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182)_學達書庫

一八二

　　我們上面談的是戰略機動的一般特性。現在，我們還要談談戰略機動對作戰的一種特殊影響，也就是說，它常常使軍隊離開主要道路和城鎮，開往遙遠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當臨時發生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為行動的動機時，國家的總的方針對作戰的影響就會減弱。因此我們看到，軍隊往往開到從戰爭的重大而又簡單的需要來說決不應該開去的地方，因而，戰爭過程中的個別情況的改變和變化在這裡比在大規模決戰的戰爭中要大得多。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七年戰爭中的最後五次戰局。儘管當時總的形勢沒有變化，但是每一次戰局都有所不同，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這幾次戰局中，雎然聯軍的進攻意圖比過去戰爭中的大多數戰局都強烈得多，但是同一個措施沒有採用過兩次。

　　我們在不求大規模決戰的戰區防禦這一章中，指出了軍事行動的幾種手段，以及這些手段的內在聯繫、條件和特性，關於它們的具體措施，在前面也已經較詳細地談過了。

　　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些不同的手段能不能提出概括整體的原則、規則和方法？我們的回答是，如果我們從歷史上來看，那麼從變化無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這些東西的，對具有多種多樣的、變化多端的性質的整體來說，除依靠經驗以外，我們認為幾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論法則的。追求大規模決戰的戰爭不僅簡單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這種戰爭更不受內在矛盾的約束，它更客觀，更受內在必然性法則的支配，因此人們可以合理地規定它的形式和法則。而對不求決戰的戰爭來說，要作到這一點卻困難得多。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形成的大規模作戰理論中的兩個基本原則，即標洛的基地寬度和約米尼的內線配置，如果用到戰區防禦上，經驗也會告訴我們它們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沒有用處的。但是作為單純的形式，這兩個基本原則在這裡應該是最有用的，因為行動的時間越長，空間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對結果有影響的其他因素佔優勢。但是，我們看到，它們只不過是事物的個別方面，它們決不會帶來決定性的利益。手段和當時條件的特點必然具有打破一般原則的作用，這是非常明顯的。如果說道恩元U巾的特點是善於作寬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選擇陣地，那麼腓特烈大帝的特點則是經常集中主力，緊緊接近敵人，以便見機行動。這兩個人的特點不僅產生於他們的軍隊的素質，而且也產生於他們所具備的條件。一個國王比一個要對上面負責的統帥更容易見機行事。在這裡我們還要再一次強調，批判者沒有權利認為，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同的作風和方法有高低之分，不能認為它們之間有從屬關係。這些不同的作風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只能根據具體情況來斷定它們的使用價值。

　　我們並不打算在這裡十一列舉由於軍隊、國家和各種情況的特點可能產生的這些不同作風和方法。關於它們的影響，我們在前面已經一般地談過了。

　　因此，我們承認在本章中無法提出原則、規則和方法來，因為歷史沒有給我們提供這些東西，在每一個具體場合，我們幾乎都碰到一些特殊的現象，這些現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從這一方面研究歷史並不是沒有益處的。在沒有體系和沒有真理機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用熟練的判斷和從長期經驗中得來的敏銳感覺才能認識這一真理，歷史在這一方面雖然沒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場合一樣，卻給判斷提供了鍛煉的機會。

　　我們只想提出一個概括整體的原則，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想再重複和明確一下我們在這裡所論述的一切問題的基本前提，並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則的形式。

　　這裡所舉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對的價值。只是在雙方都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才能應用它們。如果超出這個領域之外，就有另一個較高的法則起支配作用，那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現象世界。統帥決不可忘記這一點，決不可懷著自以為是的信念，把狹窄領域內的東西看成是絕對的。統帥決不可把他在這裡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經擔心這些手段不適用時還使用它們。

　　從我們目前的立足點出發，好象不可能產生上述那種錯誤。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卻不是這樣，因為在那裡事物之間的界限不是那麼明顯的。

　　我們必須再次提醒讀者注意，我們為了使觀念明確、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時只把完全對立的、即極端對立的方式作為對象，但是戰爭的具體情況大多是處於中間狀態的，所以受上述極端的觀點支配的程度取決於戰爭的具體情況同極端對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因此，一般說來，首要的問題是統帥能夠預先斷定敵人是否企圖採取較大的、較堅決的措施，他有無力量用這種措施戰勝我們。只要敵人有一點這樣做的可能性，我們就必須放棄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過自願的犧牲改善自己的態勢，準備迎接較大的決戰。換句話說：統帥首先應該正確地估計情況，並根據這個估計採取行動。

