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113)_普魯斯特

一一三

　　他的言談的其他特點是他與同時代的某些作家（而不是與他的家庭成員）所共有。某些比他年輕的作家開始否認他，聲稱與他沒有任何思想共性，而他們在無意之中卻顯示了這種共性，因為他們使用了他一再重複的副詞和介詞，他們採用了與他一樣的句子結構，與他一樣的減弱和放慢的口吻（這是對上一代人口若懸河的語言的反作用）。這些年輕人也許不認識貝戈特（我們將看到其中幾位的確不認識），但他的想法已經被灌注到他們身上，並在那裡促使句法和語調起變化，而這些變化與思想獨特性具有必然聯繫。這種關係在下文中還需作進一步解釋。如果說貝戈特在文體上並未師承任何人的話，他在談吐上卻師承了一位老同學，此人是出色的健談家，對貝戈特頗有影響，因此貝戈特說起話來不知不覺地模仿他，但此人的才華不如貝戈特，從未寫出真正優秀的作品。如果以談吐不凡為標準，那麼貝戈特只能歸於弟子門生、轉手作家一流，然而，在朋友談吐的影響下，他卻是具有獨特性和創造性的作家。貝戈特一直想與喜好抽象概念和陳詞濫調的上一代人有所區別，所以當他讚賞一本書時，他強調和引用的往往是某個有形象的場面，某個並無理性含義的圖景。「啊！好！」「妙！一位戴橘紅色披巾的小姑娘，啊！好！」或者「啊！對，有一段關於軍團穿過城市的描寫，啊！對，很好！」從文體來看，他與時代不完全合拍（而且他完全屬他的國家，因為他討厭托爾斯泰、喬治·艾略特、易蔔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誇獎某某文體時，常用「溫和」一詞。「是的，我喜歡夏多布裡昂的《阿達拉》勝過《朗塞傳》，我覺得前者更溫和。」他說這話時很像一位醫生：病人抱怨說牛奶使他的胃不舒服，醫生回答說：「牛奶可是溫和的。」貝戈特的文筆中確實有某種和諧，它很像古人在演說家身上所讚賞的和諧，而這種性質的褒詞在今天難以理解，因為我們習慣于現代語言，而現代語言追求的不是這種效果。

　　當人們讚美他的某些篇章時，他露出羞怯的微笑說：「我覺得它比較真實、比較準確，大概有點用處吧。」但這僅僅是謙虛，正好比一位女人聽到別人讚賞她的衣服或她的女兒時說：「它很舒服。」或「她脾氣好。」然而，建築師的本能在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有歡樂，作品所賦予他的——首先賦予他，其次才賦予別人——歡樂才是他的建築既有用又符合真實的確鑿證據。可是，多年以後，他才華枯竭，每每寫出自己不滿意的作品，但他沒有理所應當地將他們抹去，而是執意發表，為此他對自己說：「無論如何，它還是相當準確的，對我的國家不會沒有一點用處。」從前他在崇拜者面前這樣說是出於狡黠的謙虛，後來他在內心深處這樣說是出於自尊心所感到的不安。這同樣的話語，在從前是貝戈特為最初作品的價值辯護的多餘理由，在後來卻似乎是他為最後的平庸作品所進行的毫無效果的自我安慰。

　　他具有嚴格的鑒賞力，他寫的東西必須符合他的要求：「這很溫和」，因此，多年裡他被看作是少產的、矯揉造作的、只有雕蟲小技的藝術家，其實這嚴格的鑒賞力正是他力量的奧秘，因為習慣既培養作家的風格也培養人的性格。如果作家在思想表達方面一再地滿足於某種樂趣，那麼，便為自己的才能劃定了永久邊界，同樣，如果人常常順從享樂、懶惰、畏懼、痛苦等等情緒，那麼他便在自己的性格上親自勾畫出（最後無法修改）自己惡習的圖像和德行的限度。

　　我後來發現了作家和人的許多相通之處，但是，最初在斯萬夫人家，我不相信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貝戈特，就是眾多神聖作品的作者，我之所以如此，並非毫無道理，因為貝戈特本人（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也不「相信」。他不相信這一點，所以才對與他相差萬里的交際人物（雖然他並不附庸風雅）、文人記者大獻殷勤。當然，他現在從別人的讚賞中得知自己有天才，而社會地位和官職與天才相比一文不值。他得知自己有天才，但他並不相信，因為他繼續對平庸的作家裝出畢恭畢敬的樣子，為的是不久能當上法蘭西學院院士，其實法蘭西學院或聖日耳曼區與產生貝戈特作品的「永恆精神」毫不相干，正好比與因果規律、上帝的概念毫不相干一樣。這一點他也知道，正如一位有偷竊癖的人明知偷竊不好，但無能為力一樣。這位有山羊胡和翹鼻子的男人像偷竊刀叉的紳士一樣施展伎倆，以接近他所盼望的院士寶座，以接近掌握多張選票的某位公爵夫人，但他努力不讓自己的花招被譴責此類目的的人所識破。他只獲得了一半成功。和我們說話的時而是真正的貝戈特，時而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貝戈特，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大談特談有權有勢、出身高貴或家財萬貫的人，而當初那位真正的貝戈特卻在作品中如此完美地描寫了窮人那如泉水一般清澈的魅力。

