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開拓·創新_尤利西斯

叛逆·開拓·創新

　　——序《尤利西斯》中譯本

　　/ 蕭乾

　　一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國伯明翰參觀過一次莎士比亞外國譯本的展覽。在東方國家的譯本中，最輝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內逍遙的那套全集：劇本之外，還附有傳記、年譜、研究專集等精裝燙金數十冊，真是洋洋大觀。緊挨著的就是中國，空蕩蕩的檯子上，擺了薄薄的一本《羅密歐與朱麗葉》，譯者田漢（說不定還是由日文轉譯的），中華書局出版。其實，我記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務印書館也零零星星地出過幾個莎劇譯本，大概主辦者沒有找到。總之，那個孤零零的小冊子同日本的全集譯本並排擺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豐盛的筵席旁邊放的一碟小菜。還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丟人！而那是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後，中國還是西方的「偉大盟邦」呢。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記得當時何等狼狽。我趕緊從展覽會上溜出，一路在想，一個國家的國力不僅僅表現在大炮軍艦的數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國民產值多少。像世界公認的這樣經典名著的翻譯情況，也標誌著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和文化水平。

　　四年前八月間的一天，南京譯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長來到我家。他說他們社出完普魯斯特的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之後，還想把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也請人翻譯出版。他風聞我早期摸過這本書，又知道文潔若也是學英國文學的，就力促我們合力動手把它譯出來。

　　四十年代初，我確實曾鑽研過這本書。當時我才二十幾歲，都沒考慮去譯它。如今八十開外，去搬這麼一座大山，那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就一口回絕了，說我不想沒罪找枷扛。

　　然而這位立意想做一番事業的年輕出版家熱情敦促，執意慫恿。當我告訴他出這麼大而難懂的書是會賠錢的時候，他氣慨軒昂地說，只要是好書，我們不在乎賠錢。這在五十年代聽了，並不足奇。然而在「一切向錢看」的九十年代聽了，可使我一怔。他的話深深打動了我的心。

　　先被說活了心的是潔若。一九四七年她在清華讀外國語文學系時，就聽到過這本書的介紹，知道是二十世紀西方小說中的名著。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至今中國還沒有個完整的譯本。她雄心勃勃地馬上就答應下來。潔若已開始翻譯之後，起初我只答應當個「校者」。然而動起手來就越陷越深，終於成為她的合譯者了。

　　我最早聽到喬伊斯這個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我因參加學運被崇實（今北京市二十一中）開除後，就遠走潮汕，教了半年書，鬧了一場初戀（因而後來寫了《夢之穀》），一九二九年混進不要文憑的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那一年，在楊振聲（今甫）先生開的「現代文學」課上，第一次聽到英國文學界出了個叛逆者喬伊斯。後來在美國教授包貴思開的「英國小說」課上，又一次聽到他的名字。當時還不知道喬伊斯是愛爾蘭人。

　　一九三零年好友趙澄為我弄了一張「原籍潮陽」的假文憑，使我混進剛剛創辦的輔仁大學。這是一家天主教大學。教授大都是美國本篤會愛爾蘭裔神父，西語系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於當了兩年他的助手，我接觸到愛爾蘭文學了。也是在那兩年裡，找才知道喬伊斯原來是個愛爾蘭人。但是雷德曼對他並無好感，常說喬伊斯不但給愛爾蘭抹黑，而且也詆毀了天主教。

　　我對叛逆者一向持有好感，何況我自已那時就正在寫揭露基督教會的小說。在我心目中，喬伊斯必是個有見地、有勇氣的作家。然而，當時我並沒能讀到他的書。

　　所以一九八零年當挪威漢學家伊利莎白·艾笛來信問我在寫《夢之谷》時，是不是受到意識流的影響，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訴她《夢之谷》寫於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從上海寫到昆明），那時，我只聽說過喬伊斯的名字，可並沒讀過他的作品。當年，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和輔仁的圖書館，都還借不到他的書。

　　一九三九年秋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時，學院為了躲避納粹轟炸，大學整個都疏散到劍橋去了。在大學城裡，最便當的是買書。當時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鎊，還要抽所得稅），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筆購書費。我還想，自莎士比亞以來英國古典的文學著作，在國內不難找，所以我就集中買當代的文學書。勞倫斯、維·吳爾夫——自然我也買了喬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藝術家年輕時的寫照》。那時《尤利西斯》剛開禁不久，英國版才出了沒幾年。它的單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亞書屋出版的。我買到的是奧德賽出版社（1935年 8月版）出版的兩卷本。當時有關此書的索引及注釋本都還沒出，我花了好大力氣才勉強把它讀完。

