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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


  她身穿一件高級密織薄紗室內便袍。在家時,每逢我們這些人中有哪一個病了,她就要穿上這件便袍(她說,她穿了這件衣服很舒服,總是將她做的事歸之於自私的動機),這件便袍是為了照顧我們,看護我們的,是她的傭人服,看護工作服,她的修女服。傭人和看護對人的細心照顧,她們的善良,人們體會到的她們的優點,人們對她們的感激,都更增加了她們對人的印象,她們覺得人的外表與內心不同,人自我感到孤獨,自己背負著頭腦中思想的重負、自己的生活欲望。我知道,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時,不論我內心多麼憂鬱,它都會被更大憐憫所接受。我的一切,我的煩惱,我的欲望,在外祖母那裡都會得到支持。用以支持的東西,便是她保持和擴大我自己生活的欲望比我自己的這種欲望更強烈;我的想法在她心中延伸,不需要改變方向,因為這些想法從我的頭腦裡傳到她的頭腦裡並沒有改換地點,也沒有換人。就象一個人站在穿衣鏡前想要打上領帶,可是不明白他看見的那一頭與他的手動作的方向跟他本人相比並不在一邊,或者一條狗在地上追逐著昆蟲跳躍著的影子一樣。在這世界上,人們總是受到軀體外表的蒙蔽,因為我們不能直接感受到心靈。我也這樣上當受騙,一頭紮進外祖母的懷裡,將我的雙唇貼在她的臉上,似乎這樣我就能進入她向我敞開的寬闊的胸懷。我這樣把嘴緊貼在她的雙頰上、她的前額上以後,我從那裡吮吸到那樣有益、那樣富有營養的東西,我半天一動不動,是吃奶孩子的那種認真、放心大膽的貪婪。

  然後我百看不厭地注視著她那寬大的臉膛,那輪廓就象一片熱烈而又平靜的美麗雲霞,可以感覺到那後面閃射著柔情之光。一切多少還能接受她的感受的東西,一切還可以說屬￿她的東西,都因此而立刻變得那樣神聖,那樣超俗,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掌理著她那剛剛灰白的秀髮,懷著尊敬、小心翼翼和輕柔,似乎我撫摸的是她的善良。她在難過之中又為使我免去了一種痛苦而感到那樣高興,就這樣一動不動過了一會。對我那疲憊不堪的四肢,是那樣平靜安寧的一瞬,是那樣甜蜜。過了一會,我見她想幫我睡下,打算給我脫鞋,我作了一個手勢阻止她,開始自己脫衣裳。我的手已經碰到上衣和矮靴的頭幾個紐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攔住我的手。

  「噢,別這樣,」她對我說,「對外祖母來說,這叫她多開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麼時,不要忘了敲牆,我的床就靠著你的床,隔櫥非常薄。等一會你睡下以後,就敲敲試試,看看咱們是不是能互相聽得見。」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一個星期以後,我不舒服時,有幾天我每天早晨都重複這三下,因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當我覺得聽見她已經醒了以後——為了不叫她等待並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後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氣小聲敲了三下,膽怯地,輕輕地,但不管怎樣卻是清清楚楚地,因為我擔心如果搞錯了,她還在睡,那就會打斷她的覺,可我又不願意她繼續側耳傾聽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沒有聽清的話。我不敢再敲了。我這邊剛一敲三下,立刻就聽到另外三擊。這三擊音調不同,充滿平靜的威嚴,為了更加清晰,重複兩次,那意思是說:「別著急,我聽見啦!過一會就來!」頃刻,外祖母來到。我對她說,我真擔心她聽不見我的聲音,或者她以為那是隔壁的什麼人在敲。她笑了:

  「將我可憐的小狼①敲擊聲與別人混淆起來,怎麼會呢!就是有一千個人敲,外祖母也辨別得出來呀!你以為世界上還有別人這麼傻,這麼激動,這麼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聽不明白他的意思嗎?不管怎樣,這個小老鼠只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認出它來,特別是這個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樣是獨自一人,又叫人可憐的時候!我聽見它猶猶豫豫已經有一會了,它在床上折騰,要各種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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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普氏的母親對自己的兩個兒子均稱「我的小狼」。

