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11)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一一

　　第三章

　　邀請謝爾皮林去喝茶的那個女人，獨自一人坐在房間裡等他。茶壺就放在她身旁，上面遮著一塊餐巾，再用護耳帽蓋著。桌子上除了這把茶壺、一個糖罐子和一盤餅乾以外，沒有其他東西。她把茶預先煮好了，因為她不喜歡臨時張羅。

　　她住的這個房間是公房，但她喜歡這個房間窗明几淨，裡面沒有多餘的東西。在目前戰爭的年代裡，親人都不在一起，房間裡放許多東西是沒有意思的。她坐著，把一雙手指纖細、指甲修短的漂亮的手擱在桌子上。謝爾皮林很欣賞這雙手。她在想，今天是她四十歲生日，在這一天，她所渴慕的那個人將到她這裡來作客，這是多麼好啊！

　　她井不打算告訴謝爾皮林今天是她的四十歲生日，因為這樣一來，可能會使他們的談話按照另一種不是她所希望的方式進行。說不定他會回到自己房間裡去取一瓶白蘭地——他桌上放著一瓶白蘭地和一包紙煙，他經黨風趣地說：這是為了與誘惑作鬥爭。而她卻希望今天能夠繼續昨天的談話。經過昨天的一席談話，她似乎已經開始明白，這個既不漂亮又不年輕、比她大十歲的人為什麼對她有這樣大的吸引力。

　　她認識謝爾皮林已經很久了，是在八年以前，她的已故的丈夫在火車站介紹他們相識的。那時她丈夫和謝爾皮林一起從軍事學院到白俄羅斯去參加一次大規模演習。後來她又匆匆地見過他兩次。那時候，在戰爭以前，她對謝爾皮林既感興趣，又有芥蒂，因為他自已對她的丈夫也心存芥蒂。這是丈夫對她說的，她對此深信不疑。

　　但那幾次見面的情況她幾乎全部忘記了。只記得最後一次，那是在戰爭爆發以後，在四一年十二月，她的丈夫已在突圍時死去，她去見剛從醫院出來即將重返前線的謝爾皮林，瞭解她丈夫去世的情況。

　　這次會面，使她當時就對謝爾皮林產生了好感，而一年以後，這種好感更增強了。

　　她去見謝爾皮林的時候，謝爾皮林對她扯了個謊，說她的丈夫是英勇犧牲的，可是事實上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後來另外一個人向她說明，她的丈夫並不是英勇犧牲的。他銷毀了證件，喬裝改扮，在森林中被他們碰上了；之後，他們一起突圍，她的丈夫由於經不住肉體和精神上的重負，在路上開槍自殺了。

　　要不是她向這個人苦苦哀求，說謝爾皮林在戰前和她丈夫關係不好，因此她對謝爾皮林所說的一切是否真實感到懷疑，這個想法使她非常苦惱，希望他一定把真相告訴她——要不是這樣，也許她至今還會蒙在鼓裡。

　　她所以會產生這種想法，是由於她和謝爾皮林談話的時候，她似乎感覺到他還有什麼話沒有說出來，在他說她的丈夫英勇犧牲這句話以前，有點兒吞吞吐吐，似乎對怎樣回答她的問題感到猶豫不決。

　　這個人顯然是敬愛謝爾皮林的，當時聽了這話，為謝爾皮林大抱不平。他回答說，恰恰相反，謝爾皮林那時對她的丈夫太好了，因為按他的看法，她丈夫的儒怯行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是該槍斃的，這件事要不是謝爾皮林插手，而由他一個人決定，他早就這樣辦了。

　　聽了他的冷酷無情的話，她並不哭泣，也不喊叫，只是請求他說，既然他敢於對她說這些話，就請他把全部經過情況詳細地告訴她。他把詳細情況說了，她明白這全是實情，她默默地聽完了實情，只問了一句：「再沒有別的了嗎？」聽到回答說：「是的，再沒有別的了。」她沒有向他告別就走了。

