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96)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九六

　　這天從早晨起，他規定的以營為單位的訓練項目，是在火網掩護下衝鋒。火網是由火炮和迫擊炮的火力交織組成的。茨維特科夫帶了團長，在營的散兵線裡親自示範，要保持多大的距離，才能安全地跟著火網前進。

　　之後，散兵線繼續往前推進，茨維特科夫帶著團長開始返回，打算再到另外一個營去。就在這個當兒，有人打了那該死的一炮。

　　迫擊炮進行遠程射擊時，按規定，它的炮彈要補充裝藥。在連續射擊時，有一顆炮彈沒有發火。把炮彈從炮身裡取了出來——發現不發火的原因是，在這顆炮彈放進去之前，撞針上有一塊彈殼底緣的碎片。

　　撞針上的故障排除之後，迫擊炮又架起來了，但是裝填手心急慌忙，錯拿了一顆沒有補充裝藥的炮彈。班長看到之後，命令停止射擊，大罵裝填手粗心大意。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莫名其妙而又無法挽回的事情——瞄準手尼庫林中士完全不按規定，自說自話地拿了一顆炮彈，開了一炮。這顆炮彈原來也沒有補充裝藥——拿錯了……彈著點非常近，散兵線中的戰士倒一個也沒碰著，炮彈落在他們的後面，說也湊巧，正好在茨維特科夫和團長走的地方爆炸了。團長的一隻腳齊踝骨炸掉了，茨維特科夫的腹部中了七塊彈片，一直昏迷不醒，死在手術臺上。令人驚異的是，他居然還能活一個半小時。

　　嚴格地說，除了瞄準手之外，誰也沒有罪。班長命令暫停射擊，而去申斥那個失職的戰士，這也是合情合理的。瞄準手恰恰在這個時候會突然心血來潮自說自話地去開炮，這是誰也無法預料的。

　　審問連長、班長之後，在他們的行動中沒有發現構成罪行的因素，建議給予他們紀律處分，已經按此辦理了。上尉連長由於連裡有人開了這一炮，算他倒黴，按玩忽職守處理，由上尉降為少尉，由連長降為排長。迫擊炮班班長由中士降為列兵。瞄準手也是中士，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問他為什麼擅自開炮，他解釋說，因為他想快點繼續射擊。再問他，怎麼會沒有發現那顆炮彈沒有補充裝藥，他講來講去講不出個所以然來。他自己也感到奇怪，雙手一攤，老是重複著一句話：「現在有什麼辦法！我犯了罪，我來承當。」他的神情十分沮喪。在他受審訊期間，檢察員甚至有些擔心他會自殺，曾命令對他進行搜查，看他身上有沒有可以用來自殺的東西。

　　搜查他的時候，他猜到進行搜查的原因，於是就說：「你們這樣懷疑我是多餘的，我不是猶大，不會去上吊。我有罪，但不怕受審判！」

　　軍事法庭判處：迫擊炮班瞄準手尼庫林中士，因擅自發射沒有補充裝藥的炮彈，打死了副師長，打傷了團長，犯違抗軍令罪，後果極其嚴重，應判處極刑，予以槍決。

　　聽完判決之後，尼庫林只是長歎一聲，沒有說話。假如，他說幾句話，也許心裡會好過些。但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軍事法庭對他說明這個判決應上報集團軍軍委批准．尼庫林中士對這句話或者是沒有聽到，或者是未加注意。從他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這樣的判決早在他的意料之中。這倒並不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罪犯，而是因為他老想著，既然出了這樣的事，把人打死了，那麼自己就要準備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是應該的。

　　兩天前，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上報到集團軍司令。擔任司令這個職務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許許多多必須辦理的事情，其中也包括象審批軍事法庭作出的死刑判決這樣重大的事情。

　　幸而這種事情是難得碰上的。謝爾皮林在擔任集團軍司令的一年半裡，只碰到過三次。前兩份判決書，他毫不猶豫地批准了。第三份判決書他沒有批准。退了回去。後來，這個人被改判進懲戒營，結果在戰鬥中犧牲了。

