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281)_普魯斯特

二八一

　　我曾談過我對友誼的看法（而且，正是羅貝·德·聖盧在巴爾貝克海灘無意中教會我這樣認識的）。我認為友誼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很不理解某些天才人物，例如尼采，竟會幼稚地認為友誼具有一種精神價值，因而拒絕接受某些缺少精神價值的友誼。是的，當我看見有些人為了表示真誠，免除良心不安，竟會不再喜歡瓦格納的音樂，看到他們認為真實可以用行動，尤其可以用友誼這個本質上模糊的和不恰當的方式表達出來，認為在聽到盧浮宮失火的假消息時，可以擅離職守去會一個朋友，和他一起為這場火災哭泣，每當我看到這些，總會感到無比吃驚。在巴爾貝克時，我就發現，和妙齡少女一起玩耍對精神生活的有害影響比友誼的影響要小，至少前者和精神生活無關，而友誼卻竭力要我們犧牲——不是通過和藝術一樣的手段——我們自己唯一真實的和不能與別人溝通的部分，要我們服從表面的「我」。真實的「我」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快樂，但表面的「我」卻只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外部的支持，受到了一個具有個性的外人的關照，從而找到了一種模模糊糊的同情，它為得到保護而喜不自勝，感到心安理得，舒適安逸，為發現自己的一些品質——他會把它們叫做缺點——而驚歎不已，並且努力改正。此外，蔑視友誼的人可以成為上流社會最好的朋友，但他們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會受到良心責備。這種藝術家是一個道理。藝術家是構思傑作的，他感到活著就應該工作，但儘管如此，為了不顯得或可能顯得自私，他和自己的生命獻給一個無益的事業，而且，他不想為這個事業獻身的理由越無私，就越勇敢地為它獻出生命。但是，不管我對友誼有怎樣的看法，即使認為它帶給我的快樂不倫不類，介乎疲勞和厭煩之間，然而，再有害的飲料有時也能變成興奮精神的寶物，給我們以必要的刺激，使我們得到自身得不到的熱量。

　　當然，我不會要求聖盧帶我去見裡夫貝爾的姑娘，儘管一小時以前我很想再見到她們。德·斯代馬裡亞夫人沒有赴約在我身上留下的遺憾不願意那麼快就消失，但就在我感到心灰意懶，毫無趣味的時候，聖盧進來了，給我帶來了慈愛、歡樂和生命，雖然現在它們還不屬我，但它們想把自己奉獻給我，只求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可是聖盧卻不明白我為什麼要發出感激的驚呼聲，為什麼感動得掉眼淚。此外，在我們的朋友中，有誰會比那些當外交家、探險家、飛行家，或者和聖盧一樣當軍人的朋友更令人難以置信地重感情呢？他們第二天就要動身去鄉下，不知道還要上哪裡，卻把晚上奉獻給我們，似乎想對這個晚上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們驚奇地看到，正因為這個印象難得而又短暫，就格外使他們感到甜蜜，但我們不明白，既然他們那樣喜歡，為什麼不讓這個印象延長或者重複呢？同我們一起吃頓飯，這本來是一件極其普通的事，可這些旅行家們卻會產生一種奇妙的快感，就和一個亞洲人看見我們的林蔭大道時產生的感覺一樣。我和聖盧一同出去吃晚飯。下樓時，我想起了東錫埃爾，每天晚上我都去那家飯店找羅貝，那些被我遺忘了的小餐室現在又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一間小餐室，以前我從沒有想起過，它不在聖盧包飯的那家旅館裡，而是在一家更簡陋的客棧，有點象鄉村旅館，也有點象膳食公寓，女老闆和她的一位女僕負責端飯上菜，侍候顧客。大雪把我困在那裡了。再說，那天羅貝不去他的旅館吃晚飯，我也就不想挪地方。我在樓上一間全木結構的小餐室裡，人們給我端來了飯菜。晚飯時電燈滅了，女僕給我點上了兩支蠟燭。我把盤子伸給她，假裝看不清楚，在她往盤子裡放土豆時，我象要給她指引方向似的，抓住了她赤裸的上臂，見她沒有抽回去，我就在上面撫摸起來，然後一句話也不說，把她拉到我身邊，吹滅蠟燭，叫她搜我的身，拿一些小費走。以後幾天，我覺得，當我渴望得到肉體快感時，不僅想要那個女僕，而且想要那間與世隔絕的木結構小餐室。然而，直到我離開東錫埃爾，一直沒有再回那裡，而是每天晚上到聖盧和他朋友們吃飯的那間餐廳去，這是出於習慣，也是為了友誼。然而，即使是聖盧和他的朋友們包膳的那個旅館，我也許久沒想起了。我們很少充分享受生活。在夏日的黃昏或早早降臨的冬夜，有許多時光我們沒有好好利用，然而，我們本來是可以從中尋找一點兒安寧和快樂的。但是，這些時光不是絕對都浪費了。當新的快樂時刻開始以同樣尖細的，線狀的方式歌唱，時光就使它們具有和管弦樂一樣豐富的基礎和內容。時光就這樣延伸出去，和一種典型的幸福掛上了鉤，這種幸福我們隔一段時間才能遇到一次，但它們仍然繼續存在；在眼下這個例子中，幸福意味著放棄其餘一切，和朋友到一個舒適愜意的地方去吃晚飯，那裡象一幅美麗的圖畫，銘刻著我們對往事的記憶，我們曾作過經常去光顧的許諾。這個朋友將用他的全部活力和真摯友情攪動我們死水般沉悶的生活，把一種顫慄的快樂傳導給我們，平時，我們在社交活動中是得不到這樣的快樂的。我們將只屬他一個人，向他宣誓忠於友誼。誓言產生於這個特殊的時刻，並將永遠停留在這一刻，也許第二天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但我可以毫無顧慮地向聖盧宣這個誓，因為第二天，他就會帶著友誼不可能持久的預感，勇敢而明智地離開巴黎。

