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43)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四三

　　院長後來又說，他在今天就要為赫裡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請嘉獎。

　　「你已經有一枚『紅旗』勳章了，馬上就會有第二枚。你不但保護了傷員，還親手用自動槍幹掉了三個德國兵！連繳獲來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張，拿起來就打！」

　　塔尼雅回答說，她是懂得這種自動槍的性能的。這種槍不錯，只是後坐力大一點。她本來還想補充說，當年她在遊擊隊時，曾跟這種自動槍打過許多次交道，拆啦，裝啦，射擊啦，她都會。但後來她終於沒有說出這一點，為的是不要顯得她好象不單單是在說槍，而是在誇耀自己的過去。而且，就是不說，大家現在已經把她誇個沒完啦。

　　聽到院長說他要給他們申請嘉獎，塔尼雅高興地想：如果真是這樣，身上佩著兩枚「紅旗」勳章，那該是什麼樣子呢？一個女人身上佩著兩枚「紅旗」勳章，她還沒有親眼看到過。可能女飛行員當中有，但她畢竟沒見到過啊。

　　手術後。女醫生指著那塊取出來的彈片對她說，她這次負傷，簡直僥倖極了。彈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點，就會打穿肺部，向下一點呢，又會打壞腎臟。這彈片就象特意鑽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腎的地方似的。必須說，傷勢不很重，本來很可能……

　　「用不著我多說，你自己也會明白的，」女大夫說。她又用鉗子夾著那塊彈片，問道：「要不要留下作個紀念？」

　　「誰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說。

　　三天之前給念念不忘自己母親的炮兵大尉動手術的，就是這位女醫生。大尉當時死在手術臺上，塔尼雅也是在場的。

　　當時女醫生曾為那個大尉掉過眼淚，而現在呢，由於塔尼雅這般僥倖，她又為後者感到慶倖。

　　當醫生準備給塔尼雅動手術的時候，她還不知道自己有多麼僥倖呢；那時她想起了那個大尉，並且這些天來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醫生給她動了手術，卻沒有給她包紮頭部。她的頭在車幫上碰了一下，不過在鬢角下面擦掉了一塊皮。醫生把創口洗乾淨，上好藥，再在上面貼上硬膏。

　　動完手術稍事休息之後，院方就用一輛救護車把她和其他傷員一起送到後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傷員一起經過的這條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羅斯裡亞科夫手下工作時就已熟悉了。後來她又經常親自在這條路上進行檢查，看傷員是否及時後送。

　　事實上，從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以後，她在戰爭期間所擔任的全部工作，幾乎就在於保證這條路能暢通無阻。而今天，她作為一個傷員在這條路上經過，感覺到這條路比她當醫生時更為漫長。

　　到達集團軍第二梯隊的醫院時，天已經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衛生科長，看過她隨身帶著的病史後，對她說，根據傷勢來看，雖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線的條件，但可以設法把她留下來，不出集團軍的範圍。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你考慮一下，再過半小時就要把傷員送到飛班車去，到那時候就已經……」他沒有把話說完，因為不說也是夠清楚的：如果衛生飛班車把她送到方面軍醫院，再從那裡轉送到醫務人員叫作「內地醫療基地」的話，那麼，除非等到完全恢復健康，是不會很快讓她回到這兒來的。

　　衛生科長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這個集團軍裡，因而準備破格對她進行照顧。當塔尼雅如此堅決地拒絕留下來時，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為自己的丈夫也在這個集團軍裡，所以才不願意留下來。

　　剛負傷的那會兒，塔尼雅想的是別的事。一方面，她為自己活著感到慶倖，另一方面，她又為死者感到難受。出事前，她同卡車司機一路上談得十分投機，所以對他的死特別感到難受。她想的是自己和當時發生的一切。直到後來，在動過手術已經上路到這裡來的時候，她才不去想BW的事，而開始去想負傷之前的事兒了。

