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222)_學達書庫

二二二

　　我們探討問題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協調內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協調個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學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為政治本身不是別的，它無非是這一切利益的代表（對其他國家而言）。至於政治有時會具有錯誤的方向，會主要地為統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虛榮服務，這不是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因為軍事藝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作為政治的導師。在這裡我們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個社會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現在的問題僅僅是：在制訂戰爭計劃時，是政治觀點應該讓位於純粹的軍事觀點（假設這種觀點可以想像的話），即政治觀點完全消失或從屬純粹的軍事觀點，還是政治觀點仍然是主導的，而軍事觀點應該從屬它。

　　只有在戰爭是單純由敵對感情引起的殊死鬥爭的情況下，才可以設想政治觀點會隨著戰爭的爆發而消失。然而，正象我們上面說過的那樣，觀實戰爭無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現。使政治觀點從屬軍事觀點，那是荒謬的，因為戰爭是由政治產生的。

　　政治是頭腦，戰爭只不過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軍事觀點從屬政治觀點。

　　讓我們想一想現實戰爭的性質，回憶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經講過的，我們首先應該根據由政治因素和政治關係產生的戰爭的特點和主要輪廓的概念性來認識每次戰爭，而且時常——在今天，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必須把戰爭看作是一個各個部分不能分離的右庇的整體，也就是說，各個部分的活動都必須彙集到整體中去，並從整體這個觀念出發。這樣，我們就會完全確信和明白，藉以確定戰爭主要路線和指導戰爭的最高觀點不能是別的，只能是政治觀點。

　　從這一觀點出發，制訂的戰爭計劃就會象一個鑄件那樣完整，對它的理解和評價就此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的說服力就比較強，它所依據的理由就比較充分，歷史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從這一觀點出發，政治利益和軍事利益之間的衝突就至少不再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因此，如果出現了這種衝突，也只能認為是由於人的認識能力不完善的緣故。

　　如果政治向戰爭提出戰爭所不能實現的要求，那麼它就違背了政治應該瞭解它想使用的工具這一前提，也就是違背了一個應該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確地判斷戰爭事件的進程，那麼，確定什麼樣的戰爭事件和戰爭事件的什麼樣的方向是同戰爭目標相適應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簡而言之，軍事藝術在它最高的領域內就成了政治，當然不是寫外交文書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據這一觀點，對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事件或它的計劃進行純軍事的評價是不能容許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訂戰爭計劃時向軍人諮詢，象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樣，讓他們從純軍事觀點來進行判斷，那確實是荒謬的。而有些理論家要求把現有的戰爭手段交給統帥，要統帥根據手段制訂一個純軍事的戰爭計劃或戰局計劃，那就更荒謬了。一般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儘管今天的軍事非常複雜，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戰爭的主要輪廓仍始終是由政府決定的，用專門的術語來說，只是由政治當局，而不是由軍事當局決定的。

　　這完全是事物的性質決定的。如果對政治關係沒有透徹的瞭解，是不可能制訂出戰爭所需要的主要計劃來的。

　　當人們說政治對作戰的有害影響時（人們是常常這樣說的），他們所說的實際上完全不是他們想要說的意思，他們指責的其實並不是政治對作戰的影響，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如果政治同它的目標是一致的，那麼，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圖來說就只能對戰爭發生有利的影響。當這種影響同目標不一致時，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錯誤中去尋找。

　　只有當政治期待從某些戰爭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們的性質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時，政治才會通過它的決定對戰爭發生有害的影響。正象一個人用不十分熟練的語言有時不能正確地表達正確的思想一樣，政治也常常會作出不符合自己本來意圖的決定。

　　這種情況經常不斷地發生，於是人們就感覺到進行政治交往時必須對軍事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然而，我們在繼續論述以前，必須防止一種很容易產生的錯誤的理解。我們決不認為，當君主本人不親自掌握- 內閣時，一個埋頭於公文的國防大臣，或者一個學識淵博的軍事工程師，或者甚至一個能征善戰的軍人就因此可以成為傑出的首相。

　　換句話說，我們決不認為，熟悉軍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質。偉大而出眾的頭腦、堅強的性格，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質。至於軍事知識，那是可以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很好地予以彌補的。法國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再沒有比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當權時更糟的了，儘管這三個人都是優秀的軍人。

　　要使一次戰爭完全同政治意圖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戰爭手段相適應，如果沒有一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的統帥，那麼就只有一個好辦法，只好使最高統帥成為內閣的成員，以便內閣能參與統帥的主要活動。但是，只有當內閣即政府就在戰場附近，從而不必費很多的時間就能決定各法聯盟各國的君主這樣做了，而且這種做法證明是完全行在內閣中，除了最高統帥的影響外，任何其他軍人的影響都是極端危險的，這種影響很少能夠導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動。法國的卡諾於1793、1794和1795年從巴黎指揮作戰的例子在這裡是用不上的，因為只有革命政府才執行恐現在我們想以歷史的考察結束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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