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夏天(3)_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三

　　而謝爾皮林一邊走，一邊在思索自己和皮金的事：「我信任過他，而且現在仍舊信任他——這是對的。至於我接管了集團軍以後馬上把他調到自己身邊當作戰處長，這確實是過於性急了。由於參謀長是新來的，自己對他不熟悉，想在他身邊安插一個自己人，這是我的偏心，更確切地說，是我的弱點，事後終於使我懊悔不已。皮金擔任工程師的工作倒是合適的，而調到作戰處來，這樣的規模未免使他窮於應付，何況哈爾科夫城郊的局勢又是以外的嚴重。他由於自己疏忽，沒有即使把撤退的命令通知兩個師，後來聯繫中斷，就自己要求飛去，親自去挽救局勢。」謝爾皮林同意了這個要求，結果卻給自己添了麻煩。

　　後來有人想把這件事算在他的帳上。然而結果通報裡甚至連責備他的話都沒有。謝爾皮林至今還沒有徹底弄明白其中的緣故。軍事委員紮哈羅慎照例不看別人的臉色行事，曾向方面軍司令部打了報告，說明自己的看法，這當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光有他幫忙還不夠。多半是——謝爾皮林已經不止一次地想過這一點——這件事情報告到最高當局，斯大林考慮到，他不久以前才把謝爾皮林提升為集團軍司令，因此，堅持了自己的意見，不同意馬上把謝爾皮林撤下來。至於有人建議撤消謝爾皮林的職務，那是毫無疑問的。在這件事上，謝爾皮林要負擔很大的責任。單以他對皮金的信任為由，並不能推卸責任自己的責任。可是除了這種信任以外，又沒有任何旁的證據。

　　「你還記得巴拉班諾夫嗎？」巴久克突然問。

　　「記得，」謝爾皮林抬起頭來朝他看了一眼說。

　　他感到巴久克的問話中帶著挑釁的意味。可他錯了，巴久克不過是想起了巴拉班諾夫這個人也曾經給自己添過麻煩，正象皮金給謝爾皮林添過麻煩一樣，雖然兩人的情況並不一樣。

　　「去年夏天他出院後，給我寫了一封信，請求我原諒他過去的荒唐。他知道我的脾氣，知道我會重新收留他的。」

　　「你收留了沒有？」

　　「收留了。他低聲下氣地到前線來見我，成了上尉，由於企圖自殺，降了兩級。可現在又是少校了。」

　　「在當副官嗎？」

　　「當副官。他要求到偵察隊去，可是我把他留在自己身邊。搞熟了嘛。要知道，沒有他在身邊，我感到無聊。他當副官倒是挺出色的。」

　　「不錯，」謝爾皮林說，「假如你當初不是硬要我派他當團長，那麼你也不會感到無聊，他也不至於自殺。」

　　巴久克把謝爾皮林仔細端詳了一下，仿佛在他臉上突然看到了一種早已忘懷的東西：「嗯，我看，對你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你們在背後說我什麼來著，說我性情暴躁，甚至什麼出口傷人，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不錯，我性情暴躁，但不念舊惡。可你呢，外表和氣，手段可厲害呢。誰要是妨礙了你，你是決不肯罷休的。」

　　「他妨礙的不是我，伊凡·卡比頓諾維奇，而是事業。」謝爾皮林用巴久克熟悉的那種平靜得嚇人的聲調說，這就是巴久克所指的「外表和氣」。「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承認，他不能當團長嗎？」