  她半敞開百葉窗。在旅館前突的附屬建築上,陽光已經在屋頂上安身,就象早起的蓋屋頂工人早早就開始幹活,默默地幹完活計以免吵醒還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動不動使他顯得更加心靈手巧一樣。她告訴我幾點了,天氣會怎樣,說我用不著一直走到窗邊去,說海上有霧,告訴我麵包店是否已經開門,對我敘說聽到其聲響從街上走過的那輛車是什麼樣的:這無足輕重的打開窗簾,這可以忽視的、任何人都不在場的清晨「序曲」,只屬￿我們兩個人的一小塊生活。白天,當我談到早晨六點鐘的漫天大霧時,我會在弗朗索瓦絲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興興地提起這些,那意圖並不在於顯示我獲得了某種知識,而是要顯示我一個人所得到的疼愛。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這富有節奏的對話開始,象一曲交響樂般展開。柔情和快樂力透隔牆,那牆變成了和諧的、非物質的東西,象天使一般歌唱著。那為人熱烈期待的三擊回答,重複兩次。隔牆善於通過這三擊,以天神報喜的輕盈和音樂美的忠誠,將外祖母整個的心靈和就要過來的諾言傳送過來。但是抵達巴爾貝克當天那一夜,外祖母離天我以後,我又難過起來,就象在巴黎離家時我已經很難過一樣。構成我們眼前生活中精華的事物,對於我們從精神上以我們的接受能力來賦予其未來的模式,而上述事物並不在這未來模式之中的事物,總是以極大的拼死抗拒來對抗。我這種對於在陌生房間裡過夜的恐懼——許多人也有這種恐懼——說不定只是上述這種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機能性、幾乎最無意識的表現形式。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會死去,我可能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遠離希爾貝特而生活,或者只是不得不在一個永遠再也見不著自己朋友的國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極,那抗拒就在這恐懼的深處。我自己的死亡,或者象貝戈特向人們許諾的那種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難想像。我無法將我的回憶、我的缺點、我的性格帶到那種雖死猶生中去,這些東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個它們沒有位置的虛無或永生。

  在巴黎時,有一天我身體特別不適,斯萬對我說:「你應該動身到大洋洲那些美妙的海島上去。那時你就會知道,你再也不會回來了。」①那時我真想回答他說:「那我就再也看不見你的女兒了,那我就要在她從未見過的人和物之間生活了。」然而我的理智卻告訴我:「既然你不再為此苦惱,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當斯萬先生對你說你將不再回來時,他的意思是你會不想回來;既然你不想回來,這就說明,在那裡,你會幸福。」因為我的理智知道,習慣——這種習慣現在即將擔負起一項重任,要使我愛上這陌生的住所,愛上改變了位置的大穿衣鏡,愛上改變了顏色的窗簾,愛上停擺的掛鐘——也擔負著使一開始並不討我們喜歡的夥伴變成親愛的朋友,賦予面龐另一種形狀,使一個人的嗓音變得熱情動聽,改變心中愛戀對象的任務。自然,對某些地點、某些人新的友情,就是忘記昔日友情的網。但是我的理智正好認為,我可以毫無恐懼地設想一種生活前景。在那種前景中,我將永遠與一些人分離,我將忘記他們。這種生活向我的內心作出了忘卻的承諾,而忘卻只會使絕望更加瘋狂,這似乎構成一種安慰。這倒不是說,待習慣了分離之後,我們的心不會也感受到習慣勢力那鎮痛的效用,而是說,至今這顆心仍在痛苦罷了。懼怕將來我們再也看不見我們喜歡的人,再也不能與他們交談,正是在這種前景下,我們今天才會得到最難得的快樂。如果我們想,在受到這種剝奪的痛苦之上再加上當前對我們來說似乎更為殘酷的事:並不象感受一種痛苦一樣感到這種擔心,而是對此漠然置之,這種恐懼就不但不會消散,反而會更加增長了。因為,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自我」就變了:不僅我們的父母、我們的情婦、我們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於我們的四周,而且我們對他們的鍾愛,也就完全從我們心中拔除了。而這種鍾愛是我們今日內心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後我們會喜歡上這種與他們分離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這種生活就叫我們感到恐懼。倘若如此,那便是我們自己真正的死亡。死亡繼之以復活,這是真的,但這復活已在與前的自我的。如今恐懼、抗拒、反抗的,也正是原來的自我中註定要死亡的那些部分——甚至是最羸弱的部分,諸如對一個房間的大小、氣氛莫名其妙的眷戀之類。必須看到,這是一種抵抗死亡的潛在的、局部的、確實的、真實的方式,長期地、絕望地、逐日地抵抗那一部分一部分的、連續不斷的死亡的方式。這種死亡潛入我們整個生命進程之中,每時每刻從我們身上分離出一片一片的我們自己。正是在這些東西的壞死上,新的細胞增殖起來。對於象我這樣一個天生神經過敏的人(也就是說,在這種天性的人身上,中間關節,即神經,不能正常發揮功能,阻擋不住哀歎沿著自己的道路朝意識駛去,而是相反,任憑這哀歎來到,清晰的、疲憊的、無數的、痛苦的哀歎,哀歎自我中那即將消逝的最樸素無華的成份)來說,在這陌生的過高的天花板下我們所感受到的那種焦慮的恐懼,只不過是一種友情發出的抗議。那種對於熟悉而較低的天花板的友情還劫後餘生,活在我的心裡。說不定這種友情也會消失,另一種友情佔據了它的位置(到那時,死亡,然後是一種全新的生活,就會在「習慣」這個名詞下,完成它們雙重的大業)。但是,直到這友情消亡之前,每天晚上,它還要痛苦,這第一天晚上尤甚。它面對著已經成為現實的前景,再也沒有它的位置的前景,在反抗。每當我的目光無法從傷害它的東西上移開,設法停駐在不可企及的天花板上時,它就用哭訴的叫喊來折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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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888年,英國小說家史蒂文森到大洋洲海島上去休養,1894年死於薩摩亞群島。畫家高更,到大洋洲去以後,也於1903年死於馬克薩斯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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