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566)_普魯斯特

五六六

　　當我們離開這位同伴後，聖盧微笑著對我說：「這個可憐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顯威風。」我清楚地感到，顯威風完全不是羅貝爾所希望的，雖然我在當時並不象後來那樣確切地知道他的意圖，當時，騎兵部隊仍然無所事事，他就獲准當步兵軍官，後任輕步兵，最後就是下文中將要談到的結果。對於羅貝爾的愛國主義，布洛克並不瞭解，這只是因為羅貝爾沒有用語言表達出來。布洛克只要被認為「適合入伍」，就會對我們發表惡毒攻擊軍國主義的政治言論，但當他以為自己會因眼睛近視而退役時，他也許會發表沙文主義十足的聲明。但是，這種聲明，聖盧卻不會發表，這首先是由於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達過於深邃，但別人卻認為十分自然的感情。過去，我母親不僅會毫不猶豫地去為外婆而死，而且還會因別人阻止她這樣做而痛苦萬分。然而，我卻無法想像她過去會從嘴裡說出這樣一句話：「我會為母親獻出自己的生命。」羅貝爾對法國的愛也不是掛在嘴上的，這時，我覺得他非常象聖盧家的人（就象我回憶中的他的父親），而不象蓋爾芒特家的人。他不會表達這種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智慧具有某種道德品質。聰明的、真正可靠的勞動者，對那些把自己幹的事說得十分漂亮並大加讚揚的人們，有一種厭惡的感覺。當然，我們不是本能地偏愛戈達爾或布裡肖那樣的人，但我們畢竟對精通希臘文或醫學的人們懷有某種敬意，這些人並不因此而允許自己招搖撞騙。我曾說過，即使媽媽過去的一切行動都建立在她願為母親獻出自己生命這種感情的基礎上，她也從未對自己說過這種感情，不管怎樣，把這種感情說給別人聽，她不僅會感到無益、可笑，而且會感到刺耳、羞愧。同樣，我也無法想像聖盧會親口對我談論他的裝備，他要走的行程，我們勝利的可能性，俄國軍隊無足輕重，英國將會採取的行動，我也無法想像他嘴裡會說出最動聽的話，就是最討人喜歡的部長對站著的熱情議員所說的話。這個消極的方面使他不能表達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卻不能說，在這一方面不存在「蓋爾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們曾在斯萬身上看到這種作用的無數例子一樣。因為即使我認為他更象聖盧家的人，他同時仍然象蓋爾芒特家的人，正因為如此，在激勵他勇敢的許多動機之中，有一些動機並不和他在東錫埃爾的那些朋友的動機一樣，這些熱愛自己職業的年輕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飯，他們中的許多人帶領自己的士兵在馬恩河戰役或其他地方戰死沙場。

　　當我在東錫埃爾時，那裡可能有年輕的社會黨人，但我不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和聖盧生活的圈子沒有經常的來往；這些社會黨人已經看出，這個圈子的軍官們並非是盛氣淩人、聲色犬馬的「貴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軍官和共濟會會員對這種人起的綽號。同樣，貴族出身的軍官也在社會黨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這種愛國主義；我在東錫埃爾時，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轟動全國，我曾聽到有人指責社會黨人，說他們「無祖國」。軍人們的愛國主義是如此真誠、如此深厚，帶有一種確定的形式，他們認為這種形式是不可改變的，並會氣憤地看到使其蒙受「恥辱」，而那些激進的社會黨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自覺的、不受束縛的愛國者，沒有確定的愛國信仰，他們無法理解，哪一種深刻的現實存在於他們所說的充滿仇恨的格言之中。

