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50)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五〇

　　兩輛吉普車在樹林裡繞來繞去，開到衛生營的帳篷前面的空地上。

　　「我們走啦，」紮哈羅夫說。「你留著吧。我們派人來接遺體，還不知道派什麼車來，可能派大轎車來。裝甲運輸車留給你，你乘著它護送。送到哪裡，我再打電話告訴你。讓他們把一切都寫好以後，我們再決定。可能直接送到第二梯隊去。沒辦法送到指揮所，它是經常在流動的……命令你送到哪裡，你就護送到哪裡，你的事就是這些。」

　　紮哈羅夫向吉普車走近一步，但辛佐夫擋住他說：「軍事委員同志，古特科夫要求允許他護送遺體。」

　　「他是受了傷的人啊！應該把他留在衛生營裡。」

　　「他堅決要求，」辛佐夫又重複了一遍，他在這句話裡表達了古特科夫本人的全部心意。

　　紮哈羅夫轉過身去，看到了古特科夫和他那只掛在胸前、用白繃帶纏著的手，喊道：「古特科夫！」

　　古特科夫不顧受傷的手，象往常一樣，不是走過來，而是奔過來，在離紮哈羅夫兩步遠的地方站住了。

　　紮哈羅夫想親自何問古特科夫的感覺怎樣，能不能去，但當他看到古特科夫後，馬上就想起了這幾年來與古特科夫和謝爾皮林有關的一切事情，想起了他們同乘一輛車，想起了他們的談話，想起了過去的一切今後不可能再重現了。於是他走前一步，改變了原來想講的話，只是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啊，古特科夫？」他哽咽了，揮了揮手，轉過身，向吉普車走去，坐上車子就走了。他把身子扭向一邊，所以只能看到他那由於抽泣而顫動的背影。

　　辛佐夫茫然不知所措，目送著兩輛吉普車離去。他想，雖然司令一整天好象比往常高興，但今天卻曾有過死亡的預感。

　　這事情發生在清晨，他們剛剛從指揮所乘車出來，還在渡口碰見塔尼雅之前——在這一切之前。他們乘車出來，在寂靜的樹林裡開了近十五分鐘。在辛佐夫的記憶中，謝爾皮林是不大喜歡聽唱歌的，自己也從來不唱歌，這時卻突然在前座輕輕地哼起一支曲調緩慢的奇怪的歌子，歌詞完全是陌生的。他起初輕輕地哼著，後來轉過頭來，帶著他平素少有的含有歉意的笑容說：「可能是由於靜寂的緣故，我想起了童年時母親唱的我們韃靼人的搖籃曲。我不會唱整個歌子，只記起了兩段。」

　　他又轉過頭去，聳了聳肩膀，好象自己也感到奇怪，怎麼會想起來的，不但想起了，而且還當著人家的面唱起來了。

　　「這就是死亡的預感，」辛佐夫心裡想。

　　第二十五章

　　結果，紮哈羅夫這一天從早到晚都是在做遺囑執行人的工作。

　　這是勢所必然的。對紮哈羅夫來說，張羅謝爾皮林的後事，不過是對謝爾皮林生前關心的自然繼續。這一切他早已看成是自己職務不可分割的部分。

　　集團軍司令和軍事委員之間的相互關係——儘管他們每個人的權利和職責在最高當局批准的條例裡有明文規定，—一畢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只是職務關係。這種職務上的關係，通常只是在他們相處不好或不正常的情況下，才需要分清楚，在感情融洽的情況下是不需要分清楚的。在戰爭期間，謝爾皮林和紮哈羅夫兩人之間從來就不談你是軍事委員、我是司令這樣的問題。如果有人問謝爾皮林：一旦你出了什麼事故，你要誰當你的遺囑執行人？他一定會挑選紮哈羅夫。不過，在一個人生前，別人很少會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而在他死後提出，又太遲了。他的選擇不是根據職務上的關係，而是根據和自己親近的程度，雖然在這裡職務關係和親近程度是不矛盾的，相反，卻有著聯繫。

