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39)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三九

　　她有時簡直忘了口袋裡的這封信，有時卻又會想起來。有一次，由於她看到了阿爾傑米耶夫，她整整一天都沒法擺脫這些念頭。當時，她同傷員坐在一輛空卡車的車廂裡一起返回後方，而阿爾傑米耶夫坐著吉普車迎面一閃而過。

　　一看到阿爾傑米耶夫，塔尼雅就想到：不僅在辛佐夫面前，而且在他面前，她都成了一個無辜的罪人。她記得去年冬天在莫斯科時，阿爾傑米耶夫去看她，她給他講了他妹妹犧牲的事。他當時緊握拳頭，跛著腿，在廚房間裡來回地走著。後來，當她離開莫斯科時，他到火車站來送行，送給她一包瑪莎的衣服，讓她在塔什幹的舊貨市場裡換些吃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一想起阿爾傑米耶夫當時帶到火車站送給她的這些衣服，她就感到特別難受。

　　這些天來，她在醫院裡遇到負傷的婦女，已經有兩回了。一個是女報務員，她是從遊擊隊醫院轉送到集團軍醫院來的。她身上有一塊彈片，在第一次動手術時沒有取出，現在又要開刀把它取出來，不然就會有生命的危險。還有一個婦女是從森林回自己村子去的路上碰到地雷被炸傷的。她自己說，她不是一個遊擊隊員，而是一個普通的居民。不過，後來從談話中知道，原來她給遊擊隊員送過飯，當過聯絡員。換了別人的話，是會說自己是個遊擊隊員的，可她說不是，因為她沒有參加遊擊隊，只不過幫助他們做些事情而已。

　　女報務員講到，有許多輛列車，裝著被德國人擄去做苦工的人，駛過他們那兒的鐵路線。德國人故意把火車時刻表搞亂了。在軍用列車行駛的時間算他們讓裝著被擄走的人的列車開過鐵路的危險地段，而軍用列車卻在平常的時間行駛。這樣一來，有一次遊擊隊搞錯了。當裝著被拘走的人的列車開過時，他們把前面的一段鐵路炸壞了。結果，頭三節加溫車廂出了軌，死掉了幾個婦女。但是，在這場車禍中倖免於難的和僅僅負了傷的婦女，跟著遊擊隊員撤退到森林中去的時候，全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樣反倒好，死去的人反正是救不活了，可活下來的人就不用去受那份罪了。要不然，到了德國，可怎麼過日子啊！難道那是人過的日子嗎？

　　「我們當時心裡比她們還要難受得多呢，」女報務員在講述時想起了那時候的情景，眼眶裡噙著淚水，不知道是由於回憶而引起的呢，還是由於又要與外科醫生打交道而引起的。她雖然已經到了大後方，但又害怕再一次躺在手術臺上……

　　塔尼雅一邊聽她講，一邊卻痛苦地想到另一個婦女，她也是被趕到德國去做苦工的，也許，在某個時候，她也曾乘著列車經過這個地區，而現在呢，在戰爭結束之前，恐怕誰也不能告訴你，她是否還活著……

　　要是你每天都在醫院和衛生營之間來回跑的話，這樣的事情真是聽也聽不完的！

　　昨天在一個醫院裡，塔尼雅為了公事需要找外科主治醫生談話，可是談話談到一半就被打斷了，因為主治醫生突然被叫去施行緊急手術，於是塔尼雅也跟著她走進了手術室。手術臺上躺著一個腹部受重傷的炮兵營營長，他很年輕，據手術室的護士說，還沒有結婚哩。在給他進行麻醉之前，他滿頭大汗，長著鬈髮的漂亮的腦袋不斷地擺來擺去。他預感到自己快要死了，一再請求送他到醫院來的中尉帶信回去，讓團裡的同志不要忘了照顧他的母親。他老是重複著一句話：「我請求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直等上了麻藥昏睡過去為止。