　　一九四二年我辭去東方學院教職，正式去劍橋讀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課題是英國心理小說。導師博士瑞蘭對亨利·傑姆斯有所偏愛。所以我開頭讀的就是這位美國大師的作品。瑞蘭又一向是吳爾夫的寵兒。所以接下去讀的是《到燈塔去》和《戴洛維夫人》。喬伊斯當然躲不開，而且是重點。然而我個人更喜歡的還是福斯特。這自然一部分是由於我同他個人之間的交往，然而這裡也包含著我對他的小說觀的共鳴。可以說，福斯特同喬伊斯在小說藝術的觀點上是對立的。在《小說面面觀》裡，他堅持小說必須有故事情節，這同喬伊斯的看法可以說是背道而馳。所以，正當整個世界捲入戰火紛飛的年月裡，我卻躲在劍橋王家學院一間十四世紀的書房裡，研究起喬伊斯的這本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來了。當時一邊讀得十分吃力，一邊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它總是本世紀人類在文學創作上的一宗奇跡。同時，我心裡也一直很明確，這不是中國作家要走的路。我們還太窮，太落後，搞不起象牙之塔。我們的小說需要更貼近社會，貼近人生。可同時又覺得在中國從事文學寫作或研究的人，應該知道西方有這麼一本書，瞭解它的藝術意圖和寫法。可是，正當我啃了半部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夜》時（那是1944年 6月），聯軍從諾曼底登陸反攻了。我也就丟下學位和喬伊斯，重操舊業，當隨軍記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歐洲告別時，曾專程前往蘇黎世郊區踏訪喬伊斯的墳墓。憑弔之余，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寫道：「這裡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復旦課堂裡，我曾重複過「死胡同」的話。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關於現代主義的演講時，我說我在文學上是個保守派，但不是個頑固派。我認為就中國國情而言，我們只能走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但我不贊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對於西方在寫作方面新的探索，我們應注視，應瞭解，不可自我封閉。

　　這次由於動手譯此書，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國購買的一些喬伊斯所著以及有關他的書。這批書跟我一道回到內戰前夕的上海，然後又流徒到香港，最後於一九四九年被帶到開國前的北京。誰料到當時知識分子要找個專故書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書先寄存在老友趙蘿蕤教授處，最後，通過老友嚴文井和何其芳轉到了剛剛成立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這回我從那裡借了其中的幾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剛到劍橋就買的兩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著紫色的書名和作者名。正是由於我在一九四六年帶回的這批近一千冊現代派作家的書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換了主人，它們才逃過了如我其他藏書藏畫的劫難，四十多年來安然無恙睡在研究所的資料室裡，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這期間可曾有學者借閱過。打開封皮，看到半個世紀之前我那拙劣的筆跡：

　　天書

　　弟子蕭乾虔讀

　　一九四〇年初夏，劍橋

　　（可以看出當時我對喬伊斯是多麼頂禮膜拜！從「天書」二字也可知對我來說，它有多麼深奧。）

　　下邊還有一段描述當時我的生活及環境的話——字跡已經淡得有些模糊了。寫的是：

　　「聯軍因比（利時）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戰場時，身為外國男性，每早六點前、晚八點後即不許出門（女性為十點半）。讀此書以消磨日子。」

　　兩本書的邊頁上都滿是讀時做的筆記或注釋。

　　幾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從胡適的書信中找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我從劍橋給他寄去的一個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寫道：

　　「此間[指東方學院]工作已談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寫作。近與一愛爾蘭青年合讀James Joyce[喬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這本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見《蕭乾書信集》第157 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這封不知怎麼會保存下來的信說明那時我就認為這本書應有中文譯本，而且會對創作界有影響。同時，我也充分意識到它的難度。然而我並沒考慮過自己動手去譯它。

　　今天，同潔若譯起這本書來，我仍然相信它會對我國小說的創作界有所啟發。由於國情以及傳統的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應全盤接受這一技巧。任何技巧都只能由作家本人去匠心獨運。但我們需要擴大文學視野，絕不可自我封閉。

　　譯林出版社已請愛爾蘭文學研究者陳恕教授在編寫一本《〈尤利西斯〉導讀》，這裡，我就僅向讀者做一些關於本書的簡單介紹。

　　二

　　愛爾蘭和挪威都是歐洲邊緣上的小國，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並且都堅持保存自己的文化，抗拒異族的同化。喬伊斯寫《尤利西斯》時，愛爾蘭還是英國的一個自治邦。

　　喬伊斯和易蔔生都出身富有，家道中落；都是先篤信宗教，後來叛了教。有些人認為《尤利西斯》中有易蔔生的影子。我在讀第十五章時，就常聯想起《培爾·金特》中的妖宮那一幕。

　　一九〇〇年喬伊斯還在讀書時，就在英國文學雜誌《半月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易蔔生的《當我們死而複醒時》（1899）的評論：《易蔔生的新戲劇》。那是喬伊斯的處女作。接到稿酬後，他去拜訪了一下刊物的編者。看到作者竟這麼年輕（18歲），主編大為吃驚。

　　易蔔生當時有一位英國朋友威廉·阿切爾。此人是《易蔔生全集》最早的英譯者。喬伊斯的文章發表之後，阿切爾曾在給易蔔生的信中提過此事，可能還把那份《半月評論》也寄給了他。在回信中，易蔔生表示他因不諳英文，不能一讀喬伊斯的文章。但他請阿切爾代他轉達一下謝意。

