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45)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四五

　　等到她重新睜開雙眼，重新看到在鐵路旁邊飛馳而過的林邊綠樹時，她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剛才設想的一套解救辦法是不符合實際的。這樣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這根本不是什麼解救的辦法。

　　「無論如何，我內心還是希望：如果找不到瑪莎的話，我又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的，我是這樣希望的。這有什麼關係呢？誰管得著？要是我在出院之後，馬上請求把我調到別的方面軍去，調到別的集團軍去，同他分開來，二個人單獨待在別的地方，直到戰爭結束，那麼，誰也沒有權利再向我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了。誰管得著我心裡在想些什麼……要是我不跟他在一起，要是我自己不同意跟他在一起，那麼，我內心所抱的這種希望，就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了！」

　　她回想起來，今天她是可能被打死的，但她卻依然活著，不僅依然活著，而且還同赫裡斯托弗羅夫兩個救了別人的命。她不禁深深地憐惜起自己來了——一個剛才做過這樣一樁好事的人，是一定會得到好報的。不然的話，天底下就沒有公道了。

　　與剛才痛苦的思慮相反，她此刻又莫名其妙地想著：她和辛佐夫到頭來一切都會很好的。怎麼會很好，為什麼會很好，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才能使他們重新好起來，這一切現在她已經不想了。她把這些問題全都丟在一邊，好象有人突然給了她這個權利似的……

　　塔尼雅倦了，她安靜下來，由於失血而感到虛弱不堪，準備馬上入睡。車門外面開始暗下來了，衛生兵關緊車門，走到車廂的一個角落裡，坐下抽起煙來。

　　等到衛生兵一離開他們，躺在塔尼雅身邊的飛行員就小聲對她說：「我記得您，有一次我給您開過飛機。」

　　塔尼雅也記起來，去年冬天，她跟這個飛行員在同一架「Y－2」飛機上飛行過。當時有一個衛生營同全師一起被敵人分割、包圍已有好幾天了，急需把血液、藥品和包紮器材送到這個衛生營去。汽車不能通到那裡，只好派飛機去。於是塔尼雅便自告奮勇同這個飛行員一道飛去。

　　飛行員當時穿的是冬季服裝，所以塔尼雅沒有一下子把他認出來。

　　「您怎麼啦，醫生？」飛行員問。

　　「德國兵在公路上襲擊了一輛運送傷員的車子，」塔尼雅說。她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她直想睡覺。

　　「敵人從地面上射擊，把我的一隻腳打穿了，」飛行員說。「我是同一個聯絡官一起回來的。好容易才把飛機開回來了。剛剛著地，就有人跑過來說：『不要關馬達，你要把軍事委員送走。』我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就這麼坐著，可靴子裡全是血。」

　　他在床墊上挪動了一下身子，挨近塔尼雅，小聲補充說：「司令被打死了。軍事委員就是飛到他被打死的那個出事地點去的。本來要我給他開飛機，可我不行了。」

　　「司令怎麼啦？」塔尼雅一下子甚至沒有聽懂他的話。「哪一個司令？」她又問了一句。她想也許是空軍集團軍司令犧牲了。她聽得別人講過，——不知是不是事實——他是常常親自參加戰鬥飛行的。「也許，是他犧牲了？」她想，但又問了一句：「哪一個司令？」

　　「哪一個？謝爾皮林唄。除了他還有誰呢。他坐在汽車裡，被埋伏的德國兵打死了，」飛行員仍然壓低著嗓門說。

　　第二十四章

　　飛行員所講的事，塔尼雅起初不相信，但事情確實是發生了，不過不象飛行員所說的那樣，而是另一種情況。

　　謝爾皮林不是被敵人的伏兵打死的，而是於七月三日下午三時在切爾文地區的別列律納河附近為炮彈彈片所擊中。這地方離前沿較遠，幾乎就在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和一條沿戰線的田野小道的交叉處。他受了致命的重傷，一直沒有恢復知覺，過了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後就死去了。沒有人能更確切地說明到底過了多少時間，因為當時沒有醫生在場。二十分鐘後，當謝爾皮林被送到衛生營並抬上手術臺時，他已經死了。