　　為了通過實際生活中的例子更明確地說明這些觀念，我們想概略地談一些在我們看來是情況估計得不正確而行動的實例，也就是說，在這些例子中一方的統帥是按敵人不堅決行動的情況採取措施的。我們先從1757年戰局的開始談起，從當時奧地利軍隊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們沒有估計到腓特烈大帝會如此堅決地發動進攻。當卡爾·亞歷山大已經陷入必須率領軍隊投降的險境時，皮科洛米尼的一個軍卻還停留在西里西亞邊境。這就說明，他們對情況，完全瞭解錯了。

　　1758年，法國不僅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協定的迷惑(這個事實不屬我們論述的範圍) ，而且兩個月後，對自己的敵人可能採取的行動也判斷錯了，結果喪失了威悉河和萊茵河之間的全部土地。至於1759年腓特烈大帝在馬克森，以及1760年在蘭德斯胡特，由於不相信敵人會採取那樣堅決的措施而對敵情完全判斷錯誤的情況，我們已經談過了。

　　在歷史上恐怕很難找到比1792年在估計敵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錯誤了。人們原來認為利用少量的援軍就可以結束一次內戰，結果卻受到政治熱情發生根本變化的法國人民的巨大壓力。我們所以把這個錯誤稱為嚴重的錯誤，是因為這個錯誤後來導致了嚴重的結果，並不是因為當時很容易避免這個錯誤。至於在軍事上，那就不能否認，以後幾年連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1794年的戰局。在這次戰局中，聯軍不僅完全沒有認識到敵人進攻的強烈性，因而使用了擴大陣地正面和戰略機動這種微不足道的方法，而且從普奧兩國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放棄比利時和荷蘭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國政府很少估計到來勢兇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蒙特諾特、洛迪和其他地方進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證明，奧軍在如何對付拿破崙這個人的問題上知道得太少。1800年，梅拉斯將軍遭到慘敗，這並不是法軍突然襲擊的直接結果，而是因為他對這一襲擊可能產生的後果估計錯了。

　　1805年，烏耳姆作為徒具科學形式、但力量極為薄弱的戰略紐帶的最後一端來說，它可以阻擋道思或拉西那樣的統帥，但不能阻擋拿破崙這個革命皇帝。

　　1806年，普魯士曾處在猶豫不決和混亂狀態中，這是陳腐的、狹隘的、無用的觀點和措施同一些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明確的認識和正確的感覺混雜在一起的結果。假如普魯士對自己的處境有清楚的認識和充分的估價，那麼它怎麼會把三萬人留在普魯士國內，準備在威斯特伐利亞另開一個戰區呢？怎麼會決定以呂歇爾軍和魏馬軍進行小規模攻擊取得某種成果呢1597又怎麼會在會議的最後時刻還討論倉庫的危險和某些地區的損失等問題呢？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戰局中，在開始時也並不是沒有出現過由於錯誤地判斷了敵情而採取不正確的行動的情況。在維爾那的大本營裡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他們堅持要在邊境附近舉行會戰，其目的是使敵人不受懲罰就不能進入俄國領土。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這次會戰可能失敗，或者說一定要失敗，他們在當時雖然不知道前來進攻八萬俄軍的是三十萬法軍，但敵人在兵力上一定擁有巨大優勢是知道的。他們的主要錯誤是對這—會戰的價值估計不當。他們認為，即使這一會戰失敗，也不過是同其他敗仗一樣，僅僅是一次敗仗而已。其實，人們有充分根據可以肯定，在邊境附近進行的這一主要決戰如果遭到失敗，是會帶來一系列其他後果的。甚至德裡薩營壘的利用，也是一個完全錯誤地判斷了敵情而採取的措施。假使俄軍想固守這個營壘，就會四面遭到攻擊而完全陷於孤立，法軍就有辦法迫使俄軍放下武器。這個營壘的構築者並沒有考慮到要對付力量這樣大和意圖這樣堅決的敵人。

　　然而，甚至是拿破崙，有時也會作出錯誤的估計。1813年停戰以後，他認為派幾個軍就可以阻止布留赫爾和瑞典王儲所率領的聯軍的次要部分，他認為自己的這幾個軍，雖然不足以進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卻可以促使對方象在過去的戰爭中常見的一樣謹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動。他沒有充分估計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險在布留赫爾和標洛身上會發生什麼樣的作用。

　　拿破崙對於老布留赫爾的敢作敢為精神總是估計不足的，在來比錫，從拿破崙手中奪去勝利的正是布留赫爾，在郎城，拿破崙所以沒有被布留赫爾徹底擊潰，只是因為出現了完全在拿破崙估計之外的情況。在滑鐵盧，拿破崙終於苧受到致命的雷擊一樣，由於這個估計不足的錯誤而受到了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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