　　如果說下樓的時候我重溫了東錫埃爾的夜晚，那麼，當我們來到街上，看見夜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霧濃得似乎蓋住了路燈，走到跟前才依稀可辨微弱的燈光時，我眼前突然重現了某天晚上我到達貢佈雷的情景：那時貢佈雷的街上相隔老遠才有一盞路燈，我在象馬槽那樣潮濕、溫暖和神聖的黑夜中摸索著前進，難得看見一盞路燈，卻只有一支大蠟燭的亮度。那時貢佈雷的夜景（我已經記憶模糊）和我剛才從窗簾上方又一次看見的裡夫貝爾的暮色相比，差距多大啊！當我覺察到這些差距時，我感到一陣興奮，如果此時只有我一個人，這種興奮情緒會給我帶來許多啟迪，使我在找到我那看不見的稟賦——我這本書就是一部尋找稟賦的歷史——之前，少走多少彎路。如果今晚就能找到我的稟賦，那麼，這輛馬車對我來說要比貝斯比埃大夫的馬車更值得紀念（那次，我在貝斯比埃的馬車上寫了一篇描述馬丹維爾教堂鐘樓的短文，恰好前不久把它找出來了，改了改，寄給了《費加羅》報，但卻石沉大海，杳無消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呢？是因為我們的記憶對於過去歲月的回憶不是連貫的，一天接一天的，而是固定在某個涼爽的或太陽照射的上午或傍晚，接受某個孤立的、偏遠的、封閉和靜止的風景區的庇護，把其他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之緣故？是因為那些不僅在外界，而且在我們的夢幻和性格中漸漸產生的變化——夢幻和性格千變萬化，不知不覺地把我們帶進了不同的生活階段——已被消除的緣故？如果我們回憶起不同歲月的一件往事，由於中間存在著記憶的空白，隔著遺忘的高牆，我們覺得這件往事和其他往事之間仿佛隔著萬丈深淵，就像是兩個無從比較的東西，一個是可呼吸的空氣，另一個是周圍的色彩，互不相容，勢不兩立。但是，我此刻感到，在我剛才相繼回憶起來的有關貢佈雷、東錫埃爾和裡夫貝爾的往事之間，不只是存在著時間的差距，而且還存在著不同世界的差距，它們的組成物質各不相同。如果我想在一件作品中，採用在我看來刻著我在裡夫貝爾全部記憶的物質，那麼，我就必須在至今一直和貢佈雷灰暗的粗陶相類似的物質中加進玫瑰花的成分，使之驟然變得透明、密實，錚錚有聲，賞心悅目。

　　但是，羅貝向馬車夫做了交待後，上車坐到我身邊來了。剛才我腦子裡湧現出來的那些思緒轉眼間就消失了。它們宛如女神，偶爾屈尊俯就地出現在一條路的拐彎處，向一個孤獨的凡人顯形，甚至在他睡覺的時候來到他的臥室，站在門口給他報喜訊。但只要來第二個人，女神就會即刻消失，因為聚集在一起的人是看不見女神的。我又被裹進了友誼中。