　　阿切爾照辦了。喬伊斯聽到這位大師對他如此賞識，大為興奮，就立志學起挪文。轉年他先用英文擬了一封致易蔔生的信稿，然後又自已譯成「鱉腳的」挪文：

　　「聽到阿切爾先生轉告您的話，我自是十分感動。我很年輕，是個十分年輕的小夥子。倘若您設想一下您自已在大學畢業之前就聽到一位您所崇拜的先輩（像您在我心目中這樣）對您表示的厚意，您就會瞭解我對您的心境了。唯一遺憾的是我那篇文章寫得十分草率，我理應寫得更好些，才配得上您的稱許。相信文中必有不少糊塗處，我也不再為自已辯解了。我這樣一個毛孩子的胡亂評論，可能會使您生氣。但我相信您寧願傾聽一個頭腦過熱的人瞎扯，也不願聽那些神經麻木而彬彬有禮的人那模棱兩可的應酬話。

　　「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已經在大學裡喊出您的名字。這裡有些人對您毫無所聞，有的則陰陽怪氣。我提出您在戲劇史上應有的地位。我闡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諷刺多麼鋒利，以及您在技巧上的運用和您的作品多麼完美和諧。您會以為我這是英雄崇拜嗎？不然，在辯論會上，當我談到您的作品時候，大家都洗耳靜聽，沒人叫囂搗亂。

　　「人們總是把自己最珍貴的保留起來。我並沒告訴他們何以您的劇作使我感到如此親切，也並沒提您一生的戰鬥和勝利怎樣感染了我，沒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奧秘上所表現出的堅強毅力，您對公認的藝術教條規範的徹底蔑視，以及您決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氣概。

　　「作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過您的教誨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謙卑地，因為您大名鼎鼎，而我則是個無名小卒；也不是懊喪地，因為您是位老人，而我還年輕；也不是冒昧或傷感地，而是歡歡喜喜地。我懷著希望和愛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喬伊斯

　　1901年3月

　　喬伊斯認為易蔔生的戲劇中有一種青春的執拗的美，像一股勁風向他吹來。他崇拜易蔔生在藝術上追求真實，對人生則超然獨立。他欣賞易蔔生縝密的邏輯，佩服他敢於從宗教的束縛中擺脫出來。

　　在易蔔生的劇本中，喬伊斯最傾心的是《培爾·金特》。他弟弟斯坦尼斯勞斯在日記中寫道：「吉姆[注：喬伊斯的愛稱]告訴我，他想把《尤利西斯》[ 注：當時還只是一個短篇，想擴大為一部長篇 ]寫成一個都柏林的培爾。」從整個作品的脈絡看，確實是這樣。布盧姆也像培爾那樣，離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盧姆只走了十八個小時，而培爾則浪蕩了一生。最後，兩個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邊。《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爾一樣，也充滿了幻想。兩人都在母親彌留之際，仍然拒絕皈依宗教。五幕詩劇《培爾·金特》中也有一些內心獨白。有時通過瑣事來抒發人生哲理，如培爾剝蔥那一景以及對地球講的那番感慨萬分的話。讀《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蔔生的影子。酒醉之後與妓女廝混的斯蒂芬多麼像妖宮中的培爾！山妖聽到教堂鐘聲和索爾薇格的歌聲，就一哄而散；斯蒂芬則被布盧姆救了出來。喬伊斯還曾於一九一八年寫過一部題名《流亡者》的劇本，描寫一對未婚男女帶著個六歲的娃娃從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雖已歸故土，精神上卻仍處於流亡狀態。

　　喬伊斯和易蔔生最主要的共同點還在於兩人都是當時他們所處的社會的叛逆者。喬伊斯於一九〇五年在給他弟弟斯坦尼斯勞斯的信中就曾說：「你時常反對我的社會主義傾向。難道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對無產者解放的拖延嗎？教會分子或貴族或中產者的反動就意味著各種虐政的恢復。看來在歐洲重新恢復教會的權力就等於回到中世紀的宗教法庭。自然，耶穌會士在給叛教者施輪刑或把他們拉上拷問台時，並沒使人折腰。」（見理查德·艾爾曼：《詹姆斯·喬伊斯》第197頁）

　　一九三六年喬伊斯對人說：「愛爾蘭不喜歡我，正如挪威不喜歡易蔔生。」他們二人在描繪各自社會中的人物時，筆下確實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們二人卻又都成為各自國家——以至世界的光榮。

　　喬伊斯是懷著對於他所處的環境強烈的不滿而開始他的文學生涯的。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譴責了當時他所處的社會，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從心中摒棄這整個社會的結構；基督教，還有家庭，公認的各種道德準則，當前社會的階層以及宗教信仰。我怎麼能愛我的家！我不過是來自一個為遺傳下來的揮霍行為所毀壞的中產階級。我母親估計是被我父親的疾病以及歷年的苦惱折磨而死的。當我望到她躺在棺材裡的那張臉時，我看到的是那麼灰暗，為癌症所折磨的臉。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個受害者的臉。」