　　這就是她說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句話的原因。不過，既然說出，就應該做到。在動身上衛生飛班車之前還留有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決不能改變主意。最要緊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現在不要立即改變主意，再過一會兒，等到坐上了到後方去的車，即使要改變主意，也已經晚了。

　　我的老天爺，塔尼雅當然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一切竟會發生在今天！她沒有想到會這樣，也不願意這樣。但事情畢竟發生了，好象她請求命運作出這樣的安排似的。過去她沒有請求將軍把自己從這裡調到任何一個別的集團軍裡去，卻聽憑命運去擺佈了。而命運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安排，沒有奪去她的生命，只叫她負了傷。「傷勢不很重……」

　　她憂鬱地想起了辛佐夫和他軍便服上的六條負傷的標誌：三條是紅色的，三條是金色的。總共不過半天之前，在別列津納河的渡口，辛佐夫把她拉到懷裡，吻了吻她，他還想再吻一次，而她卻避開了，說「這裡不方便」，就在這個時候，她看到了在他的軍便服右首口袋上面的這幾條負傷標誌，正好在她的眼前。她甚至還數了一數，雖然她明明知道是六條，而不是五條或

　　七條，還知道這六次負傷中的每一次各傷在哪裡。她不僅聽他講過，而且親眼看見過。她還親手摸過他的傷疤：第三根肋骨上邊的傷疤，是第一次負傷留下的痕跡；頭髮底下的傷疤，是第二次；背部從脊椎到胯股上的傷疤，是第三次。這次傷勢最重，差點兒奪去了他的生命，所以傷疤也最大。這幾次是他在遇見她以前，說得確切些，在他們共同生活以前負的傷。至於他的手，這已經是後來的事了，那時她已經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了，」她懷著悲痛的心清，不出聲地重複說。

　　塔尼雅知道，在所有這十一天進攻的日子裡，齊娜依達都在補給站工作，在那裡編組和發放衛生飛班車。派她到那裡去是有道理的。因為她既有男子般洪亮的嗓門，又有女性的、對傷員體貼關懷的柔情，正好適合做這項工作。在那個站上，人們匆忙地把剛卸完運到前線的物資的空車編組好，在這些空車裡裝上事先準備好的鋪板、床墊和被子，再掛上餐車、換藥車廂和醫務人員的專用車廂，隨即毫不耽擱地打發這輛列車離開前線，把傷員運送到分類後送醫院去。

　　齊娜依達做的是組織傷員上車的工作，因為大家都說她最善於同軍運鐵路員工打交道。

　　塔尼雅知道齊娜依達今天也一定在補給站上，但她還是問了問衛生科長，巴雷舍娃醫生是否在那裡。

　　「她總是在那裡的，你准能見到她。」

　　在站上，她很快就看到了齊娜依達。她從遠處喊了一聲，但聲音太輕，齊娜依達沒有聽到，飛快地走了過去，一邊走一邊還在同一個大尉吵嘴。

　　第二次見到齊娜依達時，離開車只有幾分鐘了，塔尼雅已經躺在加溫車廂裡靠近車門的鋪著乾草的床墊上了。她請求把她安置在靠車門的地方，以便車子開動的時候可以看到外面，即使車門關上了，哪怕從門縫裡看看也是好的。

　　塔尼雅生怕就此見不到齊娜依達了，但這種情況是決不會發生的，也終於沒有發生，因為齊娜依達總是要把所有的加溫車廂從尾到頭逐節巡視一遍，檢查傷員是否安置妥當。

　　剛才專門有一輛汽車送來一個飛行員，於是，衛生兵就把其他傷員挪動了一下位置，把他安插到這節加溫車廂裡來。

　　塔尼雅聽到了齊娜依達的聲音。齊娜依達還沒有走到他們這節車廂跟前，就在老遠的地方問：「是不是照我說的那樣，把飛行員安置好了？」

　　有一個人回答說：「安置好了。」

　　「這樣行嗎？」齊娜依達走到車廂跟前，問躺在塔尼雅身邊的飛行員。

　　「謝謝，」飛行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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