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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七


  我所知道的幾乎就只有這一點:他從一個集中營逃脫之後,就在那兒搞地下工作。他通過一個把布拉格和特萊西恩施塔特連接起來的共產黨聯絡網,捎了口信給我。為了證明確實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來短語,這句短語到了非猶太人的口中幾乎無法辨別出(捷克憲兵隊就是主要的聯絡員)。然而,我還是猜出了它的意思:hazakve,emats,就是:「要堅強,要有勇氣。」

  我這個堂弟,這個有鋼鐵般意志、善於隨機應變的人,居然還活著,就在附近,並且還知道我被囚禁在這兒,這真是令人吃驚的。但是德國人在歐洲造成了一場大動亂,在這片混亂中,一切都不足為奇。我已經有五十年沒見到班瑞爾了,不過娜塔麗對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不大可能幫得了我們什麼忙。我的健康狀況已經經不起一次逃跑的嘗試,即使有這種機會的話。娜塔麗身邊帶著孩子,也不能去冒這種風險。那麼,還有什麼好說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這裡的所有猶太人的希望一樣:就是美國人和英國人很快就會在法國登陸,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將在東西兩方的夾擊下徹底崩潰,這樣我們就能夠及時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爾在布拉格還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麗在華沙即將陷落時最後一次瞧見他;從那以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過的該是一種多麼像奧德賽 式的生活啊!我能夠倖存下來一定是一個奇跡;他離我們這麼近,這又是另一個奇跡。這樣的事情給了我希望,事實上,使我「堅強」,使我「有了勇氣」。

  帕格·亨利染上了一種波斯流行病,已經發燒好幾天了。他日日夜夜乘坐火車和汽車穿過市鎮和田野,穿過塵暴、酷熱的沙漠,以及白雪皚皚的山口,漸漸變得昏昏沉沉——尤其是到了夜裡;現實和亂夢混雜到了一起。他到達康諾利的司令部時,已經頭重腳輕,甚至在跟霍普金斯和羅斯福講話時,也不得不費了好大氣力才提起精神來。在運輸隊走的路線上度過的那些漫長的、令人眩暈的時刻,帕米拉和勃納-沃克像他死去的兒子和活著的家人一樣,頻繁地出沒在他亂夢顛倒的幻象裡。帕格在神志清醒的時候可以把帕米拉像把華倫那樣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內心裡,可是做起夢來他就毫無辦法了。

  因此,在俄國使館的別墅裡看到勃納-沃克,叫他很吃了一驚:站在那個冷靜、真實的歐斯特·金身旁的,正是他發燒的亂夢中見到的一個人物。帕米拉在德黑蘭!在金的鋒利目光下,他一下子問不出口來:「你們結婚了沒有?」他離開了羅斯福住的別墅,不知道自己上英國使館去應該找的是勃納-沃克勳爵夫人呢,還是帕米拉·塔茨伯利。

  在帕格出來的時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沿著一條砂礫小路正走過來。莫洛托夫熱切地談著,斯大林抽著香煙,朝四下裡張望。他看到帕格,點點頭,微微一笑,四周起皺的眼睛裡閃射出光芒,顯然認出了他。帕格對於政治家的好記憶力已經屢見不鮮,可是這一次還是感到很驚訝。他把霍普金斯的信遞交給斯大林,已經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這個人一直肩負著指揮一場規模巨大的戰爭的重擔,然而他的確還記得他。他身材肥胖,頭髮花白,個子比維克多·亨利還要矮,這會兒他邁著富有彈性的步伐走進了那所別墅。帕格看了幾乎整整一年遍佈莫斯科的種種偶像——塑像、畫像、巨幅照片。它們把斯大林表現成一個傳奇式的、高高在上的全能救世主,跟死去的馬克思和列寧合在一起,成為騰雲駕霧的三位一體中的一員。可是現在走過去的是那個血肉之軀,一個矮胖的、大腹便便的老傢伙,穿了一身嗶嘰制服,褲子兩側自上而下有一道很寬的紅色條紋。然而,那些偶像多少比真人更為真實。帕格這樣想著,一面回憶起斯大林意志統治下的漫長的俄國戰線上一幕幕情景,也回憶起他殺害了千百萬人的記錄。走過去的這個矮小的老頭兒,實在是一個鐵石心腸的巨人。

  溫斯頓·丘吉爾雖然遇到帕格的次數要多些,卻不認識他了。帕格走到英國使館區門外說明自己的身份時,丘吉爾正好離開那兒。他叼著一支長雪茄,由兩個步伐僵硬的陸軍將領和一個矮胖的海軍將領陪著。那雙朦朧而敏銳的眼睛直盯著帕格望了一望,好像看透了他似的,然後這個穿著一身白衣服的弓腰駝背的矮胖子緩緩朝前走了。這位首相看上去很遲鈍,身體好像有點不舒服。