　　當時他與這位後來成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識才兩個多月，真是滿腹牢騷。接著他還寫道：「六年前我脫離了天主教會。我對教會恨之入骨。我發現由於我本性的衝動，我不能再屬它了。我在當學生時就曾偷偷反對過它，拒絕為它任職，因此而淪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嚴。如今，我用筆和口公開反對它。」（見艾爾曼：《詹姆斯·喬伊斯》第169一170頁）

　　天主教會之外，喬伊斯還痛恨異族統治者——英國。全書許多處都從正面或側面寫到這個「家裡的陌生人」。當時，都柏林社會貧富懸殊。當我譯到「大廳裡翩翩起舞的宮廷那五顏六色的服飾，外面卻是悲慘的莊稼人，他們饑腸轆轆，面帶菜色，吃的是酸模葉子」（《尤利西斯》第十一章）時，只覺得仿佛是在讀杜甫。

　　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偉大作品，其創作者除了精湛藝術之外，都必具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喬伊斯正是懷著這樣的心開始創作的。

　　一九〇七年他在的裡雅斯特演講時說：

　　「愛爾蘭的經濟及文化情況不允許個性的發展。國家的靈魂已經為世紀末的內訌及反復無常所削弱。個人的主動性已由於教會的訓斥而處於癱瘓狀態。人身則為警察、稅局及軍隊所摧殘。凡有自尊心的人，絕不願留在愛爾蘭，都逃離那個為天神所懲罰的國家。」

　　《尤利西斯》中所揭示描繪的都柏林社會真實嗎？最好的證人莫如比喬伊斯年長近二十歲，也是在都柏林長大並且同樣具有改革社會熱忱的蕭伯納了。他曾幾次在函文中證實《尤利西斯》描繪的真實性和必要性：「我對它[《尤利西斯》]最感興趣，因為我年輕時也曾在都柏林生活過。我認為他的寫法具有經典性。我不認為在坦率描寫性的方面需要什麼限制。我不能使用喬伊斯先生的語言，我的手太拘謹，沒法落筆。當我在都柏林時，年輕的醫學生確實是那樣，言語髒得很，在性行為上也不檢點。他們認為那樣才充滿活力和富有詩意。我很想把那幫青年組織成一個俱樂部，讓他們來讀讀《尤利西斯》，讓他們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們就要再問一聲：『我們要不要永遠這樣下去？』我希望他們的回答是否定的。把喬伊斯所描繪的消滅掉。那時《尤利西斯》就不存在了。那時，就像今天來翻閱十二世紀的地圖。把《尤利西斯》這本書禁掉，那就等於把污穢物保護下來。那不是道德之舉。倘若一個人朝你舉一面鏡子來照你本來的面目，即使把鏡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還是找塊肥皂和水把臉洗一洗呢。」（艾爾曼：《詹姆斯·喬伊斯》第576頁）在另一處，蕭伯納還說：「在愛爾蘭，人們如果要使貓乾淨，就用它自己的爪子來揉它的鼻子。喬伊斯把這種辦法應用到人身上了。」他認為喬伊斯在揭露現實的醜惡方面，「超過了我們時代所有的小說家」。

　　喬伊斯不僅揭露醜惡，他也通過主人公布盧姆寫出人性的善良。在第十五章中，他還寫到布盧姆的一些烏托邦思想：「我主張整頓本市的風紀，推行簡明淺顯的《十誡》。讓新的世界取代舊的。猶太教徒、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都聯合起來。每一個大自然之子都將領到三英畝土地和一頭母牛。豪華的殯儀汽車。強制萬民從事體力勞動。所有的公園統統晝夜向公眾開放。電動洗盤機。一切肺病、精神病，戰爭和行乞必須立即絕跡。普遍大赦。每週舉行一次准許戴假面具的狂歡會。一律發獎金。推行世界語以促進普天之下的博愛。再也不要酒吧間食客和以治水腫病為幌子來行騙的傢伙們的那種愛國主義了。自由貨幣，豁免房地租，自由戀愛以及自由世俗國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會。」

　　布盧姆這個人物刻劃得真實無比。他在生活中固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這個猶太人在為人方面遠比與他妻子勾搭成奸的愛爾蘭人博伊蘭要忠厚善良，有頭腦。他曾領著一個陌生的年輕盲調音師過馬路（第八章），尤其是對青年斯蒂芬·迪達勒斯的愛護，真是感人至深。

　　在西歐反猶排猶之際，作者偏偏以布盧姆這樣一個匈裔猶太人為此書的主人公，並把他塑造得既富於同情心，又可敬可親，這本身也是他對他那個時代的挑戰。

　　三

　　匈牙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1885一1971）在《小說理論》（1971）中，認為文藝復興後誕生的西方小說，是以探索人類內心世界為主旨的。小說描繪的是內心的探險，也就是靈魂自我尋找的歷程。就英國小說而言，他這一論斷未必能概括十八世紀以來的所有的小說。但本世紀確實有好幾位小說家在這方面進行了大膽嘗試，如法國的普魯斯特，英國的維吉尼亞·吳爾夫和美國的福克納。其中，以喬伊斯的成就最為顯著，影響也最深遠。《尤利西斯》是意識流小說的開山之作。

