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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在作戰中常常按方法辦事看來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想一想,在戰爭中有多少行動是根據純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況的條件下決定的,我們就會相信這一點了。這是因為敵人會阻撓我們去瞭解那些對我們的部署有影響的情況,時間也不允許我們充分瞭解這些情況,而且即使我們知道了這些情況,也由於範圍太廣,過於複雜,不可能根據它們來調整一切部署,所以我們常常不得不根據某些可能的情況進行部署。我們還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時考慮的具體情況是無窮無盡的,因此,我們除了進行大致的估計,根據一般的和可能的情況進行部署以外,就沒有其他辦法。最後我們還知道,越到下級,軍官的人數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們具有獨立的見解和熟練的判斷力。既然除了從勤務細則和經驗中得到的見解以外,就不應該要求他們有其他的見解,我們就不得不教給他們一套類似細則的方法,作為他們進行判斷的依據,防止他們越出常軌地亂想,因為在經驗特別有用的領域裡,亂想是特別危險的。

  我們還必須承認,方法主義不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還有很大的優點,那就是反復運用同一種方法在指揮上可以達到熟練、精確和可靠的程度,從而減少戰爭中的阻力,使機器便於運轉。因此,職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職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職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因而,方法在戰術中比在戰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戰爭,從它的最高角度來看,不是由大同小異的、處理得好壞取決於方法好壞的無數細小事件構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別處理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各個重大事件構成的。戰爭不象長滿莊稼的田地,而象長滿大樹的土地。收割莊稼時不需要考慮每棵莊稼的形狀,收割得好壞取決於鐮刀的好壞;而用斧頭砍伐大樹時,就必須注意到每棵大樹的形狀和方向。

  在軍事活動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來不取決於職位的高低,而取決於事情的大小。統帥處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較少使用方法。統帥如果在戰鬥隊形、佈置前衛和前哨方面,採取老一套的方法,不僅會束縛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束縛他自己。固然,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創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據情況採用的,但是只要它們是以軍隊和武器的一般特性為根據的,它們也可以成為理論研究的對象。然而,象用機器製造東西那樣,總是按照同一方法來決定戰爭計劃和戰局計劃,卻是應該堅決反對的。

  但是,只要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理論,對作戰的研究還不夠完善,職位較高的人有時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義,因為有些職位較高的人沒有可能通過專門的研究和上層社會的生活來提高自己。他們在那些不切實際而又充滿矛盾的理論和描判面前無所適從,他們的常識接受不了這些東西,於是除了依靠經驗以外,他們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因此,在必須和可以單獨地自由處理問題的場合,他們也喜歡運用從經驗中得來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統帥所特有的行動方式,這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方法主義。腓特烈大帝的將軍們總是採用所謂斜形戰鬥隊形,法國革命時代的將軍們總是採用綿長戰線的包圍戰法,而拿破崙手下的將領們則常常集中大量兵力進行血戰,從這些辦法的反復運用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一套襲用的方法,由此可見,高級指揮官也可能仿效別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理論,有助於研究作戰方法,有助於提高那些力圖上進的人們的智力和判斷力,那麼仿效方法的範圍就不至於這樣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於會是理論本身的產物,而不是單純仿效的結果。一個偉大的統帥無論把事情辦得多麼高明,他辦事的方法中總有某些主觀的東西,如果他有一種特定的作風,那麼這種作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個性,但仿效他的將領們在個性上不會常常同他是一樣的。

  然而,在作戰方法中要完全摒棄這種主觀的方法主義或作風,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確的。相反地,應該把主觀的方法主義看作是戰爭的總的特性對許多個別現象所起的影響的一種表現。當理論還沒有預見和研究這種影響時,就只能依靠方法主義。革命戰爭有它特殊的打法,這不是很自然嗎?但哪一種理論能預先把它的特點包括進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況下產生的方法很容易過時,因為情況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變化,而方法本身卻沒有改變。理論應該通過明確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這種過時的方法。1960年,普魯士的一些將軍們,例如路易親王在紮耳費耳特,陶恩青在耶納附近的多倫山,格臘韋爾特在卡佩倫多夫前面和呂歇爾在卡佩倫多夫後面,都因為襲用了排特烈大帝的斜形戰鬥隊形而全軍覆沒,以致霍亨洛黑的軍隊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慘敗。這不僅因為這種方法已經過時,而且還因為在那時方法主義已使智力極為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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