　　「可以說不能，也可以說能！只要不喝酒，就能。他已經有十個月滴酒未沾了。」

　　「這樣說來，現在甚至可以派他當師長了，」謝爾皮林笑了起來，他用笑來減輕所說的話的分量。

　　「你怎麼樣，照舊喝一點，還是健康不允許？」巴久克問。

　　「車禍以後，我戒酒了。醫生說，終究受過腦震盪。在這以前，還保持著原有的量。晚上在最後一個文件上簽了字，臨睡前喝上那麼半杯。」

　　「懂得厲害嗎？」

　　「我不記得了。據說，甩出去大約五公尺才著地的。」

　　「我不喜歡這種吉普車，」巴久克說。「沒有它不行，可是不喜歡。這種車子太危險，聽說，我的前任坐了吉普車到前沿陣地，車了開過了頭，到了德國鬼子那邊——被德國佬用機槍迎頭掃射！」

　　「我看，這跟吉普車沒有關係，」謝爾皮林表示不同意。

　　「怎麼沒有關係？」巴久克說。「開得這樣快，警衛人員都跟不上。聽說，他是個很聰明的人，但這件事可做得沒有頭腦。連忙後退，可已經完了！胸部中了十二顆子彈。就這樣，他去了，我來了。我和他留下的原班人馬一起作戰。一個也沒有調動。……在那裡，在塔夫利雅和克裡木有一種牛乳酒味道很好。早在國內戰爭的時候我就嘗過。我一到集團軍裡，馬上就要他們早晨和晚上都送牛乳酒來。」

　　謝爾皮林微微一笑。他回想起在軍事委員會的食堂裡，不管怎麼樣，總要給巴久克準備一份酸牛奶。他很少喝酒，只是在興致好的時候喝一點兒。而且即使喝過了酒，晚上仍舊要喝一杯自製的酸牛奶。

　　在打仗的時候，每逢巴久克大發雷霆，許多人都以為事出有因，他不會無緣無故冒火的；但是，實際上卻沒有什麼原因，巴久克之所以要大叫大嚷地發脾氣，是出於一種長期的、不可動搖的信念，認為這樣對事業有利。

　　「嗯，」謝爾皮林心裡想，「我倒想看看他現在在前線是怎麼一副樣子。他究竟改變了多少，改變在什麼地方？用粗話罵人現在越來越行不通了。秩序越是正常，藉故罵人的機會也就越少，而且官兵們比過去更加強烈地反對這一點，因為仗打得越久，他們心中的負咎感就越少，自豪感就越強。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們現在打仗打得出色多了。」

　　巴久克仿佛順著謝爾皮林的思路，說出了實際上相同的話。

　　「我們還在克裡木的時候，有時向草原一瞥，就能看見遍地都是沒有掩埋的白骨——是四一年留在那兒的。只要你一回想起我們經受過的一切遭遇，就會對人們的忍耐力驚異不止：那時候他們究竟是怎樣堅持下來的？也會對自己的忍耐力驚異不止：你經受了這一切之後，怎麼還會活著？看著這些白骨，心裡就會想：那時候由於這兒退卻，那兒失守，誰沒有罵過他們——這些可憐的人兒，誰又沒有罵過自己！……而現在呢，巴不得能使他們起死回生，把他們擁抱在懷裡，可是他們在哪兒呢，……我昨天到過莫斯科，有人對我講到新的教學制度：從今年秋季起學校裡將實行男女分校制。你聽說過嗎？」

　　「好象有這麼回事，」謝爾皮林說。

　　他已經聽到過這種男女分校的制度，他認為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分開學習；這對於應徵前的軍事訓練是有好處的，也就是說對軍隊是有好處的。四一年的創痛記憶猶新：那時有多少人直接從學校應徵入伍，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他們都沒有經過訓練，對打仗一竅不通，簡直可恨！

　　「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巴久克問。

　　「我贊成這個決定。」

　　「是的，這些年輕人，」巴久克說，「在戰爭初期他們使我們吃了不少苦。」

　　「應該說我們使他們吃了不少苦吧？」謝爾皮林自己也沒有想到會說出這句話，突然發問，而在這以前，他似乎也是和巴久克一樣想的。

　　「上將同志，您該去透視了。您要遲到啦！」

　　他們兩人都轉過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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