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49)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四九

　　但是紮哈羅夫沒有打斷他的話。也許他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知道恰恰在事情發生的那一瞬間的情況往往記不清楚。

　　事前事後的一切辛佐夫彙報得井井有條。他先彙報事後的情況：下過哪些命令，怎樣包紮，怎樣抬上裝甲運輸車，怎樣送到這裡來……然後彙報事前的情況。關於這點，其實沒有什麼好講的，他們從軍部出來一共才半小時。但紮哈羅夫還是要他挨次序地講。紮哈羅夫先問他們是怎樣出發的，是走軍長所講的那條路，還是走另一條路？

　　「是走軍長所講的那條路的。」辛佐夫記起了謝爾皮林的話：「好吧，犯不著，我們繞道。」他現在重複著那句話，和當時謝爾皮林笑著對軍長講那句話的情景迥然不同。雖然同樣是這句話，但當時講這句話是一回事，現在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這句話之所以變成另一回事，是因為：如果當時謝爾皮林不講這句話，不笑，也不聽軍長的話，而是按去時的老路回來，那麼，這件事也許就不會發生。現在，在他死了以後，這是十分清楚的，而那時，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卻誰都不知道。

　　辛佐夫還講，他們曾在一個開闊地帶，在沒有樹木的高地上停來過，謝爾皮林曾下車抽煙，他命令報務員再試試截取德國人的通話。他們果然截獲了，德國人又用明碼發報，指示突圍方向。

　　他們在這個高地上只耽擱了三分鐘。現在很清楚，就是由於這次耽擱，所以才出了事；如果不耽擱，他們早就開過炮彈爆炸的那個地方了。

　　辛佐夫講著，他的腦海裡浮現出一樁樁往事，通常，一個久經戰場的人是不會去想這些事的。因為老是去想這些就不可能打仗了。只有在某個人突然犧牲後，當你把戰爭中的一些偶然因素與某個人的死亡聯繫起來，看到他在該時該地死亡正是由於事前所發生的一連串情況湊合的結果，才會重新想起這些事來。

　　但是，把這些情況一個個地孤立來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並不預示著謝爾皮林的死亡，也並不促使他死亡；恰恰相反，今天他們一路上碰到的情況甚至是十分正常的。

　　紮哈羅夫一次也沒有打斷過辛佐夫的話，這時突然問道：「那麼在出事時，在出事前的片刻，有什麼情況？」

　　辛佐夫沒有馬上領會，他覺得他已把所有的情況都講了。但他突然想起，不知怎麼搞的漏掉了一件事——在最後一分鐘，謝爾皮林從前座轉過身來對他和普羅庫廷說：「普羅庫廷，你要記牢我的話，不管是根據截獲的無線電報，還是根據俘虜的交代，可以看出，在我們合攏的這個包圍圈裡，敵人還是有兩個中心，有兩個大司令部。他們怎麼也不能會合到一塊去，因為我們擋著他們，不讓他們會合……」於是他吩咐辛佐夫看一下地圖——根據德國人在無線電裡所透露的方向，從布達到馬特韋耶夫卡，按方位下一步將到什麼地方，到哪些居民點。

　　辛佐夫翻開地圖看起來，就在這時出了事……

　　基爾皮奇尼科夫乘吉普車來了，他從車上跳下來，筆直地站在紮哈羅夫面前報告：「軍事委員同志……」

　　但紮哈羅夫只是說：「去吧，到那兒去告別一下……」他向帳篷那邊揮了下手。

　　基爾皮奇尼科夫走進手術室，他走後，接著馬上又響起了小卡車的刹車聲——集團軍外科主任終於來了，他也行了軍禮準備報告，但紮哈羅夫也沒有讓他說。

　　「到底還是來了，到那邊去做您應做的事吧……」

　　外科主任還不知道謝爾皮林已經死了，他大概把「去做您應做的事吧」這句話理解為：要他去做手術，所以他不是走去，而是向帳篷飛奔而去。

　　紮哈羅夫從口袋裡拿出手帕，重重地、好象要從自己身上擦去什麼似地，用手帕擦了擦臉和長著花白頭髮的圓圓的腦袋。他拿著手帕沉思起來。他想起自己沒有戴帽子，他在手術室裡脫下帽子後，就一直沒有拿。於是他轉過身來對辛佐夫說：「帽子忘在那裡了……」

　　辛佐夫走進帳篷，又一次看見光著上身躺在手術臺上的謝爾皮林的遺體，集團軍外科主任俯著身子在和另一位醫生講話。辛佐夫去找帽子。帽子在手術臺下面。紮哈羅夫脫下帽子，它就掉在那裡，誰也沒有注意到它。」

　　辛佐夫把帽子送給紮哈羅夫，紮哈羅夫說了聲「謝謝」，但他拿在手裡沒有戴。

　　當辛佐夫到帳篷去的時候，普羅庫廷回來了，紮哈羅夫問他，通過無線電臺聯繫得怎樣了。

　　「我不指名地報告：請轉告三號，醫生驗證，已經死亡。」

　　「上次你發報說受重傷的時候，指出是一號沒有？」紮哈羅夫問。

　　「指出了。」

　　「如果德國人截獲了電報，只要對比一下，就能知道，我們的集團軍司令被打死了，」紮哈羅夫說。接著他揮了揮手：「不過他們現在也顧不上這些了！」

　　「軍事委員同志，請原諒」，普羅庫廷說，「我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但是………慌了手腳。」

　　紮哈羅夫又揮了揮手，轉過身來，向從手術室走出來的軍長迎了上去：

　　「告別了嗎？」

　　「告別了。」

　　從基爾皮奇尼科夫的臉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對這件事心裡感到十分難過。可能是由於這件事發生在他的軍的防區內，所以他更加感到難過。

　　「你從哪裡來？」紮哈羅夫問。

　　「從二〇二師，從他們的指揮所來。」

　　「最新的情況怎樣？」

　　「最新的博況是：師的側翼和友鄰部隊會合了。又形成了一個四公里見方的包圍圈。但德國人並不罷休——想突圍。情況很緊迫。」

　　「明白了，」紮哈羅夫說。「我在這裡還要聽聽外科主任說些什麼。既然情況緊迫，那你就走吧，別等了。我們要回去履行自己的職責。」

　　他這話不知是對誰講的——一既像是對基爾皮奇尼科夫講的，又像是對自己講的。

　　基爾皮奇尼科夫走後，紮哈羅夫回過身來對普羅庫廷說：「裝甲運輸車就留在這兒，我和你乘兩輛吉普車到集團軍司令部去。叫他們把車子開過來。」

　　集團軍外科主任從帳篷裡走了出來，他的制服外面套了件白色工作服，頭上戴著白色工作帽。紮哈羅夫朝他看了看，好象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打扮，既然人已經死了，這還有什麼必要呢！

　　「軍事委員同志，鑒定是正確的，」外科主任說。「從各方面看來，受的是致命傷，是不可能救活的。我們能問心無愧地證實這一點。」

　　「您就證實吧。把該寫的都寫上，既然誰都沒有過錯，那就不要寫誰有過錯，」紮哈羅夫皺著眉頭說。「都寫上吧，以後會向你們詢問的，也會向我們詢問的。可能方面軍和莫斯科都已打電話來了……去寫吧。」

　　現在又只剩下他和辛佐夫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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