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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哎呀,我跟您瞎扯了這麼多,明天一早我還要飛行呢。」他把一句話講了一半就截住了,「您也聽累了吧?現在就睡吧。」

  「喂,那奧麗雅究竟怎麼樣了呢?她是如何回答您的呢!」我詢問道。接著我想改變這個話題,「不過這個問題對您也許是不愉快的,那就請您別回答好了。」

  「沒有的事,為什麼要這樣呢?」他微笑了一下,「我和她都是大怪人。原來,一切她都知道了,我的朋友安德烈·捷葛加連科當時就給她寫了信——起初是講到我的慘禍,繼而講到我截斷雙腳的事。但是她看到我不知為什麼隱瞞著,想我一定是很難受,不願意說,所以她也一直裝出仿佛一點也不知道的樣子。結果怎麼樣呢——我們是莫名其妙地互相欺騙著。您要看看她嗎?」

  他把那盞簡陋的小油燈的燈芯搶大了一些後,就把它移到相片跟前。照片放在那個用有機玻璃製成的奇特的像框裡,掛在床頭上方。攝影愛好者拍的那一張幾乎退了色,磨損光了,要很費勁才能看出是一個女孩子:她坐在夏天草地的花叢裡,無憂無慮地微笑著。另一張照片同樣是這個姑娘的,她穿著技師中尉制服,面孔瘦削嚴肅,富有智慧,神情專注。她個子瘦小,軍人打扮給人感覺她是一個長得很出色的半大男孩子。不過這個「未成人的少年」的眼神帶些倦意,不像一般少年那樣明亮銳利。

  「您喜歡她嗎?」

  「非常喜歡。」我由衷地答道。

  「我也是。」他善意地微笑著說。

  「那麼斯特魯契柯夫呢?他眼下在哪兒?」

  「不知道。他從大盧卡寄出的最後一封信,我是冬天收到的。」

  「而這個坦克手呢?……怎麼稱呼他?……」

  「葛裡沙·葛沃茲捷夫嗎?他目前是少校了。他參加了著名的普羅霍洛夫卡會戰,爾後參加了坦克突破戰,那是在庫爾斯克弧形地戰役中。我們一直在一起作戰,但始終沒有見過面。他眼下在一個坦克團當團長。最近他不知為什麼不寫信來了。哦,那沒關係的,只要我們活著,總會有見面的機會的。而我們又為什麼不活呢?好啦,睡吧,睡吧,已經是早晨了。」

  他吹滅了那盞簡單的小油燈。窯洞裡變得晦暗,但是它卻被黎明不太清晰的亮光沖淡了。蚊子開始嗡嗡地叫起來,這大概是這可愛的林間住所裡唯一的美中不足。

  「我特別渴望把您的故事寫出來,刊登在《真理報》上。」

  「那有什麼呢,您就寫好了。」飛行員沒有特別熱忱地應允了。大約一分鐘後,他又用發困的嗓音補充道:「或許不值得寫吧,這種文章要是落到了戈培爾手裡,那他就會大肆渲染,說什麼,俄羅斯那邊在用沒腳的人打仗,等等,這是法西斯匪徒慣用的伎倆。」

  轉眼間,他就呼呼大睡了,而我怎麼也睡不著。意想不到的自白,以其純樸與崇高震撼了我。如果這自敘的主人公本人不就在旁邊睡覺,如果他那佈滿了一層露珠的假腳沒有倒在地上並在乳白色的晨曦中清晰可見,那麼這一切就好像是一篇優美的童話故事。

  ……此後我再也沒有碰見阿列克謝·馬烈西耶夫。但是,無論戰事把我扔到哪兒,我都隨身帶著那兩本練習本——那裡面有我在奧廖爾城下所記錄的有關這個飛行員的奇特經歷。在戰爭中,在戰鬥間歇的日子裡,以及後來我在解放了的歐洲各國奔波的時候,我不知有多少次要動手寫一篇關於他的特寫,但是每一次都擱置了下來,因為我所能寫出的仿佛只是他整個生活經歷中的一個暗淡的影子。

  有一次,在紐倫堡,我曾出席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會。當時,對赫爾曼·戈林的審訊工作就要結束了。這時,蘇聯方面的公訴人所提出的問題,把「德國第二號納粹」逼得緊靠牆壁。他在大量罪證面前哆嗦了,用不情願的聲音勉強地對法官陳述說,以前百戰百勝的法西斯大軍在我國廣袤的疆域上打戰時是怎樣在紅軍的重創下肢解、崩潰的。戈林一邊為自己洗刷罪行,一邊抬起那雙沒有生氣的眼睛,向高空望去,說道:「這真是天意。」

  「你是否承認,你們背信棄義進攻蘇聯,結果也使德國遭到毀滅,犯下了滔天大罪?」蘇聯公訴人羅曼·魯堅科問戈林。

  「這不是犯罪,而是命中註定的過失。」戈林愁眉苦臉地低下眼睛,悶聲悶氣地說:「我只能承認我們的行為太輕率了,因為只有在戰爭的進程中才能弄清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況且有許多事情我們根本不可能預料到。最主要的錯誤是:我們不知道也不理解蘇維埃俄羅斯人。他們過去是一個謎,現在仍然是個謎。任何一個出色的間諜機關都無法揭示出蘇聯真正的軍事潛力。我講的不是大炮、飛機和坦克的數目,這個我們大體瞭解了。我講的也不是工業力量和工業動員力。我說的是人。在外國人看來,俄羅斯始終是一個謎,連拿破崙也沒有搞清楚這個謎,我們只是重犯了拿破崙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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