  在英國公使館裡,幾個武裝士兵在花園裡踱來踱去,文職人員三五成群在陽光下聊天。這是一個小得多、也安靜得多的機關。帕格站住腳步,在一株金黃色葉子不住飄落的樹下思忖起來。到哪兒去找她呢?怎樣去打聽她?他對自己這種小家子氣禁不住苦笑起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正在這兒發生,可是在這個歷史高峰之巔,使他感到興奮的卻不是看到三位世界巨人,而是想著要看到一個女人。由於戰爭的機遇,這個女人他每年總看到一兩次。

  他們在莫斯科度過的那一星期由於斯坦德萊忽發奇想,竟然給縮短成了四天,不過那四天留在他的回憶中,像他的蜜月一樣是一場突然浮現出的美夢,安寧而甜蜜,他整天不做別的,就和她作伴,一起吃飯,一起作長時間的散步,一起呆在斯巴索大廈、大歌劇院、馬戲場以及旅館內她的房間裡。他們談起話來簡直沒完沒了,像終身的老友,像久別重逢的夫婦一樣。在她旅館裡的最後一個晚上,他甚至談到了華倫。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在帕米拉的臉上,在她簡短、溫柔的答話裡,找到了安慰。第二天分手的時候,他們竭力控制住自己,用微笑和閒扯來相互告別。誰也沒說那是結局,可是對帕格說來,那至少什麼別的也不是。現在,她又到了這兒。他無法再約束住自己,不去尋找她,就跟他無法屏住自己的呼吸一樣。

  「喲!那不是亨利上校嗎?」這一次倒真是格蘭維爾·西頓。他正和一些穿制服的男男女女站在一塊兒。西頓走上前來拉住他的胳膊,顯得比在同行的途中要熱情得多。「你好嗎,上校?那次卡車旅行可真累死人,是不是?你看上去簡直筋疲力盡啦。」

  「我挺好。」帕格朝蘇聯大使館那個方向做了個手勢。「我剛把你提出的簽訂一個新條約的主意告訴了哈裡·霍普金斯。」

  「真的嗎?你真告訴他了?那可好極啦!」西頓緊緊抱住他的胳膊,嘴裡發出一股強烈的煙草味。「他的反應怎麼樣?」

  「我可以把總統的反應告訴你。」帕格頭暈目眩,脫口而出。他的太陽穴直跳,兩膝發軟。

  西頓仔細看著帕格的臉,緊張地說:「那麼快告訴我。」

  「這件事上個月在莫斯科的外長會議上討論過。俄國人對它拖延敷衍。就是這麼回事。總統不願意使美國捲進你們的這場老糾紛裡去。他必須打贏一場戰爭。他需要斯大林。」

  西頓的臉上一下變得很沮喪。「那麼紅軍就永遠不會離開波斯了。如果你說的話沒錯,羅斯福是在對全體自由人宣佈長期的厄運。」

  維克多·亨利聳聳肩膀。「我猜他的意思是一次只打一場戰爭。」

  「除了對未來的政治發生影響外,」西頓說,「勝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你們美國人還得弄懂這一點。」。

  「不過,要是伊朗人首先提出來,那也許就不一樣了。霍普金斯是這麼說的。」

  「伊朗人嗎?」西頓扮了個鬼臉。「請你原諒,不過美國人對於亞洲和亞洲事務實在是天真得叫人傷心。伊朗人再也不會首先提出,這有數不清的理由。」

  「西頓,你認識勃納-沃克勳爵嗎?」

  「那個空軍少將嗎?認識。他們是為了緬甸的事務把他叫到這兒來的。他現在過去參加全體會議啦。」

  「我想找他的副官,一個空軍婦女輔助隊隊員。」

  「喂,凱特!」西頓叫了一聲,招招手。一個穿著空軍婦女輔助隊制服的漂亮女人從他剛才跟著一起聊天的那群人裡走出來。「這位亨利上校要找未來的勃納-沃克勳爵夫人。」

  一張生了個獅子鼻的臉上兩隻碧綠的眼睛骨碌碌地一閃,貿貿然地打量了帕格一番。「噢,好的。不過,這會兒一切都亂七八糟。她帶了一大堆地圖、圖表這類東西來。他們大概把她安置在戈爾勳爵辦公室外面的那間會客室裡了。」

  「我來領你上那兒去。」西頓說。

  在主樓二層樓的一間小房裡,塞了兩張辦公桌。其中的一張旁邊坐著一個面色通紅、留著濃髭的軍官,正叭嗒叭嗒地打字。對的,他沒好氣地說,另外那張桌子是塞進房來給勃納-沃克的副官坐的。她在那兒工作了好幾小時,可是一會兒工夫前剛出去到德黑蘭市場買東西去了。維克多·亨利從帕米拉的桌上拿起一張小紙條,草草地塗了幾句:嗨!我也在這兒,住在美國陸軍基地軍官宿舍。帕格。然後他把紙條插在插簽上。他們一塊兒走出去的時候,他問西頓說:「這個市場在哪兒?」

  「我勸你別上那兒去找她。」

  「它在哪兒?」

  西頓告訴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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