　　聖盧也許象他們一樣，已經習慣於把自身中進行的研究和設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實的部分，他研究和設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戰略和戰術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對他來說如同對他們來說一樣，他肉體的生命是某種相當不重要的東西，可以輕易地為這個內心的部分——他們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犧牲，因為在這個生命核的周圍，個人的存在只是作為一種保護性的表面才有價值。在聖盧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徵更加明顯的成分，人們很容易從中看出在開始時曾是我們友誼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後在他身上表露出來的遺傳惡習，這種惡習與他沒有超越的某種智力水平相結合，使他不僅欣賞勇敢，而且把厭惡女人發展到陶醉於同男子進行接觸的程度。他有一種也許是純潔無瑕的看法，即把同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塞內加爾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著對那些「灑過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們」的蔑視，這種快感同他在當松維爾時大量使用可卡因給他帶來的快感相比，雖然使他感到南轅北轍，但兩者的區別卻並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種藥可以作為另一種藥的補充一樣——使他克服了這種惡習。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著禮貌的雙重習慣，這種習慣一方面使他過分讚揚別人，而自己卻做了好事閉口不談——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們時對他說：「您自然會給椅子裝上藤座的」，自己卻什麼事也不幹——，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屬自己的財產、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並奉獻給別人。總之，這說明他本性確實高貴。

　　「我們會不會長期打下去？」我對聖盧說。「不會，我認為這是一場短暫的戰爭，」他對我回答道。但對這個問題，就象跟往常一樣，他的論據是以本本為根據。「你在考慮毛奇的預言時，要重新讀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頒佈的關於指揮大部隊的法令，」他對我說，仿佛我已經讀過這個法令，「這樣你就會看到，更換和平時期預備隊的工作沒有進行，甚至沒有被考慮過，如果戰爭要長期打下去，這一工作是不會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戰爭打不長的證明，而應把戰爭打不長看作是缺乏先見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們沒有預料到戰爭的長短，這些人既沒有考慮到一場持續的戰爭中各種物資的驚人消耗，也沒有想到各個戰區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戀之外，在那些生來就最為反對同性戀的人們之中，還存在著某種傳統的陽剛理想，即使同性戀者並不是一個高超的人，這種理想也由他來支配，以便讓他將其變性。這種理想——某些軍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別惹人生氣。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現時，只是一顆善良的心所表現的粗魯，它不想露出激動的樣子，但在同一位也許會即將被殺死的朋友分離時，心裡就有一種無人會發覺的哭泣的願望，因為它在離別時掩蓋這種願望，使用的是一種越來越大的憤怒，並最終爆發出來：「喂，天殺的！你這頭蠢驢，來和我擁抱一下。這錢我用不著，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軍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偉大事業重要，但他仍然曾經喜愛過這個在公使團工作或在軍隊裡當兵，後來死於瘧疾或槍彈的「小子」，他同樣愛好陽剛之氣，不過表現的形式更為靈活、更為巧妙，但其實也同樣令人憎惡。他不願哀悼這「小子」，他知道人們很快就會忘掉此人，就象心腸好的外科醫生那樣，在一個患傳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裡也很悲傷，只是沒有表現出來。外交官只要變為作家，並敘述她的去世，就決不會說他曾悲傷過；不會說的，首先是因為「男子的羞恥心」，其次是因為藝術的機靈，這種機靈在掩蓋激情的同時產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將會整夜守護垂死者。他們在任何時候也不會說自己心裡悲傷。他們將會談論公使團或軍隊裡的公務，甚至談得比平時還要確切。

　　「B對我說：『請您別忘記，明天將軍來視察，您讓手下的士兵儘量搞好軍容。』他平時十分溫和，這時說話的聲音卻比平時生硬，我發現他儘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煩躁。」讀者可以理解，這生硬的聲音，就是那些不願顯出悲傷樣子的人們的悲傷，這樣做簡直可笑，但也同樣使人難受和討厭，因為這是一些人悲傷的方式，這些人認為悲傷無足輕重，認為生活比離別更為重要等等，所以他們使人對死亡產生一種虛幻、虛無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時一位先生使人產生的印象，這位先生給你送來冰糖栗子時說：「我祝您新年快樂」，一面說一面冷笑，不過還是把這話說了出來。

　　我們來結束這個守夜的軍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頭上戴著帽子，因為人們曾在戶外運送過這個傷員，到某一時刻，一切都完了：「我當時想：必須回去準備東西來擦武器；但是，我確實不知道，當大夫鬆開病人的脈時，站在床前的B和我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脫下我們的軍帽，那時烈日當空，也許是我們熱了。」讀者會清楚地感到，這兩個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脫下帽子，並不是因為炎熱和烈日，而是由於在死亡的威嚴面前感到激動，可他們從未說過溫柔或悲傷這樣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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