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_戰爭與回憶_學達書庫

二五六

　　願上帝寬恕我沒聽任他殺了我。有一個想頭在那陣驚恐昏沉中閃過我的心上：要是我現在死了，娜塔麗和路易斯的處境就會更加危險。

　　我結結巴巴地說：「我是一堆卑鄙齷齪的猶太老屎蛋。」

　　「響點兒，我聽不見。」

　　我又說了一遍。

　　「高聲叫，狗屎堆！拼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這個猶太臭豬，踢到你大聲叫出來為止！」

　　「我是一堆卑鄙齷齪的猶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鏡給他，」艾克曼好像沒事人一樣說。「好，站起來。」

　　我掙扎著站起來的時候，有一隻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兒，扶我穩住身子。有人給我把眼鏡戴上。這時，我才一下看出了愛潑斯坦的臉。在那張蒼白的臉上，在那雙迷惘的棕色眼睛裡，結的是兩千年猶太歷史的疤痕。

　　「坐下，傑斯特羅博士，」艾克曼說。他坐在辦公桌後邊抽著煙，神閒氣定，像個銀行經理似的。「現在。我們切實地來談談。」

　　布格爾在他身旁坐下，揚揚得意地咧開嘴笑著。

　　這以後發生的事，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因為我當時頭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克曼說話的腔調仍然是公事公辦的樣子，可是又帶有一點兒揶揄意味。他所說的話幾乎和這頓毒打一樣叫人心煩意亂。党衛軍知道我在教授猶太教法典，而關於猶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進小堡的可怕的牢房去，很少有人能從那裡生還。更叫人震驚的是，他透露說，娜塔麗參加了諷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把她逮捕並立即處決。娜塔麗始終沒和我談過這件事。我只知道她給孩子們表演木偶戲。

　　顯然，艾克曼告訴我這些事情，是為了加深布格爾的野蠻毆打給我的教訓。那就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權利，或者說，作為西方文明人的權利，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已經越過了界線。由於我們所犯下的罪，我們已經無權要求恢復在巴登—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們隨時隨刻都有生命危險。他以一種特別尖刻的坦率態度又加上一句：「其實我們倒並不在意你們猶太人怎樣自尋樂趣！」他要我繼續教下去，並且還說，如果娜塔麗不再演那種諷刺劇的話，那對我們兩個人來說只會更難辦，因為我不可以把她離開党衛軍總部後發生的事告訴她。我決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出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會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說愛潑斯坦會向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長老的手續，然後他簡慢地揮了揮手，吩咐我離開。我從椅子上幾乎站不起身來。愛潑斯坦只好扶著我一拐一拐走了出去。在我們身後，我們可以聽見那兩個德國人說笑話，縱聲大笑。

　　我們一塊兒離開了党衛軍總部，愛潑斯坦始終一句話也沒說。走過圍牆那兒衛兵面前時，我強使自己像平常那樣走。我發現，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麼厲害。愛潑斯坦把我帶到理髮店，讓我理了發，修剪了鬍子。我們又走到委員會會議室。一個攝影師正在那兒預備給集合在一起的長老們拍新聞照片。有一個記者，一個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當漂亮的年輕德國女人，正在問問題，記筆記。我和長老們一塊兒擺好姿勢，另外又單獨照了一張照片。記者跟我，還跟其他人談話。我相信，這兩個一定是真正的新聞記者，他們一定會帶著一篇很有說服力的報道離開——一篇連他們自己也會相信的、有關管理猶太樂園的猶太委員會的報道。這個委員會是一群神情安詳、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還包括《一個猶太人的耶穌》的作者，著名的埃倫·傑斯特羅博士。

　　這樣公開利用我的姓名和讓我露面，就擺明瞭：我和娜塔麗已經無法通過外交途徑獲得援救了。就算這篇報道是供歐洲人閱讀的，美國方面慢慢肯定也會聽說到它。我給特萊西恩施塔特增添的這一點兒光彩，似乎已經超過了國務院為了我們這件事所能給德國人增添的麻煩。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幾年。在這種徒勞無益的進程能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們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在我下筆寫到抵銷這種種驚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爾的死裡逃生以前，我還想對上面這件事寫下幾句話。

　　我活了六十五年，簡直沒受到過什麼粗暴的體罰。實際上，我所記得的最近一個例子，還是在奧斯威辛的猶太教法典學校讀書時萊撒爾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萊撒爾拉比可以說是一下把我的猶太人身份打掉了，而這次一個党衛軍軍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間後所做的事，除了對我自己外，對任何人也許都沒什麼意義。自從離開錫耶納的時刻起，我一直帶著一個隱藏得很好、專備急用的小錢包，裡面藏著鑽石，以及我少年時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謝上帝，因為我們算是「知名人士」，所以還沒被搜過身。我把這些折疊得破舊的、日期為一九〇〇年的文件取了出來，撕得粉碎。今天早上，我大約五十年以來第一次戴上了經匣。我是從隔壁一個虔誠的老人那兒借來的。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在我餘下的有生之年裡，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猶太上帝呢？這且不去管它。我教授猶太教法典，當然並不是為了這個。我是不知不覺教起來的。圖書館裡的年輕人問我一些問題。提問題的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小組，我發現自己也喜歡這套高雅的邏輯老把戲，於是慢慢便成了常規。當我把那些經匣，那些裡面裝著摩西語錄的陳舊、汙黑的皮盒子縛在頭上和手上的時候，它們對我並沒什麼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奮作用。事實上，雖然我獨自一個，我還是覺得自己裝腔作勢，傻裡傻氣。但是我還是要這麼做下去。這樣我便答覆了艾克曼。至於那個古老的猶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賬要算，要是我得說明我的背教行為，他就得說明一下特萊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約伯和《哀歌》都教導說，我們猶太人將奮起應付大難。所以要戴經匣。就讓它這樣下去吧。