　　從那時候起，她對謝爾皮林開始懷著負疚的心情a

　　有一次她甚至想給他寫一封信。那是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以後，她在榮獲勳章的將軍名單中看到了他的姓名。但後來一想，這樣做是很愚蠢的。三星期以前，在這裡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療養院，她在前一天晚上送來的傷員名單中看到了謝爾皮林的姓名，於是就在早晨醫務人員開碰頭會的時候提出，由她親自來給他治療，雖然別的外科醫生也一樣能夠治他的病。她這樣做，為的是想進一步瞭解這個使她念念不忘的人。她已經不再想寫信給他了，然而她看報的時候經常留意他的姓名，知道他還活著，在當集團軍司令，她感到很高興。她高興，是有她個人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跟她對自己丈夫的回憶聯繫在一起的。戰爭前幾年，她經常要丈夫向她講述自己的工作情況，而且講得很多，超過軍隊中一般許可的範圍。他曾經向她講述過自己和謝爾皮林的衝突：謝爾皮林不應該用強調德國總參謀部活動的優點作為軍事實例來教育軍事學院的學員，可是他卻頑固地不認識自己的錯誤，這對謝爾皮林這樣一個聰明人來說是奇怪的。「他們是我們未來的敵人，完全沒有必要誇大他們的力量，使軍事學院的學員喪失自信力。」

　　丈夫對謝爾皮林很生氣，也許是妒忌後者在學員中的威信。當時他還告訴她許多其他的事情，這些事情現在她都記不起來了。只留下一個總的看法，她那時是同意這種看法的，因為她是用丈夫的眼光去看待未來的戰爭的。

　　有一天晚上，丈夫很晚才從軍事學院回來（這件事她記得很清楚），心情激動地說，今天謝爾皮林當面拉住他，想在他那兒尋求共同語言，使他接受自己的信念：「清醒地看到假想敵人的力量，是本身力量的保證」，「寧可估計過高，不要估計不足」，「使學員們對敵人的認識不足，那就等於解除他們的武裝」，以及其他的信條。她的丈夫說，謝爾皮林的神態僕常高傲，甚至不屑一顧，談話的對方在講話的時候，也考慮到怎樣對我方軍隊有利。出此，他不得不頂謝爾皮林幾句。結果不歡而散。

　　她之所以記住這次談話，不僅是由於丈夫當時很激動，而且還因為這次談話之後隔了一星期謝爾皮林被捕了。她並不認為她的丈夫巴蘭諾夫上校會把自己同謝爾皮林旅長的談話向上級告發，當時沒有這樣認為，現在也並不這樣認為。她只是感到吃驚：不久前他們談過話，吵過架，不久前她丈夫還對謝爾皮林生過氣，情緒很激動——而現在謝爾皮林已經不在了……

　　丈夫獲悉謝爾皮林被捕的消息以後，兩手一攤，說：「他是咎由自取。」——仿佛這是必然的結局。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回想起「咎由自取」這句話，她確信，丈夫不可能參與這件並；如果他參與其事，他是不敢在她面前說這句話的。

　　她是這樣想的，但謝爾皮林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也許他已經有過那樣的想法了。

　　不久，這一切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因為他們自己家也遭到了不幸。在這次不幸的事件中，她丈夫的行為，在她看來，不象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她一氣之下，帶了小兒子到薩拉托夫卡的雙親那兒去了。當巴蘭諾夫到她那裡去請求她問家的時候，她已經在那裡居住和工作了一年，幾乎習慣於過單身生活了。

　　在他到薩拉托夫卡的那一天，她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地感到，他深深地愛著她。如果你本身在這段時間內只剩下強者對

　　弱者的憐憫，如果你覺得兩人的親近只是習慣的需要，而不再得到原先的幸福，那麼，就難以感覺到這一點。

　　世界上有一種女人，她們迫切需要感到自己比男子強。她知道，這種女人，正是把這一點當作最大的幸福，但她自己並不想做這種女人。這種精神上的不平等是毫無意義的，以強者自居的生活已經使她感到疲憊不堪了。

　　後來蘇芬戰爭爆發了。巴蘭諾夫上校參加了這次戰爭，他在一個集團軍的作戰處待了三個月。她和孩子為他的生命擔心，等候著他來信。

　　他終於回來了，並不是普普通通地回來的，而是胸前掛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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