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578)_普魯斯特

五七八

　　「我不想說美國人的壞話，先生，」他繼續說道，「看來他們的慷慨是取之不盡的，由於這場戰爭中沒有總指揮，每個國家都在另一個國家之後很久才進入舞池，而美國人又是在我們幾乎完蛋的時候才開始參戰，所以他們士氣旺盛，而我們打了四年的仗，已經沒有這樣的士氣。即使在戰前，他們也喜歡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藝術，他們出高價買進我們的傑作，現在有許多在他們那兒。但是，這種背井離鄉的藝術，如同巴雷斯先生會說的那樣，卻正是法國不討人喜歡的原因。古堡可以說明教堂，由於教堂曾經是朝聖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說明武功歌。我無須對我家族和姻親的名聲作過高的評價，另外這裡涉及的也不是這點。但在最近，雖說家裡和我的關係有點冷淡，我為了解決一個股權問題，還是去看望我那個住在貢佈雷的外甥女聖盧。貢佈雷在過去只是個小域，就象現在的許多小城一樣。但是，那裡教堂的有些彩繪玻璃窗上，我們的祖先被畫成捐贈者，在另一彩繪玻璃窗上，則畫有我們的紋章。我們在那兒有我們的教堂，有我們的墳墓。這座教堂被法國人和英國人摧毀了，因為它被德國人用作瞭望台。殘存的歷史和藝術的這種混合體代表著法國，現在卻被摧毀，而這種事還沒有結束。

　　當然，我不會出於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貢佈雷教堂被毀和蘭斯大教堂被毀相提並論，因為蘭斯大教堂猶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個奇跡，它自然地再現了古代雕塑藝術或亞眠雕塑藝術的純真。我不知道聖菲爾曼①高舉的手臂如今是否斷裂。如果是的話，那麼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證明就已從這個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徵，先生，」我對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樣，非常喜歡某些象徵。但是，為了象徵而犧牲它所象徵的現實是荒謬的。教堂應該受人喜愛，直至為了保護它們不得不放棄它們所教導的真理的那天。聖菲爾曼高舉手臂，樣子活象指揮官發號施令，仿佛在說：『為了榮譽，我們可以粉身碎骨。』不要為那些石雕而犧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為在片刻中把人類的真實固定下來。」——「我理解您說的意思，」德·夏呂斯先生對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雖說讓我們對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魯萊德先生②之墓進行過多的朝拜，但他寫出了蘭斯大教堂本身對我們來說不如我們步兵的生命寶貴這句話，卻令人感動而又親切。在那兒指揮的德國將軍曾說，蘭斯大教堂對他來說不如一個德國兵的生命寶貴，因此巴雷斯的話使我們那些對德國將軍大發雷霆的報紙顯得可笑。再說，令人惱火而又痛心的是，每個國家都說出同樣的話。德國的工業聯合會宣佈必須佔有貝爾福地區，以免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我們復仇思想的侵襲，其理由同巴雷斯為使我們不受德寇入侵願望的影響而要求得到美因茲的理由一模一樣。為什麼在法國看來，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不是進行戰爭的一條充分理由，不是繼續進行戰爭、每年宣戰一次的一條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認為，勝利從此屬法國，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對此毫不懷疑。

　　但是，自從協約國不管是否有理，認為自己穩操勝券（從我來說，我當然對這樣的結局感到高興，但我主要看到許多勝利停留在紙上，還有許多則是皮洛士式的勝利③，付出的代價沒有告訴我們），而德寇則不再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以來，人們看到德國試圖儘快媾和，法國則試圖延長戰爭；法國是正義的法國，有權使人聽到正義的聲音，但法國也是溫和的法國，應該聽到可憐的聲音，即使只是為了它自己的子女，為了每當春天來臨之際，開放的鮮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說實話，我親愛的朋友，您曾經對我講過一種理論，說萬物的存在全靠一種不斷重新開始的創造。您對我說，世界的創造並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進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誠意的話，您就不能把這場戰爭排除在這種理論之外。我們出色的諾布瓦廢話連篇地寫道（同時拿出一件修辭道具，對他來說，這件道具同『勝利的曙光』和『嚴冬將軍』一樣珍貴）：『現在德國要打仗，骰子擲出，大局已定』，而事實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戰。因此，想繼續進行戰爭的人同發動戰爭的人同樣應受遣貴，也許，更加應受遣責，因為後者可能沒有預見到戰爭中的一切慘狀。然而，毫無跡象表明，一場如此持久的戰爭，即使會有勝利的結局，也並非毫無危險。很難談論尚無先例的事情，以及對於人們首次嘗試的行動的機制的影響。確實，一般來說，人們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進展得十分順利。那些最聰明的共和政體擁護者曾認為政教分離是荒謬的行為。但政教分離卻象把信扔進郵局的信筒裡那樣輕而易舉。德雷福斯恢復了名譽，比卡爾當上陸軍部長，也沒有人喊一聲『喔唷』。然而，對於一場連續幾年的戰爭所帶來的那種勞累過度，令人擔心的事卻多的是！士兵們回去後將幹什麼？疲勞是否會使他們渾身無力或神魂顛倒？所有這些都可能朝壞的方向轉化，如果說不涉及法國，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讓我看莫拉斯④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