　　這正好說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說明了我個人的愚蠢，因為多少年來我一直不肯相信關於納粹殘酷迫害猶太人的報道，甚至不願相信我親眼目睹的事，可是現在我確信最最可怕的報道全是真實無訛的。怎麼會起了這麼大的轉變？有什麼比我跟艾克曼和布格爾的這次會見更有說服力呢？

　　說到頭，我在這兒已經看到過不少德國人的殘暴行為了。我看到過一名党衛軍士兵用棍子把一個老婦人打得跪倒在雪地裡，只不過因為她在叫賣香煙頭的時候給他逮住了。我聽說過孩子們因為偷了食物，在小堡裡給活活吊死。還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星期前，党衛軍把猶太區的全體居民押到田野裡去，在凜冽的寒風中把我們點了一遍又一遍，時間長達十二小時，而且在那個下雨的夜晚竟讓四萬多人在露天裡站著。在那一大群饑寒交迫的人中，傳播著謠言說，他們將在黑暗中用機槍把我們全部打死。於是許多人朝著城門蜂擁奔逃。娜塔麗和我避開了人流，平安歸來，可是我們聽說第二天早上田野裡滿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蓋的屍體。

　　然而，這一切都沒使我看清事實。我和艾克曼的會面，卻使我看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是由於那個最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實：一個人實際上無法感覺到另一個人的苦難。更壞的是，讓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對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吧：旁人的苦難反而會使人感到慶倖，感到寬慰，因為他自己逃過了這種苦難。

　　艾克曼不是一個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個平庸的官僚，儘管要扮演這麼一個角色時，他會扮演得十分出色。這個講求實效的柏林官員跟那個誇誇其談的瘋子希特勒比起來，是一個更為可怕的人物。這種人物經常出沒在二十世紀，促成了兩次戰爭。他是一個有理性、有識見、生氣勃勃、甚至和藹可親的傢伙。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是西方的一個文明人。然而轉瞬之間，他可以下令對一個身體衰弱的老人幹出可怕的暴行來，自己還安詳地袖手旁觀；再一轉眼，他的態度又可以重新變得彬彬有禮，像歐洲人那樣，一點兒也不感到這麼做是反復無常，甚至對於那個無法理解人性這一表現的受害者的狼狽相，還要報以譏諷的冷笑。像希特勒一樣，他也是個奧地利人。像他一樣，在這個可怕的世紀裡，他也是典型的德國人。

　　這個不容易懂的真理我總算弄明白了。然而無論如何，我到死都不願意譴責一整個民族。在這件事上，我們猶太人已經受夠了。我會想起那個歷史學家卡爾·弗裡施，他從海德爾堡到耶魯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一個極富於幽默感的溫和、開明、淵博的人。我會想起二十年代裡柏林藝術和思潮蓬蓬勃勃的驚人發展。我還會想起赫格謝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時候在他們家住了六個月，他們是第一流的好人——這點我可以發誓——在一個反猶主義在政治上甚囂塵上的時候，他們都一點兒沒反猶的色彩。這樣的德國人還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數。一定就是他們創造了德國的美，以及德國的藝術、哲學和科學：這些才是所謂「德國文化」，是遠在它成為一個被詛咒的、恐怖的名詞之前，就被創造出來的。

　　我不理解德國人。阿提拉、阿拉力克、成吉思汗、塔馬蘭在狂熱的開疆拓土中消滅了所有反抗他們的人。在世界大戰期間，穆斯林土耳其人屠殺了基督徒亞美尼亞人，可是亞美尼亞人當時投靠了敵人沙皇俄羅斯，而且這是在小亞細亞發生的。

　　德國人是基督教歐洲的一部分。猶太人曾經熱情地信奉和豐富了德國的文化、藝術和科

　　學。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猶太人對德皇的盲目忠誠是有案可查的。不，這樣的事是空前的。我們陷進了一個神秘的、巨大的歷史進程裡，一個新紀元行將誕生時的難熬痛苦之中。正如同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時那樣，我們註定得呆在這場大變動的中心，首當其衝地遭受磨難。

　　我一生中在學術上持有的不可知論的人道主義觀點實在非常好。我寫的有關基督教的書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但是總的說來，我還是在奔波中度過了一生。現在，我才轉過身站定了。我是一個猶太人。有句市井俚語說得好：「那個人所需要的，就是對他屁股上猛踢一腳。」這句話好像說中了我一生的經歷。

　　班瑞爾·傑斯特羅在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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