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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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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戰爭中的道恩是前一種情況的例子，腓特烈大帝是後一種情況的例子。我們看到，道恩差不多總是在腓特烈大帝過分大膽和輕視他的時候發動進攻，他在霍赫基爾希、馬克森和蘭德斯胡特就是這樣。與此相反，我們看到，腓特烈大帝幾乎不斷地進行運動，力圖以自己的主力消滅道恩的這一個或那一個單獨的部隊，但由於道思既擁有優勢兵力又異常小心謹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時候很少，至少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們不能認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無作用的。實際上，這種努力本身就包含著一種很有效果的抵抗，因為敵人為了避免進行不利的戰鬥就會被迫處於小心和緊張的狀態，這樣，敵人本來可以用來進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銷掉了。我們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亞戰局，當時道恩和俄國軍隊正是由於擔心有時在這裡、有時在那裡遭到普魯士國王的攻擊或者被擊潰，才不敢前進一步。談到這裡我們認為，關於不求決戰的戰區防禦的主導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個行動的依據等一切問題都已經談到了。我們主要是把這些問題列舉出來，使讀者瞭解整個戰略活動的全貌，至於它們的具體措施，如選擇陣地、行軍等等，我們在前面已經比較詳細地研究過了。 如果我們再總的看一看這個問題，就必然會認為，當進攻精神很微弱，雙方對決戰的要求很小，積極動機很缺乏，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內在牽制力量卻很多時，就象我們在上面所設想的那樣，進攻和防禦之間的本質差別就必然漸漸消失。當然，在戰局開始階段，作戰一方要進入另一方的戰區，要在一定程度上採取進攻的形式，但是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會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來在敵人土地上保衛自己的國家。於是就形成了雙方對峙的局面，這實際上是相互監視。雙方都考慮如何不失去任何東西，同樣也許雙方都在考慮，如何為自己取得實際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本來的防禦者甚至反而能夠超過他的敵人，腓特烈大帝在當時就是這樣。 進攻者越是放棄作為前進者的地位，防禦者受到的威脅就越少，也就是越不需要進行真正的防禦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從而進攻和防禦之間就越容易出現均勢。在這種均勢狀態中，雙方的活動的目的都只是從對方手中奪取某種利益並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損害，也就是雙方都力圖進行真正的戰略機動。凡是由於各種情況或政治意圖不允許進行大規模決戰的戰局，顯然都或多或少具有這種性質。 關於戰略機動的問題，我們準備在下一篇用專門的一章來研究。但是，這種雙方力量的平穩的賭博在理論上人們常常賦予它不應得的重要性，而且主要是在防禦中賦予它這種不應得的重要性的，所以我們在研究防禦的時候，有必要對它作進一步的說明。 我們把這種機動稱之為雙方力量的平穩的賭博。凡是沒有整體的運動的地方，就有均勢存在，而凡是沒有遠大的目的在推動的地方，就沒有整體的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雙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懸殊，都應該認為他們處於均勢。引起較小行動和目的的個別原因是從整體的這種均勢中產生的。這些小的行動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它們不再受到大規模決戰和大的危險的束縛。因此，雙方都把賭大輸贏的資本換成小籌碼進行賭博，也就是把整個行動分解為許多小規模的活動。隨著這種為了取得微小利益而發生的小規模的行動的出現，雙方統帥之間就展開了一場運用技巧的鬥爭。而且在戰爭中永遠不可能沒有偶然性，從而也不可能不存在幸運，所以這種鬥爭永遠不能不是廣種賭博。可是這裡產生了另外兩個問題：同一切都集中於一次大規模行動的場合比較起來，在這種機動中，偶然性對勝負所起的作用是否較小？智力的作用是否較大？我們對後一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整體分成的部分越多，對時間( 包括各次行動的具體時間)和空間(包括各次行動的具體地點) 的考慮越多，智謀起作用的領域就越大，也就是說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這時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動的領域縮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銷它全部的活動，因此，我們不一定要對前一個問題也作肯定的答覆。