　　謝爾皮林自國內戰爭以來早就養成了一種習慣：他認為工作中最親近的人，就是他心裡稱之為自己的政委的人。在國內戰爭時，他與在察裡津附近犧牲的瓦西裡·雅科夫列維奇·托爾斯蒂科夫的關係是這樣，在這次戰爭初期與什馬柯夫的關係也是這樣。在最近一年半中，與紮哈羅夫的關係也同樣如此。

　　在長年服役期間，如果在他身邊擔任「政委」這一職務的人跟他對「政委」這個問的理解不相符，那麼，他們當然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親近的關係；因為這個人與「政委」這個稱號不相符，就不能算是政治工作人員，而只會給事業帶來不利。

　　在開頭的時候，還在國內戰爭時期，謝爾皮林個人的命運完全可能成為另一個樣子。在他的戰鬥道路上，曾出現過不易察覺的三岔路，當時憑著他曾受過初等軍醫教育和自一九一七年春天起就入黨的黨齡，很可能按照用命運的支配，更確切地說，是按照黨的支配，在那些年代裡不是當軍官，而是當政治幹部。

　　謝爾皮林在部隊裡服役了四分之一世紀，很難想像自己會擔任什麼別的工作，但他心裡卻認為，自己很懂得政委的工作，他認為，即使當時做一個政委，他也是能夠勝任的。大概這一點在他和紮哈羅夫的親近關係中，也是起過作用的。

　　紮哈羅夫不記得他們是否直接談起過這方面的事情，但在一起服役的這段時期內，他深知自己和謝爾皮林之間不但是你瞭解他的工作，而且他也瞭解你的工作，不但是你象信任自己一樣信任他，而且他也這樣信任你。

　　任何一個人，如果他在個人經受絕大的痛苦時，公務又忙得無法擺脫，那麼，他事後就會體會到，要是當時無所事事，就會更加痛苦。

　　起初，在開始的時候，一會兒這件事，一會兒又是那件事來打斷你對剛逝世的那個人的思念，你似乎感到無法忍受。由於非常事件與日常事務之間的矛盾，即所發生的事件與儘管發生了非常事件、但還必須處理的日常事務之間的矛盾，你的頭腦和心臟似乎要炸裂了。直到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才會明白，事情恰恰相反：正是這些事務，你發佈的一道道命令，你整出的一份份文件，以及你和人們談論的與這事完全無關的一些事情，才幫助你克服了在最初的時候所感到的痛苦。

　　而紮哈羅夫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因為戰鬥還在進行，部隊要繼續執行任務：儘量對龜縮在明斯克以東地區的上萬名德國人施加壓力，不讓他們分散並加速沖出包圍圈。

　　這一整天直到深夜，紮哈羅夫花了不少精力，要下命令，發指示，找人，打電話，擬密碼電報，寫報告，回答上面的查詢，答覆下面的問題，跟政治副軍長和政治副師長談話，還要和帶來了德國人的新文件的七處工作人員談話。

　　紮哈羅夫在別的日子裡也得做這些事，但今天做起來感到格外吃力；因為除了那些不管謝爾皮林是活著還是死了總是要做的事情外，現在又增加了一些與謝爾皮林去世有關的事情。

　　不但要口頭，而且還要用書面，把發生的事情向方面軍報告。方面軍要求這樣做，同樣，最高統帥部也要求方面軍這樣做，因為在這次戰役即將勝利的緊張時刻，集團軍司令的犧牲是個非常事件。

　　在外科主任的鑒定送上去以前，要先看一下，要把他和集團軍衛生部主任找來，給他們指示，告訴他們把謝爾皮林的遺體送往哪兒和怎樣護送。還要談一談已經在後勤部做的棺材的問題以及為謝爾皮林建立臨時紀念碑的問題，不管把他葬在哪兒，臨時紀念碑要馬上建立，還要商量一下和安葬地點有關的安葬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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