　　埃梅·德·瓜尼如果不從共和國進行的戰爭的進展中期待她在1812年從帝國進行的戰爭中期待到的東西，我將會感到十分驚訝。如果現在埃梅還活著，她的期望是否將會實現？我不希望如此。我們再回過來談戰爭，那首先發動戰爭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對此十分懷疑。如果是他的話，他不是做了同拿破崙一樣的事嗎？這種事我認為十分可惡，但我驚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卻會給拿破崙的阿諛奉承之徒帶來靈感，這種人在戰爭爆發之日象博將軍那樣大聲說道：『我等待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當社會上把不相稱的地位賦予民族主義者和軍人時，當任何藝術之友都被指責為從事給祖國帶來嚴重損害的事時，一切並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曉得有誰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議！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將軍相提並論。一個狂熱的女人差點把我介紹給西夫東先生。您一定會對我說，我當時竭力維護的只是社交界的準則。但是，從表面上看它們雖然毫無價值，它們卻也許可以阻止許多過火的事情發生。我一貫尊重捍衛語法或邏輯的人們。人們在五十年之後會知道，他們曾消除巨大的災禍。然而，我們那些民族主義者對德國最為敵視，是最頑固的打到底主義者。但在十五年之後，他們的哲學已經完全改變。

　　實際上，他們大力促使戰爭繼續下去，不過只是為了消滅一個尚武的民族，只是出於對和平的熱愛。因為尚武的文明，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很美的東西，現在卻使他們感到厭惡；他們不僅指責普魯士把國家的軍事力量放在主導地位，而且始終認為軍事文明曾摧毀他們現在珍視的一切，不僅是藝術，而且甚至是獻殷勤。他們的批評者中的一個只要改信民族主義，就可以同時成為和平之友。他確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婦女的地位屈辱、低下。人們不敢對他回答說，中世紀騎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貝雅特裡齊，也許曾坐在同貝克先生⑤的女主人公們一樣高的寶座上。我預計這幾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國革命者之後坐到餐桌旁邊。或者只是在我們的一位將軍之後，他們進行戰爭是出於對戰爭的厭惡，是為了懲罰一個民族培養一種理想，他們在十五年前認為這種理想是唯一的強壯劑。可憐的沙皇在幾個月前還受到尊重，因為他召開了海牙會議。但是，現在人們向自由的俄國致敬，就忘記了曾使他受到頌揚的稱號。世界的車輪就是這樣轉的。然而，德國使用同法國一樣的詞句是那麼多，以致使人認為德國在引用法國的話，德國不厭其煩地說，它『在為生存而鬥爭』。當我讀到：『我們為反對殘忍的死敵而鬥爭，直至我們取得保障我們將來不受任何侵略的和平，以便使我們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時，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威廉皇帝說的還是普恩加來先生說的，因為他們曾以幾乎相同的說法，把這句話說了二十遍，雖然說實在話，我應該公開承認，這一次皇帝是共和國總統的仿效者。如果法國依然弱小，它也許就不會這樣希望延長戰爭，但特別是如果德國依然強大，它也許就不會如此急於結束戰爭。就是說依然如此強大，因為說到強大，您會看到，它現在仍然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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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據傳說，菲爾曼是亞眠的第一位主教。
　　②戴魯萊德（1846—1914），法國作家、政治家。普法戰爭時入伍參軍。他的愛國詩歌《士兵之歌》（1872）曾流行一時。1882年創立愛國者同盟，旨在為法國敗于普魯士報仇雪恥。
　　③皮洛士（前319－前272），伊庇魯斯國王，曾不惜慘重犧牲而取得對馬其頓和羅馬的軍事勝利。「皮洛士的勝利」一語由此而來。
　　④莫拉斯（1868—1952），法國作家，擁護君主政體，曾在《法蘭西報》上評述埃梅·德·瓜尼的回憶錄（發表於1902年）。埃梅·德·瓜尼曾促使塔列朗背叛拿破崙。
　　⑤貝克（1837—1899），法國劇作家，他劇中描寫的婦女格調不高，如《巴黎女人》（1885）描寫一個有夫之婦同時有兩個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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