也就是說我們決不能忘記，智力活動並不是統帥的唯一的精神活動。在進行大規模的決戰時，勇氣、堅強、果斷、沉著等素質就比較重要，而在雙方力量平穩的賭博中，這些素質所起的作用卻比較小，在這裡智謀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僅縮小了偶然性的活動範圍，而且也削弱了上述這些素質的作用。但從另一方面看，在進行大規模的決戰時，這些光輝的素質卻能夠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領域，並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智謀在這種場合所顧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見，這裡存在著幾種力量的衝突，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偶然性在大規模決戰中要比在雙方力量平穩的賭博的總結局中起更大的作用。如果我們說，我們在這種賭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雙方運用技巧的鬥爭，那麼這只是指智謀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個軍事上的造詣。 促使人們賦予戰略機動以上述那種不應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戰略機動的這個方面。首先，他們把這種技巧同統帥的全部精神活動混為一談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如上所述，我們必須承認，在大規模決戰的時刻統帥的，其他精神活動在起支配作用。這種支配力量即使主要來源於巨大的感受，來源於幾乎無意識產生的和未經長時間思索的靈感，也仍然是軍事藝術中的一個真正的公民，因為軍事藝術既不是單純智力活動的領域，也不是智力活動占支配地位的領域。其次，人們認為，戰局中任何一次沒有結果的活動的出現都同某一方甚至雙方統帥的這種高超的技巧有關。實際上，產生這種沒有結果的活動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卻經常存在於使戰爭變成這樣一種賭博的總的情況之中。 從前文明國家的大多數戰爭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相互監視，而不是打垮敵人，所以大多數戰局必然帶有戰略機動的特性。這些戰局如果不是著名的統帥指揮的，人們就不會注意它們，如果一方甚至雙方是著名的偉大統帥( 如屠朗和蒙特庫科利) 指揮的，人們就會根據這些統帥的名望而說整個機動藝術是最傑出的典範。這樣，人們就把這種遊戲看作是軍事藝術的頂峰，稱它是軍事藝術的最高修養的表現，因而把它作為研究軍事藝術的主要依據了。 這種見解在法國革命戰爭以前的理論界相當流行。法國革命戰爭突然打開一個同過去完全不同的戰爭現象的世界，這些現象在最初顯得有些粗野和簡單，但後來在拿破崙所指揮的戰爭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帶來了使所有人驚歎的成果。這時人們就想拋棄舊的方法，認為上述一切都是新發現和偉大思想等等的結果，當然也認為是社會狀況改變的結果。此外，人們認為，舊的方法已經完全不需要了，也決不會再出現了。但是，在任何一種思想發生大變革時，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派別，這裡也不例外，舊的觀點也有它的衛護者。這些人把新的現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為，是軍事藝術的總的沒落，並且認為，正是那種平穩的、沒有結果的、無所作為的戰爭賭博才應該成為軍事藝術發展的方向。這種見解是如此地缺乏邏輯和不合哲理，以致人們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極端混亂。但是那種認為舊的方法不會再出現的人，也是考慮得不周到的。在軍事藝術領域內的新現象中，只有極小的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新發明和新思想的結果，而大部分則是新的社會狀況和社會關係的改變所引起的。但是，當這些社會狀況和社會關係處在激烈的動盪過程中時，還不應該把它們當作標準，因此，毫無疑問，過去的大部分戰爭現象還會重新出現。在這裡，我們不打算深入討論這一問題，只想指出雙方力量的平穩的賭博在整』個戰爭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義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內在聯繫，藉以說明它是雙方的種種受到限制的條件的產物，是顯著地緩和了的戰爭要素的產物。在這種賭博中，某一方的統帥可能比另一方統帥高明一些。因此，當他在兵力上能夠和敵人抗衡時，就可以獲得某些利益，在兵力較弱時，運用他傑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對方保持均勢。但是，要想從這裡找到統帥獲得最高榮譽和變得偉大的原因，則是同事物的性質有很大矛盾的。恰恰相反，這種戰局倒常常是一個可靠的標誌，它表明雙方統帥都沒有偉大的軍事才能，或者，由於受到條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發動大規模決戰。 可見，這種戰局永遠不會是獲得最高的軍人榮譽的領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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