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215)_學達書庫

二一五

　　假如他們也同亞洲的國家發生過戰爭，那麼就其作用來說他們同亞歷山大就更相似了。無論如何，從他們在戰爭中敢作敢為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他們看作是拿破崙的先驅者。

　　然而，戰爭從這方面獲得的威力和徹底性，又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軍隊是靠國庫維持的，君主幾乎把國庫看作是他私人的金庫，至少看作是屬政府而不屬人民的東西。同其他國家的關係，除了一些貿易往來以外，大部分隻涉及國庫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這是一種普遍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財產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斷努力增加財富，可是它的臣民對此卻沒有多大興趣。在韃靼人出征時，是全體人民參加戰爭，在古代共和國和中世紀，是多數人民——如果人民這一概念只限於指國家真正的國民而言——參加戰爭，但在十八世紀的這種狀態下，人民根本沒有直接參加戰爭，只是通過其一般素質的優劣對戰爭有些間接的影響。

　　這樣，當政府脫離了人民並把自己看作是國家的時候，戰爭也就純粹是政府依靠國庫內的金錢和本國的、鄰國的無業遊民所從事的事業了。於是各國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說使用手段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都有了一定的限度，這種限度是作戰雙方彼此都能估計出來的。由於有了這種限度，戰爭的最危險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趨向極端的趨勢和與此有聯繫的一系列難以估計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們大體上可以知道敵國有多少金錢、財富和信用貸款，也可以知道敵國有多少軍隊。在戰爭開始時大量增加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敵人最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毀滅就有了相當的把握；意識到自己力量有限，就會選擇適當的目標。既然不致遭到極端的打擊，自己也就沒有必要去追求極端了。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性不再驅使人們去追求極端，只有勇氣和榮譽心還能促使人們追求極端，但是這在國家關係中會遇到強大的阻力。甚至君主自己擔任統帥也不得不謹慎地對待戰爭工具。如果軍隊被粉碎了，他就無法建立新的軍隊，而且除了這支軍隊以外，他什麼也沒有了。這就要求在採取行動時特別慎重。

　　只有當時機極為有利時，才可以使用這種代價很高的手段。

　　統帥的藝術就在於善於創造這種極為有利的時機。在這種時機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人們仿佛就無事可作，就沒有理由採取行動，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動機就都像是靜止的。進攻者最初的動機也就消失於謹慎和躊躇之中。

　　這樣，戰爭實質上已變成真正的紙牌遊戲，洗牌的是時間和偶然性。戰爭就其意義來說只是一種比較強硬的外交，是一種比較有力的謀求談判的方式，在這裡會戰和圍攻是重要的外交文書。即使是榮譽心最強烈的人，他的目標也不過是謀取適當的利益，以便締結和約時作為資本。

　　我們已經說過，戰爭所以具有這種有限的、規模較小的形態，是因為它所依靠的基礎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這樣出色的統帥和國王，率領他們出色的軍隊所以沒有能夠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滿足于取得普通的戰果，是因為歐洲存在著政治均勢。從前，當歐洲存在著許多小國的時候，它們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關係，距離近、接觸多，存在著親戚關係和個人友誼，這一切都可以阻止個別國家迅速強大起來。而現在國家變大了，它們的中心之間的距離遠了，這一點就由各國外交事務的更大發展來實現了。政治利害關係、引力和斥力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微妙的體系，以致沒有所有國家的政府參與，在歐洲已發生不了任何炮擊。

　　因此，新的亞歷山大除了一把利劍以外還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筆，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別國方面還是很少有大的進展。

　　雖然路易十四企圖破壞歐洲的均勢，而且在十七世紀末他已經不必擔心普遍對他的敵對情緒，可是他仍然是以傳統的方式進行戰爭的，這是因為他的軍隊雖然是最強大、最富有的王國的軍隊，但就其性質來說，仍然同其他王國的軍隊是一樣的。

　　對敵國進行掠奪和破壞，在韃靼人時代、古代各民族時代，甚至在中世紀都起過巨大的作用，但在現在已經不符合時代的精神了。人們有理由把這種行為看作是無益的和野蠻的，因為這種行為很容易遭到報復，而且它所打擊的與其說是敵國政府，不如說是敵國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麼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遠處於落後狀態。因此，戰爭不僅就其手段來說，而且就其目標來說，都越來越局限於軍隊本身。軍隊及其要塞和構築良好的陣地形成了國中之國，戰爭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整個歐洲都因為有這種趨勢而感到高興，並且認為這是智力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這是一種誤解（正象我們以前已經說過，而且以後還要再說的那樣，智力的進一步發展決不會導致矛盾，決不可能使二乘二等於五），但對各國人民來說，這種變化卻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變化使戰爭更純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關係疏遠了。在這個時期，一個國家如果是進攻者，那麼它的戰爭計劃大多在於佔領敵國的這個或那個地區；一個國家如果是防禦者，那麼它的戰爭計劃就在於阻止敵人達到這個目的；而各個戰局計劃則在於攻佔敵人的這個或那個要塞，或阻止敵人攻佔自己的要塞；只是當為了達到目的會戰是不可避免的時候，才尋求和進行會戰。如果會戰不是不可避免的，統帥只是由於求勝心切而尋求會戰，那麼，他就會被認為是鹵莽的統帥。

　　通常，一次戰局只進行一次圍攻，最多進行兩次圍攻就結束了，而冬營已經被認為是必然的休戰時期。在冬營期間，一方的不利狀態決不會成為另一方的有利條件，雙方的相互接觸幾乎完全中斷，所以說，冬營成了一次戰局和另一次戰局之間明顯的界限。

　　如果雙方的力量過於均衡，或者進攻的一方顯然是弱者，那麼就連會戰和圍攻也不會發生，於是一次戰局的全部活動就只限於保持某幾個陣地和倉庫或者按部就班地蠶食敵人的某些地區。

　　只要戰爭到處是這樣進行的，戰爭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終是這樣直接和明顯，人們在上述狀態中就不會發現什麼矛盾，就會認為這一切都處在最正常的狀態之中。從十八世紀開始的對軍事藝術的評論只注意戰爭的個別問題，不大考慮戰爭的開始和結局。於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關於偉大和完美的統帥的說法，甚至連道恩元帥也似乎應該看作是偉大的統帥，儘管他的功績主要是讓腓特烈大帝完全達到了目的，而使瑪利亞·特利莎完全沒有達到目的山。在那個時候，只是間或出現過精闢的見解，出現過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見解，認為如果擁有優勢的兵力，就應該爭取某種積極的成果，否則，無論玩弄什麼技巧都是沒有把仗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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