　　意識流是十九世紀末西方小說發展起來的一種寫作技巧。這一名詞最早是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心理學原理》（1890）一書中開始使用的，原指人類的意識是流動的，千變萬化，而不是固定的，有條不紊的。後來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進而提出意識與潛意識的學說。在文學上，則指小說家不加評論地描繪人物通過聯想、回憶等內在的思想活動，隨時對外界事物所起的反應。也可以稱作內心獨白。

　　法國作家紀德在一篇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講中，曾指出在十九世紀就已有人用這種內心獨白寫小說了。除了《罪與罰》的作者之外，英國詩人勃朗甯以及美國小說家及詩人愛倫·坡都曾使用過。自然更早還見於莎士比亞的戲劇。狄更斯在小說裡，也曾使用過這種手法。還有一位與喬伊斯同時代的英國女作家多洛澤·瑞查德遜（1873一1957），她著有《朝聖旅程》洋洋十二卷，寫的也都是人物的思緒、印象、回憶和感覺，也都屬「內心獨白」。

　　最早啟發喬伊斯從內心來描繪人物的是法國象徵派小說家愛德華·迪雅爾丹（1861一1949）。他曾在所著小說《月桂樹被砍》（1888）中，全面地使用過內心獨白。整部小說什麼事也沒發生，只描寫了一位初出茅廬的小夥子邀請一位漂亮女演員赴晚宴，基本上都是內心獨白。喬伊斯是一九〇二年的一天偕一位遏羅（即今泰國）朋友赴音樂會的途中，偶然在火車站上買到此書的。他一口氣讀完，頗受啟發。他從不諱言迪雅爾丹是這一小說技巧的先驅，後來並與之結識。《尤利西斯》的法譯本在巴黎問世時，迪雅爾丹還曾向喬伊斯表示祝賀。但喬伊斯絕不模仿。他在《尤利西斯》中實際上已另闢蹊徑。

　　內心獨白是指人物想表達什麼，不說出來，只在心裡想，然而還是有條不紊的。喬伊斯筆下的意識流則捕捉人物頭腦中那毫不連貫，變幻無常，東一鱗西一爪的思緒。它淩亂蕪雜，漫無邊際。令人驚奇的是，這部主要以布盧姆為主人公寫都柏林幾個市民從早晨八點到午夜共十八小時的活動的小說，一方面紛紛揚揚，而在結構上又是最周密嚴謹不過。

　　常有人把意識流同心理分析混為一談。其實，心理分析乃屬醫學範疇。當然，文藝批評家也可使用這一方法來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心態。說來真巧，喬伊斯寫《尤利西斯》時，心理分析在歐洲正方興未艾，而喬伊斯所僑居的瑞士蘇黎世，又正是心理分析大師卡爾·容格（1875一1961）的故鄉。他們兩人有過交往，但是談得並不投機。容格讀完《尤利西斯》之後，曾給作者寫過一封毀譽參半的信，說：「我花了三年時間才讀通它。我很感激你寫了這麼一部大書，我從中獲益不少。但我大概永遠不會說我喜歡它，因為它太磨損神經，而且太晦暗了，我不知你寫時心情是否暢快。我不得不向世界宣告，我對它感到膩煩。讀的時候，我多麼抱怨，多麼咒詛，又多麼敬佩你啊！全書最後那沒有標點的四十頁[按：指第十八章中摩莉的獨白]真是心理學的精華。我想只有魔鬼的祖母才會把一個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麼透。」容格最後這句話似是稱許，又似是調侃。他說三年才把此書讀通，並非誇大其辭，再也沒有比我們這兩個中譯者更有同感的了。

　　理直德·凱因在《寓言式的航海家》（1947）一書中，認為「喬伊斯就像十八世紀寫（格列佛遊記）的斯威夫特或後來寫《培爾·金特》的易蔔生那樣無情地揭示了社會的病疾。他描寫的是人在空間時間永恆中所走過的道路。他是以顯微鏡般的準確度來反映現代西方文明的矛盾和缺陷的」。

　　當喬伊斯著手寫《都柏林人》和《藝術家年輕時的寫照》時，他就已開始試用零星細節來塑造人物了，而不像亨利·傑姆斯那樣以突兀情節為小說的骨架，卻通過細節，通過內心活動來描繪人物的精神面貌。在寫《尤利西斯》時，他的這種創作方法就更臻於成熟了。在這部曠世奇書中，作者寫出了生活在都市的現代人的失望和寂寞，靈魂的空虛和失落。西方有的批評家認為喬伊斯筆下的布盧姆是從裡到外寫得最全面的人物。此書對本世紀的小說創作曾經起過並且仍在起著巨大的作用。