　　這是第四份判決書。謝年皮林看完了由軍事法庭庭長和檢察員簽署的報告之後，沒有批。把它擱在一邊。他想親自瞭解一下這個案子。

　　在這份判決書裡，好象有什麼東西觸動了他。而且「犯違抗軍令罪」這句話，根據法律上的措詞來說可能是正確的，然而不完全符合實際。違抗軍令，應該是指：命令往前進，他卻不往前進，反而往後跑。而這個案子裡的全部罪行，是沒有得到命令而開了一炮！茨維特科夫已經安葬了，葬在克裡切夫市的廣場上。在他的墓前，為他舉行了安葬儀式：致了悼詞，並用二十支步槍為他鳴槍致哀，而後，寫信通知他的寡妻。所有這些都已經過去了，已經被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事情所湮沒了。現在，把犯有打死茨維特科夫之罪的士兵判處死刑，好象與茨維特科夫之死沒有多大關係了，因此，必須把這兩者分開來看。謝爾皮林把判決書擱在一邊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想到明天即將進攻，這個士兵既不是臨陣脫逃的人，也不是故意傷殘自己肢體的人，不能在隊列前槍斃他，因為無論從這個案件本身來看，還是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都沒有必要這樣做。恰恰相反，根據進攻前的形勢需要，不應該這樣做。如果簡單地把判決書付諸執行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完了。而這個即將要處死的人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昨天夜晚，謝爾皮林看了給他送來的檔案材料。從檔案中可以瞭解到：打死茨維特科夫上校的罪犯彼得·費多羅維奇·尼庫林中士，年三十九歲，普斯科夫人，家裡有妻子、岳母和三個孩子，全家至今還在法西斯佔領下的普斯科夫。他過去在普斯科夫一個貨站的倉庫裡當工人，從裡應徵入伍，在戰場上榮獲「戰功」獎章一枚，曾經三次負傷：第一次是四一年十一月在提赫文近郊，第二次是四二年七月在頓河上游，第三次是四三年三月在別爾哥羅德近郊，每次受傷後都進醫院治療，傷癒之後又回部隊繼續戰鬥。

　　原來，打死茨維特科夫的那個戰士和茨維特科夫有很多相似之處；茨維特科夫今年四十歲，那個戰士年紀也不輕了，茨維特科夫不止一次進過醫院，每次出院之後總是重返前線，那個戰士也是每次出院之後又繼續參加戰鬥；茨維特科夫家裡子女多，那個戰士也是家裡有老有小，只是茨維特科夫的家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疏散到後方去了。

　　看完檔案去後，謝爾皮林不僅要檢察員到他這兒來，而且對他說，讓他把犯人也帶來。把犯人帶到這裡來是不合規定的，他明知道不合規定，但還是命令這樣做了。

　　他心裡大體上已經拿定主意，不批准這份判決書。昨天看完檔案之後，他甚至打了個電話給紮哈羅夫，同他商量能不能這樣做。然而，畢竟還需要親自看看這個無意殺人的罪犯，根據個人對他的印象來作出決定。生活中往往有這樣的事：親眼看到某個人之後，你心裡有關他的想法會有所改變。原來是這樣決定的，一下子就會改變主意。尤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不在自己身上試一試呢？

　　「我還是第一次和您見面，」當檢察員坐下來之後，謝爾皮林說。軍法中校還年輕，最多不過三十五歲。

　　「我到集團軍來才十一天，司令同志。」

　　「剛來就碰上這樣棘手的案子，」謝爾皮林說。「您瞧，判決書我到現在還沒批。」

　　「我知道，司令同志。我們正等著呢。」

　　「等什麼？等批准，還是等不批准？」

　　「等不批准，司令同志。」

　　問得開門見山，答得直截了當。顯然，心裡的話都脫口而出了。

　　「那麼，你們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判決呢？」謝爾皮林一邊問，一邊看著中校，中校感到他的眼睛裡露出責備的神色。

　　中校不顧這種責備的目光，依然直截了當地說，

　　「當時猶豫不決，司令同志。法庭庭長和我在報告上簽名的時候，都猶豫不決。不想判得這麼重，但是他犯了這樣的罪，不得不考慮後果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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