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4)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四

　　由於這件事，她當時罵自己下賤，並且嘲笑自己：在二二得四這樣明白的問題上，卻還在解精神上的方程式。

　　於是她象一個失足的少女似的帶著傻呼呼的神情，在她真心實意地愛慕的人面前把這一切都吐露出來。其實，他本人是絕對不會向象她這樣一個四十歲的婦女問起這一類事情的，而且也未必想聽她這些話。

　　不知什麼緣故，她總覺得必須把這件事告訴他。並不是由於傻，而是認為必須這樣。並不是由於這件事本身怎樣重要，而是由於，如果沒有不久以附那種把精神和肉體分割開來的失敗的嘗試，那麼她也就不成其為她了。必須讓他知道，她實際上怎樣一個人。否則，一切就沒有意義了。

　　在他對她說「我不相信您的自白」這句話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兩人默默不語，後來他說：「關於您所說的這件事，曾經發生過，但現在已經過去了……是不是應該這樣理解您的意思？」

　　「您理解得完全正確。」

　　「那麼您為什麼還要提起這件事呢？」他嚴肅地問。

　　「真的，為什麼呢？」她重新考慮一下，感到不知所措，想用一句笑話來搪塞過去：

　　「大概我是一時衝動，把心裡的東西一古腦兒全告訴了您。」

　　「完全沒有必要，」他說。「可別引得我也打開話匣子，我的許多廢話會叫您聽得膩煩的。」

　　她想說，她對這一點並不擔心，但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他已經站起來告辭了。這使她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是他害怕講述自己的事情呢，還是他想起了跟她和她丈夫有關的什麼事情，認為還是不說為妙。

　　現在，當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重新感到不安，甚至覺得他今天可能不會來赴約。

　　從半開的窗子外面突然傳來了他在小路上行走的腳步聲。她探頭一看，那裡寂無一人。她對自己的激動感到生氣，就關上窗子，再也不去傾聽了——恰恰在這個當兒，謝爾皮林敲門了。

　　「請原諒，我遲到了一會兒。我和巴久克上將同桌吃飯，這頓飯老是吃不完。」

　　「吃得這樣津津有味嗎？」

　　「不見得怎樣好吃：奶渣。不過在吃奶渣的時候談到了夏天將怎樣作戰的事情，還對這樣一個問題爭論了很久：象我們這種人能不能在三十七歲就被任命為方面軍司令？因為不久以前有一個年輕的將軍就擔任了這個職務。擔任這樣的職務年紀不是太輕了嗎？這樣年輕能夠掌握戰爭所必須的全部知識嗎？」

　　「您認為怎樣，能夠嗎？」

　　「我認為能夠的，謝爾皮林說。「可是巴久克將軍把我所有的論點駁得體無完膚。我對他說：『我和你議經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可是我們也沒有掌握我們這種人所必幹的個部知識。』他回答說；『我們雖然沒有全部掌握，但我們有很多經驗。』我說：『讓我們回顧一下國內戰爭，那時不是也有三十上下甚至更年輕的方面軍司令嗎？』他回答說；『這是另一回事，那時候我們一般都很年輕。』我對他說，拿破崙三十三歲就當了總司令。他回答說：『拿破崙對我們不足為法，我們有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他們是在多大年紀取得勝利的？』總之，比我們年輕的人都不應該爬到我們上面去！我甚至試圖借助于斯大林同志的威望，但這也幫不了忙。他說：『當然，斯大林同志高瞻遠矚，但這個人選終究是別人向他推薦的，他不過批准一下罷了。但願他不要後悔！』就這樣，我們倆的意見始終不能取得一致。」

　　「可沒有扯著嗓子大叫大嚷吧？」她學著謝爾皮林的語調問。由於他來的時候情緒很好，她感到很高興。

　　「還不算厲害，不致于影響健康……假如象《閔豪生男爵奇遊記》中那樣，把我們所有這些將軍在這裡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療養院的爭論凍結起來，到將來戰爭結束以後，再把它解凍，那麼，一定可以聽到許多關於戰爭和相二談論的趣事。」

　　「如果在整個戰爭期間寫日記，不間斷地寫，那麼，甚至象我這樣的人寫的日記，讀起來也是很有趣的，」她說。

　　「日記我們是明文規定不准寫的，而且也沒有時間寫，」他說。「不過戰爭中反正會留下許多文件，以後哪怕你讀一百年也讀不完。戰鬥報告啊，作戰彙報啊，偵察彙報啊，戰鬥日誌啊，除此以外，在每一個團裡，如果有人犧牲的話，第四副參謀長每天還要編寫陣亡將士名冊：姓名、軍銜、親屬地址、陣亡經過、埋葬地點。在每一個連裡，司務長要統計人數，以便按名額領取全部給養。在一個集團軍裡，這樣的司務長有多少啊！他們每天晚上都坐著寫。你們的醫療報告單、化驗單、病史記錄不也是這樣的嗎？你們的全部記錄，從戰場經過急救站、衛生營、後送醫院、衛生列車……一直到初愈傷員大隊，要是加在一起，那麼，戰爭以後，光是你們的醫療記錄大概就能裝滿一幢四層樓的房子。」

　　「為什麼是四層樓呢？」

　　「我是按一年一層樓計算的。您想要五層樓嗎？」

　　「還是讓它四層樓吧。」

　　「您將坐在這幢房子裡翻閱這些記錄，並根據這些記錄寫學位論文。」

　　「您今天不知為什麼攻擊起醫學來了？」

　　「恰恰相反。我想到了你們的事業的重要性，你們做醫生的手裡有多麼巨大的力量啊！你們使每四個傷員中能有三個回到我們部隊裡來。只要想一想，假定從戰爭開始起，你們不曾使一個傷員重返部隊，那麼今天已經沒有人打仗了！我自己要不是走上了軍人這條路，一定會象您一樣，當一個醫生。也許仍舊當一個醫士。會接到應徵通知，戴著有三個菱形標誌的領章。在你們的集團軍醫院裡，在您的領導下工作。您過去在哪一個集團軍裡？」

　　「四十九集團軍。」

　　「假如是在四十九集團軍，方向是：塔魯薩——康德羅沃——尤赫諾夫……是嗎？」

　　「是的。不過我很難想像您會當一個醫士，」他說。

　　「這是為什麼？在上次世界大戰時我恰恰是一個醫士，直到十月革命後才選拔我當營長。我的父親也是個醫士。至今還是醫士，在五十年前的老地方，弗拉基米爾省的土馬。」

　　「他多大年紀了？」

　　「七十七歲。說不定您還能看到他。我在設法給他弄一張通行證，讓他到這邊來見一次面。我預備派副官去接他。昨天我問您怎麼會當醫生的，同時就想到自己——我也曾經想過當醫生。我們家也和醫學有聯繫，當然不象你們是教授世家；我們是學識淡薄的村醫之家，不過卻樣樣都會。譬如說，您接過生嗎？」

　　「在五年級實習的時候，當過一次助手。」

　　「您當過助手，可我卻接過三次生，都很順利。因此，假如按照另外一種方式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至今還在我們的麥謝拉地區當醫土。」

　　「我原先以為您完全是另一種血統。」

　　「這是指什麼而言？」他一開始沒有聽懂她的話。

　　「我以為您出身于軍人家庭，象……」她本想說「象我的丈夫一樣」，但不知怎的卻說不出來，只說了：「象巴蘭諾夫一樣。」

　　「我可沒有這個缺陷，我不是貴族出身，」謝爾皮林縱聲大笑。「沒有的事總歸是沒有的。甚至在那個時候，人家給我加上了各種各樣的罪名，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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