　　這部小說問世後不久，美國批評家艾德門·威爾遜就在《新共和》雜誌上評論說：「《尤利西斯》把小說提高到同詩歌與戲劇平起平坐了。讀了它之後，我覺得所有其他小說的結構都太鬆散。喬伊斯這部書在寫作方法上之新奇，對未來小說家的影響將是難以估計的。我簡直無法想像他們如何能不受此書的影響。它創造了當代生活的形象，每一章都顯示出文字的力量和光榮，是文學在描繪現代生活上的一重大勝利。」英國著名詩人及批評家、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曾在我國任教的威廉·燕卡蓀（1906一1984）則稱譽《尤利西斯》是一部「登峰造極的小說」。

　　喬伊斯在二十年代初曾與比他長十一歲的普魯斯特有過一面之緣。傳記家們關於西歐這兩大小說家那次的會晤情景記述不一。有的說他們相互談了各自喜歡吃的甜食，有的說他們訴說了各自的病情。艾爾曼在《詹姆斯·喬伊斯》中，則說女主人為雙方作了介紹後，普魯浙特問喬伊斯可認識某某公爵，喬伊斯的回答是「不認識」。當女主人問普魯斯特可曾讀過喬伊斯的作品時，回答也是否定的。雙方之冷淡可見一斑。比較有意思的還是與喬伊期同時僑居蘇黎世的英國畫家弗蘭克·勃真所轉述的喬伊斯的這樣一段話：「他[普魯斯特]感興趣是伯爵夫人，而我的興趣則在伯爵夫人的女侍方面。」

　　的確是這樣，儘管《尤利西斯》第十章寫了總督大人，但那是通過街頭市民的眼睛寫的。全書的主人公是替報紙拉廣告的布盧姆和他的妻子、女歌唱家摩莉，還有年輕教師迪達勒斯。此外還寫了送牛奶的老太太、報童、女傭、護士、酒吧女侍、馬車夫、妓女和老鴇。總之，都是市井日常見到的凡夫俗子，芸芸眾生。

　　小說就是通過他們腦中倏忽閃現的思緒勾勒出來的。斯蒂芬滿腦子淨是抽象的思維和深奧的哲理（所以譯來最為吃力），豐腴嬌豔的摩莉成天想的不外乎飲食男女。主人公猶太人布盧姆則喜歡吃有著騷味的羊腰子，連在博物館看到裸體女神像也要想入非非，是個充滿七情六欲的大俗人。在藝術手法上，我覺得喬伊斯好像把一張寫就的文稿故意撕得粉碎，拋撤出去讓讀者一一拾起來，自行拼湊。

　　喬伊斯寫的是本世紀初葉的生活，使用的是前無古人的技巧，然而這位立意掙脫傳統、大膽創新的作家，自幼就酷愛古典文學。他十一歲就讀了蘭姆所寫的《尤利西斯冒險記》，對於這位伊大嘉王在海上漂泊十年的非凡經歷，他早就感到濃烈的興趣。他也曾經把但丁的《神曲》當作《聖經》那樣的精神食糧。《尤利西斯》中有些章節（例如結十五章花街柳巷的描繪），讀來就宛如置身於《神曲》中那黑洞洞陰慘慘的地獄。喬伊斯還酷愛《浮士德》。喬學家何在研究第十五章時，就感覺到《尤利西斯》中歌德作品的影子。

　　象徵主義、寫實主義以至自然主義等等都不足以概括喬伊斯作品的風格。他不但把人物從裡到外寫得那麼立體化，書中連寫海鷗、寫獵狗處，讀來也令人歎為觀止。

　　四

　　各國文學史上部有些文字艱深、內容不好琢磨的作品。我國唐代的詩人李商隱，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以及十八世紀荒誕派小說家羅倫期·斯特恩，讀來都很吃力。然而古今作家除了這位喬伊斯，還沒有一位公開表明他就是處心積慮要為讀者設置難以逾越的障礙的。

　　一九二一年喬伊斯在蘇黎世一家咖啡館裡曾對為他寫傳記的畫家弗蘭克·勃真說：「我在這本書[《尤利西斯》]裡設置了那麼多迷津，它將迫使幾個世紀的教授學者們來爭論我的原意。」接著，他還惡作劇地調侃說，「這就是確保不朽的唯一途徑。」（見艾爾曼的《詹姆斯·喬伊斯》第521 頁）也就是說，作者是有意把這部奇書寫得文字生僻古奧，內容艱深晦澀，撲朔迷離，以致七十多年來，西方喬學家們根據不同版本，對本書內容各執一說，爭論不休。

　　四十年代，我初讀此書時，就常抓耳撓腮。實在看不懂時就只好跳過去。如今，作為它的譯者，多麼艱難我也沒法逃避了。幸而得到許多好友的幫助鼓勵，特別由於我身邊這位百折不撓的合作者，我們總算把它啃下來了。這裡我特別要感謝國外的學者們。這幾十年間，他們出了那麼詳盡的注解本，有的著重解釋生僻的單詞，有的像《聖經》那樣在頁邊印上行數，然後逐段加以詮釋。由於有了這些專門的工具書，我們才得以勉強完成這項艱巨的工作。限於篇幅，書名就不一一開列了。