　　至於德·諾布瓦先生所談到的其他惡習，例如近乎亂倫的愛（據說還夾雜著金錢詐騙），它們顯然與貝戈特的最新小說的傾向背道而馳。這些小說充滿了對善良的追求，執著而痛苦的追求，主人公的任何一點歡樂都夾雜著陰影，就連讀者也感到焦慮，而在這焦慮之中，最美滿的生活也似乎無法忍受。儘管如此，即使貝戈特的惡習是確有其事，也不能說他的文學是欺騙，不能說他豐富的敏感性只是逢場作戲。在病理學中，某些現象表面上相似，起因卻各不相等，有的是因為血壓、分泌等等過高過多，有的卻因為不足，同樣，惡習的起因可以是過度敏感，也可以是缺乏敏感。也許在真正的墮落生活中，道德問題的提出才具有令人焦慮的強度，而藝術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從個人生活出發，而是屬一般性的文學性的答案——對他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教會的大聖師們往往在潔身自好的同時，接觸人類的一切罪惡，並從中獲得自己個人的神聖性。大藝術家也一樣，他們往往在行惡的同時，利用自己的惡習來繪製對我們眾人的道德標準。作家生活環境中的惡習（或者僅僅是弱點笑柄），輕率乏味的談話，女兒令人反感的輕浮行徑，妻子的不忠，以及作家本人的錯誤，這些都是作家在抨擊中最經常譴責的東西，但他們並不因此而改變家庭生活的排場或者家中所充斥的庸俗情調。這種矛盾在從前不像在貝戈特時代這樣令人吃驚，因為，一方面，社會的日益墮落使道德觀念越來越淨化，另一方面，公眾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想瞭解作家的私生活。有幾個晚上，在劇場中，人們相互指著這位我在貢佈雷時如此敬佩的作家，他坐在包廂深處，他的伴侶們的身分就足以為他最近作品中的觀點作注腳——或是對這觀點的可笑或尖銳的諷刺，或是對它的無恥否定。這些人或那些人對我說的話並不能使我對貝戈特的善良或邪惡知道得更多。某位好友提出證據，說他冷酷無情，某位陌生人又舉一事為例（令人感動，因為貝戈特顯然不願聲張），說明他很重感情。雖然他對妻子無情無義，但是，當他在鄉村小店中借宿一夜時，他卻守候在試圖投水自盡的窮女人身旁，而且，當他不得不離開時，他給店主留下不少錢，讓他別把可憐的女人趕走，讓他照顧她。也許，隨著大作家和蓄山羊胡的人在貝戈特身上的此漲彼落，他的個人生活越來越淹沒在他所想像的各種人生的浪潮之中。他不必再履行實際義務。因為它已被想像的各種人生這項義務所取代。同時，既然他想像別人的感情時如同自己的切身感受，所以，當形勢要求他和一位不幸的人（至少暫時不幸）打交道時，他的觀點不再是自己的，而是那位受苦者的；既然他從那個觀點出發，於是，凡不顧他人痛苦、一心只打自己小算盤的人的語言便受到他的憎惡，因此，他在周圍引起了理所當然的怨恨和永不磨滅的感激。

　　這個人內心深處真正喜歡的只是某些形象，只是用文字來構圖和描繪（如同小盒底的袖珍畫）。如果別人送他一點小東西，而這小東西能啟發他編織形象的話，那麼，他一謝再謝，但他對於一個昂貴的禮品卻毫無感激之意。如果他出庭申辯，他斟酌字句時不會考慮它們對法官會產生什麼效果，而會不由自主地強調形象——法官肯定沒有看到的形象。

　　在希爾貝特家初次與貝戈特相遇的那天，我對他說不久前看了拉貝瑪的《菲德爾》。他告訴我有一個場面，拉貝瑪靜立著、手臂平舉——正好是受到熱烈鼓掌的那一幕——這是古典傑作在她高超技巧中的巧妙再現，而她大概從未見過這些傑作，例如奧林匹斯聖殿中楣間飾上的那一位赫斯珀裡得斯①，以及古代埃雷克塞伊翁寺殿②上美麗的貞女。

　　「這可能是直感，不過我想她肯定去博物館的。『判明』這一點將很有意義（『判明』是貝戈特的常用詞，有些年輕人雖然從未見過他，但也借用他的詞匯，通過所謂遠距離啟示而模仿他說話）。」

　　「您是指女像柱吧？」斯萬問道。

　　「不，不，」貝戈特說，「當然，她向奧儂娜承認愛情時，那姿勢很像凱拉米科斯的赫蓋索方碑上的圖③，但除此以外，她再現的是一種更為古老的藝術。我剛才提到古老的埃雷克塞伊翁寺的卡裡阿蒂德群像，我承認它與拉辛的藝術沒有絲毫相似之處，不過，《菲德爾》內容那麼豐富……再添一點又何妨……啊！再說，六世紀的小菲德爾的確很美，挺直的手臂，大理石雕像般的卷髮，不錯，她想出這些來真了不起。比起今年許多『古典』作品來，這齣戲裡的古典味要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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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文複數的赫斯珀裡得斯是希臘神話人物阿特拉斯（天的托持者）的三個女兒。
　　②埃雷克塞伊翁是希臘雅典古衛城上的寺殿，上有著名的女像柱。
　　③凱拉米科斯，雅典城古區，該區墓園中有好幾座公元前四世紀的墓碑，其中有赫蓋索方碑，碑上一女奴向女主人獻珠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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