首的周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九個月可怕的日子以後他開槍打死自己時為止。在德國人民中，並沒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殺嘗試。陰謀分子受到人們的咒駡；希特勒再一次變得趾高氣揚。

　　我至今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在狼穴的醫務室裡，希特勒就坐在離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談話，大夫正在治療他震破的耳鼓。「現在，這些傢伙正在我要他們呆的地方給我逮住啦，」他這麼說，或者大意是如此。「現在，我可以採取行動了。」他知道這次暗殺的失敗反而使他的政權得以苟延殘喘。

　　為希特勒辯護的人們說，他並沒看他下令拍攝的處決將領們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時候，我就坐在他的旁邊。他當時的癡笑和議論比較適合於看查理·卓別林的一部喜劇，而不適合於看我的老戰友們那種可怕的、變了樣的神情，他們脖子上套著琴弦絞索，赤身裸體地正經歷著臨死前的痛苦。我從那以後根本無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這件事時，我也無法尊敬他遺留下的形象。

　　就我來說，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禍臨頭。從那以後，我走起路來一直跛得厲害，右耳完全聾了，而且經常一陣陣頭暈目眩，人會摔倒。還有，這斷送了我離開最高統帥部的機會。我像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數人那樣，出身於一個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為希特勒荒謬絕倫的猜疑的犧牲者，被他處決。不過，或許我的負傷使我的清白無罪似乎不講自明。再不然，也許秘密警察知道，我並無嫌疑。不管怎樣，我又成了那個「好阿爾明」，跟那幫「別人」全不一樣，除了莫德爾和古德裡安以外，幾乎比任何其他將領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禮遇。這一來，我被迫親眼目睹了他的一步步沒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個慘痛的結局，每天忍氣吞聲地聽著他對我的同行和我的階級發出最最下流的惡罵。

　　英譯者按：這個密謀者的小團體可以說是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領。他們不斷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彈，策劃一些自己人犯下錯誤的行動，而且一般總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但他們是很英勇的人，他們的行為是複雜而動人的。隆不以他們為然，這種見解在德國並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為自己沒有加入而感到內疚，因而在表示異議時過甚其詞。

　　摘自《一個猶太人的旅程》

　　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拉姆領著導演這部影片的那個荷蘭猶太人在區裡察看。電影劇本規定，要在幼兒園拍攝一個大場面。娜塔麗知道他們要來。她告訴我，等兩輛汽車駛到時，她緊張得幾乎要虛脫了。但是拉姆聽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卻絲毫不以為意。「噢，太不幸啦。那麼用一個其他的小傢伙吧。」這就是他說的話。「挑一個活潑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國歌教給他。」在他看來，這孩子患斑疹傷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沒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當然，我們必須等著瞧。他也許還會調查一下。目前，真感到莫大的寬慰。

　　也許，娜塔麗淒淒慘慘採取的預防措施沒一件是必要的：她臥室裡放著的路易斯的骨灰甕，追悼的蠟燭，跟拉比就哀悼程序進行的商議，上會堂去念祈禱文，以及諸如此類的事。但是這些事使她心頭平靜下來。她用不著裝模作樣！持續的捉摸不定，使她有點兒支撐不住了。三星期過去，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場的那個聽來可怕的提議：叫她出一筆代價去領骨灰。娜塔麗房間裡放的也許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誰知道呢？當然，我們並不相信，可是這件事自始至終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這些骨灰究竟是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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