　　《尤利西斯》的文字猶如一隻萬花筒，變幻無窮。西方有的作者把全書文體分作抒情的、史詩的和戲劇的三種，但作品本身仿佛拒絕這種概括。全書最不好處理的是第十四章。其背景是婦產醫院，寫的是嬰兒的誕生。它難在文體的模擬。全意開頭用的是古英語。接著又模擬了英國文學史上歷代名家的文體，其中有的我們熟悉，有的生疏。無論如何，我們沒有本事用中文去表達這麼多不同的文體。為了對原作這裡的意圖略表尊重，我們只是試圖把前邊較古的部分譯成半文半白。

　　作為初譯者，我們的目標是，儘管原作艱澀難懂，我們一定得盡最大努力把它化開，使譯文盡可能流暢，口語化。（我們二人都是北京人，難免有時還不自覺地打些京腔。）原書用波折號來標明對話，我們都改為我國讀者更習慣的引號了。全書最後一章也是喬伊斯意識流創作方法中最典型的。全章共二十八頁（原文）1608行，分八大段。只在第四大段和第八段末尾各加了個句號。此外，既無標點符號，句與句之間也無空白；而且除了一聲火車汽笛聲，沒有任何外在景物的描寫。開頭及結尾各有個「yes 」（是的）。全章都是布盧姆的妻子摩莉的胡思亂想，有風流韻事的片斷回憶，也有她對周圍人和事的觀察和反應，都像瀑布在一亂石間那麼飛濺奔流。英文是用字母組成單詞。至少原作在每個單詞之間分別還留了空隙，再加上頻頻出現的「我」這個詞和人名、地名的首字，還保留了大寫，使得原作勉強可以讀懂。中文是單字組成，專名詞下也不再加線。所以如果照搬，譯文勢必比原作更要難懂。為了尊重原作，我們雖也未加標點，但為了便利閱讀，還是在該加標點的地方一律加了個空格，算是一種折衷吧。

　　讀《尤利西斯》首先得過語言關。全書除了夾雜看法、德、意、西以及北歐多種語言外，還時常使用希臘、拉丁、希伯來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有時三個句子中竟混幾種語言。要麼就只取字頭字尾。有些近乎文字遊戲，但有時也表現了作者的藝術匠心。例如在第八章，戴維·伯恩同大鼻子弗林聊天，突然出現一個很長的字：

　　Smiledyawnednodded其實就是「微笑哈欠點頭」三個字過去式的連寫。作者顯然是用以表現三個動作的同時性。也許是為了加深作品的難度，作者經常使用一些生僻字眼。尤其是古語、俚語及行話。有些字早已失傳，因而一般字典是沒法查到的，例如Old foggott （十七世紀的土語「老嫗」）或funky（十九世紀初葉的「害怕」）。都柏林土話如「rawmeah」（胡扯），我們問過幾位愛爾蘭朋友，他們也感到茫然。即便極淺顯的句子，他的寫法也儘量不同於一般。例如「他的手從架子上拿到帽子」，「他的慢腳使他朝河邊走去」。

　　中國文字形容聲音的語彙本來就比較貧乏，《尤利西斯》偏偏這種地方較多。尤其是第十一章，簡直是一篇用文字組成的交響樂。中譯文只能表達出個大概來。

　　《尤利西斯》中的描寫是包羅萬象的，然而文章內容又各有重點，因而語彙也各異。第七章用的主要是新聞語言，我比較熟悉；第一及第五、六章多涉及宗教，潔若曾經接觸過。第三章及第十四章談哲學及醫學，我們就得四處請教了。另外，關於音樂、天文、法律、醫學等我們都是門外漢，名詞術語我們沒把握，都得到了朋友們的熱心幫助。

　　當然，更難捕捉的是正文。這就談到加注的問題。

　　我自己一向不贊成文學作品（不論創作還是翻譯）加注，覺得是對閱讀的一種干擾。三十年代還未走出校門，我就曾大膽地在天津《國聞週報》上對一位資深的翻譯家所譯的一部英國小說提出過批評，因而引起一場筆仗。那是一部以英國西部農村為背景的小說，原作在描繪鄉野景物時，用了幾十種野花野草的名字。這位譯者大概屬可注即注派，就根據植物辭典，大量注出。我認為那不必要地干擾了閱讀，因而開罪了先輩。

　　過去在譯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菲爾丁的作品時，我還是力求在注釋上儘量簡約，如今譯到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情況就不同了。關於此作，既然喬伊斯毫不掩飾地表示過要故意把它寫得令人難懂，我們就面臨這樣一種選擇，是儘量少注呢，還是該注則注。這裡找還想說明，我們心目中的本書對象既有一般讀書界，又希望它對研究者也有些用處。這樣一來，注就多了起來。像第九章，注與本文的篇幅幾乎相同，因而只能集中在每章之後，而不能採用腳注的辦法。

　　這種安排也是出於不得已，有違我的初衷。我看書就討厭這麼翻來翻去。大陸版和臺灣版的《神曲》譯文基本相同，然而臺灣版的注均在本頁上，讀來就便當多了。可惜這種排法對我們這個譯本行不通。

