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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在渴望瞭解真相和獲得確證的今天,人們怎能容忍那些流行的歷史證明呢?要在戰爭過程中利用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須積極地活動、迅速地定下決心和進行強行軍。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是大家公認在這方面造詣最深的統師,但是,從他們的戰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充分地作到了這一切,也並非總能取得預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 月曾非常出敵不意地從包岑襲擊拉西將軍,轉而又襲擊德累斯頓,在整個這段插曲中他不僅實際上一無所得,反而丟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處境明顯地惡化。

  拿破崙在1813年曾經兩次突然從德累斯頓襲擊布留赫爾(至於他從上勞西次突入波希米亞就根本不用提了),兩次都完全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只不過是浪費時間和兵力,撲了個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頓幾乎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因此,在戰爭中要通過出敵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靠指揮官的活動、魄力和果斷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其他有利條件。但是,我們不是想完全否認出敵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是想指出巨大的效果同其他有利的條件是分不開的,而這些條件並不是經常具備的,也很少是指揮官所能創造出來的。

  在這方面,這兩位統帥也提供了另外兩個鮮明的例子。1814年,當布留赫爾的軍隊離開主力軍團向馬恩河下游移動時,拿破崙對它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襲擊。要想以兩天出敵不意的行軍取得比這更大的戰果是不容易的。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爾的軍隊被各個擊破了,遭受了相當於一次主力會戰失敗時那樣的損失。這完全是出敵不意的效果,因為,假使布留赫爾預料到拿破崙可能對他襲擊,他就完全不會這樣組織行軍了。這次出敵不意的襲擊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爾行軍組織的錯誤是分不開的。當然拿破崙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因此,他的成功摻雜著一種幸運的偶然性。

  1760年的累格尼察會戰也是如此。腓特烈大帝在這次會戰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剛剛佔領了一個陣地,在當夜又轉移了,這完全出乎勞東的意料之外,因而使勞東損失了七十門炮和一萬人。雖然當時腓特烈大帝為了避免會戰,或者至少為了打亂敵人的計劃,經常採取忽東忽西地運動的原則,但是14日夜間轉移陣地,卻正好不是由於這個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因為他不喜歡14日的陣地。因此,偶然性在這裡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如果勞東的進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間轉移了陣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難以通過的地形,那麼,結果就可能不是這樣了。

  就是在較高的和最高的戰略範圍內,也有一些利用出敵不意獲得巨大成果的戰例。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只要指出以下幾個例子就夠了:大選帝侯同瑞典人作戰時,從弗蘭肯到波莫瑞以及從馬克到撲烈哥爾河的兩次輝煌的進軍;1757年的戰局;1800 年拿破崙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那次著名的行動。

  在1800年這個戰例中,一支軍隊投降後交出了整個戰區,在1757年的戰局中,另一支軍隊幾乎也同樣地交出戰區並投降。最後,還可以舉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亞作為一場完全出敵不意的戰爭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戰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不把這種情況同一個國家由於缺乏活動力和毅力而沒有作好戰爭準備的情況(如1756年的薩克森和1812年的俄國)混為一談,這種情況在歷史上還是少見的。

  現在還要談談關於出敵不意的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只有能夠左右對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敵不意,而只有行動正確的人才能左右對方。如果為了出敵不意採用了錯誤的措施,那麼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結果,反而會招致惡果,至少敵人對我們的這種措施不必特別擔心,他會從我們的錯誤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對策。進攻比防禦包含更多的積極行動,因此,出敵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為進攻者所採用,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就要談到的那樣,這也不是絕對的。進攻者和防禦者也可能同時採取出敵不意的行動,這時候,誰的措施最恰當,誰就必然占上風。

  按理應該如此,但實際生活並不這樣嚴格地符合這一準則,而且原因很簡單。出敵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壞的事情變成好事,並使對方不能正常地定下決心。特別是在這裡,我們所指的不僅僅是對方的高級指揮官,同時還指每一個指揮官,因為出敵不意會使部隊渙散,因而每個指揮官的個性在這時都很容易表現出來。在這裡,許多問題都取決於雙方總的情況的對比。如果在總的精神方面佔有的優勢,能使對方士氣低落和驚慌失措,那麼利用出敵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來應該失敗時也會取得良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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