　　德國人的大口徑炮彈在這位集團軍司令乘坐的吉普車和跟在後面的裝甲運輸車之間的路上爆炸了。裝甲運輸車上一塊彈片也沒有打到，吉普車上也僅僅中了一塊。但就是這唯一的一塊彈片打穿了吉普車的後車壁，穿過了辛佐夫手裡拿著的地圖（辛佐夫和作戰處副處長普羅庫廷兩人就坐在謝爾皮林的後面），又穿過吉普車前座的椅背，打進了謝爾皮林的背部；彈片從胸前穿出來，打到前面的擋板上，然後彈回來，打傷了司機古特科夫的手。

　　射擊是稀稀拉拉的。德國人對幾條公路進行騷擾性射擊，而在這條公路上，在車子行駛的那段時間內，恰恰一直都是很平靜的。車子不是因為集團軍司令受了致命重傷停下來的——一起初大家都沒有發現司令受了傷，——而是因為古特科夫叫了起來，他一隻手握著方向盤，舉起另一隻血淋淋的手，緊急刹了車：他不能再繼續駕駛了。

　　車子一停住，謝爾皮林的身體就從吉普車裡往右前方倒。辛佐夫連忙抓住他的雙肩，使他靠在前座的椅背上。起初，當謝爾皮林剛要朝前倒下去時，辛位上還沒有理會到已經出了事。他以為司令是由於緊急刹車而受了很大的忐動。直到他用雙手緊緊地拉住謝爾皮林，把他癱軟的身子緊按在椅背上時，他才明白司令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受了重傷。

　　通信兵坐的第二輛吉普車這次走在前頭，它發現炮彈爆炸，後面的車子停了下來，便掉過頭和跟在後面的裝甲運輸車也在旁邊停了下來。

　　通信兵坐的吉普車靠攏過來後，辛佐夫婦喊道：「古特科夫，上那輛車去，快！你——來駕駛！」

　　他大聲喊著，但雙手仍舊抱著謝爾皮林的體軟的身子。

　　古特科夫爬出車子，右手握著血淋淋的左手，他看著謝爾皮林，好象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共情似的。第二輛吉普車的司機跳上古特科夫的座位，辛佐夫對他喊道：「快，向前開！」聽他的聲音就明白：要以全速前進。

　　於是，車子就以全速前進，開了大約五百公尺，直到辛佐夫下令停車為止。當車子在這五百公尺的路程中飛馳的時候，辛佐夫只考慮一個問題：如果謝爾皮林還活著，很可能被第二發炮彈打死。如果這不是孤零零的一發炮彈，而是炮火襲擊，那就要儘快沖出炮火區，其他事情以後再說！

　　裝甲運輸車緊緊跟在後面，辛佐夫回頭看到了它。第二輛吉普車稍微落在後面一點；開車的是電臺台長。

　　車子停下來後，辛佐夫還是抱著謝爾皮林的身子。他轉過頭來，對坐在旁邊一動不動象發了呆似的普羅庫廷說：「快到電臺上去，告訴司令部，說司令受了重傷。我們直接到衛生營去。從這裡去只有四公里。我們到早晨去過的普列先基的那個衛生營去。你用電臺聯絡，要集團軍外科主任乘飛機去那兒。那邊有個廣場，飛機可以降落。」

　　普羅庫廷一句話也沒說，他爬出吉普車，向電臺走去。在這種情況下，級別的高低就不起作用了。誰首先從驚慌失措的狀態中清醒過來，想出主意，誰就可以下命令。

　　辛佐夫曾想讓謝爾皮林就這樣坐著，再叫一個自動槍手坐在腳邊扶著他，走完這四公里路程，免得移動了。但後來他怕這樣做會更糟，謝爾皮林會因流血過多而衰竭，因此，當普羅庫廷往電臺那兒去的時候，他便吩咐朝吉普車跑來的幾個自動槍手：把司令放在兩用油布上！他把油布從自己的座墊下拉出來，丟在草地上。

　　謝爾皮林被抬出來放在地上。他的呼吸微弱，非常微弱，但還在呼吸。他們用牙齒撕開了幾個急救包——能找到的所有急救包，解開謝爾皮林的軍便服，扶起他的雙肩，把手伸到他的肩胛骨下面，在傷口的兩邊放了紗布墊，再用繃帶把傷口包紮起來。傷口流著血。包紮時，紗布一下子就浸透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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