　　羅貝來我家時告訴我，外面的霧很大，可在我們談話之際，霧變得越來越大。我曾盼望布洛尼林園島上能出現輕霧，把我們——我和德·斯代馬裡亞夫人——緊緊裹住，但我現在看到的遠不是輕霧了。兩步以外的路燈變得暗淡無光，因此，夜黑沉沉的，我仿佛來到了原野上，森林中，更確切地說，來到了一個我剛才無限嚮往的布列塔尼濕潤的海島上。我感到我好象在北方的一條海岸上，迷失了方向，要經過無數次生死考驗才能找到一家荒僻的小客棧；霧不再是我們苦苦尋找的海市蜃樓了，它變成了一種我們奮力搏鬥的危險。在找到道路和平安抵港之前，我們將歷盡千難萬險，飽嘗人間憂愁，最後才能找到安全，嘗到安全給一個流落異國、處境窘迫的旅行者帶來的快樂。身處安全中的人是不知道失去安全的痛苦的。在我們冒險奔向飯店的途中，只有一件事差點兒掃了我們的興，因為這事使我又驚又氣。「你知道，」聖盧對我說，「我對布洛克講了，你並不那麼喜歡他，你覺得他很俗氣。我就是這樣的人，喜歡乾脆，」他洋洋得意而又不容置辯地作結論說。我一下愣住了。因為我對聖盧一向很信任，對他的友誼從來都很相信，可他卻對布洛克說這樣的話，背叛了我們的友誼；況且，我覺得，不論是從他的缺點，還是從他的優點考慮，他都不應該這樣說，他受過良好的教育，非常注重禮貌，按說講話不應該這樣直率。他這種洋洋得意的神情難道是為了掩飾他在承認一件他很清楚沒有做過的事時感到的局促不安嗎？是無意識的流露，還是一種愚蠢的行為，把我尚未發覺的他的一個缺點視作美德？是他一時生我的氣才說了我幾句壞話，還是他突然生布洛克的氣，想對他說些不愉快的事，甚至不惜把我也牽連上？此外，當他對我說這些粗野庸俗的話時，他的臉上出現了許多彎彎曲曲的線條，這種可怕的表情他很少有，我一生中只見他有過一、兩次。線條先從臉中間展開，到嘴邊後，把嘴唇扭歪，使嘴上閃現出一種卑鄙而醜惡的，無疑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幾乎是獸性的表情。這時候（這樣的時刻每隔兩年才有一次），他的自我也許部分消失了，一位祖先的個性暫時在他身上顯示出來。羅貝的「我喜歡乾脆」這句話，也和他的得意神情一樣，會引起懷疑，招致譴責。我想對他說，如果您喜歡乾脆，就應該在涉及到你自己時，表現得坦率、真誠，而不要損人利己，往自己臉上貼金。但是馬車已經在飯店門口停下了。飯店閃閃發光的大玻璃門面，終於衝破黑暗，給黑夜帶來了一點兒光明。由於店裡射出舒適的光，濃霧仿佛成了隨主人喜怒哀樂的僕人，春風滿面地走到人行道上，為你指明入口處；它呈現出細膩的虹色光環，猶如給希伯來人引路的光柱，指出哪裡是大門。況且，顧客中有的是希伯來人。因為很久以來，布洛克和他的朋友們每天晚上都要到這裡來聚會，象守齋時那樣——封戒期一年也才有一次——餓得頭昏眼花，狂飲咖啡，奢談政治，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任何一種精神刺激都賦予習慣以一種最高的價值和品質。習慣與精神刺激息息相關，因此，沒有一種稍為強烈一些的愛好不在自己周圍組成一個小社會，共同的愛好使這個社會的成員團結一致，每一個成員在生活中都竭力想得到其他成員的尊重。在這裡，甚至在外省的一個小城鎮裡，你會找到一些狂熱的音樂愛好者；他們把最好的時光和大部分錢財都化費在看室內音樂會，參加音樂漫談會，去咖啡館和音樂愛好者聚會，同音樂家接觸。另一些人熱愛飛行，心想博得機場大廈頂層的玻璃牆酒巴間的老侍者的好評；酒巴間不透風，老侍者躲在裡面就和躲在燈塔的玻璃小屋裡一樣，可以在一個此刻不放飛的飛行員陪同下，觀看一個駕駛員在空中翻筋斗，而另一個駕駛員，剛才還無影無蹤，此刻突然著陸，摔倒在地，象神話中的大鵬，隆隆地震顫著雙翼。那些對左拉訴訟案感興趣的人也喜歡光顧這個咖啡館。為了儘量延長和加深旁聽庭審時產生的激動，他們常來這裡聚會。但他們受到另一部分顧客，受到那些貴族子弟的歧視。貴族們聚集在第二咖啡廳，與第一咖啡廳之間只隔一層用風景掛毯作裝飾的矮牆。他們視德雷福斯及其擁護者為叛徒，儘管二十五年後——在這期間，他們來得及澄清自己的思想，重審派也成為歷史上受人尊重的派別——他們的兒子，不管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還是跳華爾茲舞的，在回答「文人」對他們的提問時，可能會公開宣稱，如果他們生活在那個時代，肯定會站在德雷福斯一邊，儘管他們對德雷福斯案的來龍去脈幾乎一無所知，正如他們對曾經顯赫一時，但在他們降世的那天早已失去光輝的埃德蒙·德·布達蓬斯伯爵夫人或加利費侯爵夫人一無所知一樣。在這濃霧籠罩的夜晚，聚集在這個咖啡館裡的貴族，那些日後可能成為事後重審派的年輕文人的父親，還都是些毛頭小夥子。當然，他們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兒子與一個富家小姐結婚，但這對誰都還沒成為現實。這樣一個對象同時有好幾個人追求（也有好幾個「高門鼎貴的小姐」可供選擇，但有豐厚嫁妝的人家畢竟比求婚者少得多），眼下還處在醞釀階段，只滿足于讓這些年輕人互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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