　　這句話說得在場的人都傷心起來。這次手術幾乎沒有什麼希望，給他動手術的女醫生哭了起來，護士們也都哭了……他就這樣沒有醒過來——死在手術臺上了。

　　塔尼雅卻突然被一種強烈的、近乎絕望的心情樓住了，她打心眼裡羡慕死者。

　　「但願我在最後一分鐘也只想到母親，別的什麼人也不想。但願我除了母親之外，沒有任何別的人可想。」

　　戰爭進行到了第十一天——在長期的沉寂之後，前線的人們又象認真又象開玩笑似地把這個戰役當作戰爭的重新開始，因此就這樣來計算時間。早晨，塔尼雅第十一次動身到前沿去。昨天早晨我軍強渡了別列津納河，現在前沿已經在河對岸了。昨天整整一個白天和一個黑夜，部隊勇往直前地追擊著德軍，現在已經有幾個衛生營到了別列津納河的對岸，今天一早，還有兩個前線醫院也必須在那兒鋪開攤子。塔尼雅的濃眉毛首長和寸步不離前線醫院的羅斯裡亞科夫都提出要求說，在這猛攻的日子裡，不管有多少艱難險阻，比如說，森林裡還有三五成群的德軍殘兵，醫療工作決不能落在後面，必須緊緊跟上部隊；不能讓傷員躺著，等待輪到給自己治療，必須及時地把他們送到手術臺上。昨天一天之內，一連出了好幾起事故，將軍大發雷霆，他在緊急會議上呼籲醫務人員拿出良心來。他大聲疾呼地說，在醫療工作中耽誤時間，就等於誤人生命……但問題不僅在於醫務人員的良心，還在於傷員後送工作的整個複雜的運轉過程。如果把它在紙上畫成圖表的話，這個過程就像是由許多互相聯繫、互相傳動的大小齒輪組成的鐘錶機構。不過這整個機構不是裝在小巧玲瓏的鐘錶殼子裡的，恰恰相反，在進攻的日子裡，從靠近火線的前沿醫療站到鐵路線上的衛生飛班車，相距就有幾十公里。如果從集團軍補給站再往前到內地去的話，那麼，衛生列車還要按照另外的專門線路行駛一圈。塔尼雅的工作職責，只是檢查這個長達幾十公里的機構中靠近戰場的最初幾個小輪子的轉動情況。

　　在這個機構的所有環節中，自始至終，處處都得靠人的良心辦事。前線的衛生兵是如此；傷員搭乘的順路駛過的卡車司機是如此；渡口勤務主任是如此——任憑對岸的車輛川流不息而來，他也得勉為其難，先讓傷員渡過河，把他們送到後方去；補給站的軍運鐵路員工也是如此——他們一方面必須讓裝著炮彈的列車優先通過，趕往前線，一方面又要想方設法，掛上幾節空的衛生飛班車，把它們送到前方，不然的活，下一批傷員就無法往後方運送了。

　　幾乎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成為傷員，這就增強了大家按良心辦事的願望。假若不是那樣的話，光靠醫務人員，他們是決不能做到他們在戰爭中所做到的這一切的。

　　今天，塔尼雅隨同羅斯裡亞科夫乘著一輛吉普車一直來到別列津納河的河邊。到了渡口，羅斯裡亞科夫讓塔尼雅下了車，自己卻沿著林間小道往森林裡開去了。

　　吉普車越開越遠，象一隻野兔似的在坑坑窪窪的地方縱跳著，時而往右，時而往左，彎彎曲曲地繞過那些擊毀和燒壞的德軍車輛。這個地方真是應有盡有啊！又是大卡車，又是司令部的大轎車，又是摩托車，還有一些已經辨不出是什麼車了。前天，我們的空軍把這條林間小道整個翻了幾遍，它就變成這副模樣了。

　　德軍原來的渡口被我們炸毀了，我們重新開闢了一個新的渡口。在林間小道上，在森林裡，在這個新渡口附近，以及在通往渡口的公路兩側，遍地都是沒有來得及收拾掉的屍體。到了今天，我軍渡河後第二天早晨，在渡口周圍和通往渡口的大小道路上，都散發出一股屍體的惡臭，甚至使得一般人認為對什麼氣味都聞慣了的醫務人員也感到難以忍受。

　　昨天是個大熱天——在背陰的地方，溫度也有二十七度。到了傍晚，事情就很清楚了，必須對這裡的渡口作出處理：要麼是調撥人力來清理渡口，而且要一下子撥出許多人來，至少幾千人，以便把這些屍體全部搬走、埋掉，要麼是把這個軍車、人員來往不絕的主要渡口轉移到別的地方，哪怕能轉移到兩三公里遠的地方去也好。

　　今天一早，羅斯裡亞科夫就是為了這樁事趕到這裡來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根據「鐵的事實」向集團軍軍事委員會提出報告，不管事情多麼複雜，渡口非轉移不可；讓成千上萬個人川流不息地經過這個可怕的地區，那可太危險啦！

　　塔尼雅站在離橋不遠的地方，她已有兩三次舉手示意，但還沒有搭上車。過橋的卡車都是滿載的，炮彈箱堆得和車幫一樣高。有一輛卡車停了下來，但這輛卡車馬上就要向右拐彎，而塔尼雅卻要筆直往前走。

　　隨後，一輛吉普車飛快地趕上了這輛停著的卡車，有人從車裡向她招了招手。由於車篷擋住了視線。她沒有看清楚這招手的人是誰。直到第二輛裝著天線的吉普車和後面的裝甲運輸車跟著第一輛吉普車駛過，她這才明白：一定是辛佐夫隨同司令趕到前面去了。辛佐夫向她招了招手，卻無法按照自己的心願讓車子停下來……

　　當吉普車繞過停著的卡車時，辛佐夫看到塔尼雅站在卡車背後的公路邊上，但已經遲了。她的身影一閃而過，又被卡車擋住了。辛佐夫只來得及向她招了招手，卻不知道她看到沒有。

　　但坐在前面的謝爾皮林卻從前車鏡裡注意到了坐在後座的辛佐夫招了一下手，便回過頭來問：「你跟誰打招呼？」

　　「跟妻子。」

　　「停車，」謝爾皮林對古特科夫說，「讓後面兩輛車開過去。就這樣。」

　　等到裝著電臺的吉普車和裝甲運輸車趕到他們的前面，謝爾皮林又命令古特科夫開倒車。

　　謝爾皮林坐著的那輛吉普車筆直地開著倒車，一直開到站在路旁的塔尼雅身邊才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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