　　因此，我們是懷著十分矛盾的心情來加這麼大量的注的。就我個人而言，倘若不對某書進行專門研究，只是一般閱讀，那麼凡是不看注大致也能懂的，我就把注略去。比如，歷史性質的注。一般的注主要是針對人地名等專用名詞的。此書在這方面要注的數量已很不少，尤其由於喬伊斯十分喜歡套用古書或歌曲中的句子。

　　喬伊斯有時還把生活中的人物搬進小說中，甚至不惜使用真名實姓——也許當時的誹謗法並不嚴格。例如英國駐瑞士領事館的官員喬·甘恩曾得罪過喬伊斯，他就給被處絞刑的兇手起了這麼個名字（見第十二章注[158 ]）。關於戰役或王朝的注，儘量從簡。然而有關愛爾蘭與英國統治者關係的注，則非加不可，因為這涉及到這本書更根本的方面。

　　需要特別說明一下的，是本書大量的「呼應注」。這在一般書中是不多見的，而我們認為對於精讀讀者還是有用的。

　　在第一章末尾，提到醫科學生穆利根的弟弟有個朋友叫斑農，是個年輕的學生。到了第四章，通過米莉給她爸爸布盧姆的信我們才知道米莉就是班農新結識的「照相姑娘」。第十四章又寫到穆利根同班農一道去霍恩產科醫院。班農進城是來報名參軍，偶然遇到的。在喝酒時，班農把隨身攜帶的米莉的照片拿給人看，一段因緣這才明朗化，拼湊起來可需要細心和頭等的記性。

　　第三章末尾，斯蒂芬有這麼一段意識流：「撫摩我，溫柔的眼睛。溫柔的、溫柔的、溫柔的手。我在這兒很寂寞。啊，撫摩我，現在馬上就摸。大家都曉得的那個字眼兒是什麼來看？」（見該章注[177 ]）但是在這裡並沒點明。在第九章中我們根據海德版（見本書第九章注[232 ]及有關正文）補譯了五行，才使這個問題有了回音：「愛——是的，那是大家都曉得的字眼兒。」當然，也許作者就是想把讀者蒙在鼓裡。為了表明譯者的客觀立場，我們把補譯的文字加了[]。

　　第十二章有鮑勃·多蘭（已故迪格納穆的友人，一個酒鬼）酒後逗狗的描述。「他差點兒從該死的凳子上倒栽蔥跌到該死的老狗腦袋上。阿爾夫試圖扶住他。」到了第十五章，才有續筆：「鮑勃·多蘭正從酒吧間的高凳上越過貪饞地咀嚼著什麼的長毛垂耳狗栽了下來。」（見該章注[84]）

　　第八章中，《自由人報》排字房老領班忽然浮現到布盧姆的腦際，他卻忘記了那個人的姓，直到該章快結束時，才想起原來姓彭羅斯，而在第七章「排字房老領班」那一節裡，有過對此人的詳細描述。又如也是第八章，布盧姆在和布林太太在街頭聊天時，忽然向對方問起最近見沒見著「博福伊太太」。布林太太反問他，是不是指「米娜·普裡福伊」。其實，布盧姆腦子裡想的正是「普裡福伊」，嘴裡卻把她說成「博福伊」了。而博福伊則是《馬查姆的妙舉》這一小說的作者。緊接著他又追憶：「我拉沒拉那個鏈兒呢？拉了。那是最後一個動作。」這裡說的其實是第四章中的事。他由博福伊又聯想到早晨離家前坐馬桶的事。當時他讀的正是那篇小說。然後又回憶馬桶沖沒沖乾淨。生活中，我們腦中的念頭這麼跳來跳去是經常的事，然而寫入作品，如不留神，就會墮入五里霧中。

　　有時，人物講的是反話。例如在第十五章中，斯蒂芬突然對兩個英國兵說：「多虧了喬治五世和愛德華七世。看來這要怪歷史。記憶的母親們所編的寓言。」愛德華七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兒子，是當時（1904）的英國兼愛爾蘭國王，而喬治五世當時為威爾士親王（即未來的英王和愛爾蘭國王）。這裡，「多虧了」是反話，自然含有挖苦的意味；而「看來這要怪歷史」，則是用諷刺口吻重複當天早晨英國人海恩斯替本民族對愛爾蘭的壓迫進行辯解時所說的話。「記憶的母親們所編的寓言」，則是斯蒂芬當天上午在課堂裡所想起的布萊克的詩句。

　　這種呼應有時是通過聯想。比如在第八章中，布盧姆看見「兩隻蒼蠅巴在窗玻璃上緊緊膘在一塊兒」，似是閒筆，可是在第十五章的狂想劇中，布盧姆等人從鑰匙眼裡看摩莉和博伊蘭幽會的場面時，作者就借妓女米娜之口用「膘」來形容那兩個人。布盧姆還狂熱地圓睜雙目喊著：「加把勁兒！」這當然也是反筆，正深刻地表現了當了烏龜的布盧姆對於不忠的妻子和她的姘夫的憎惡。

　　五

　　一部偉大作品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喬伊斯一邊寫《藝術家年輕時的寫照》，一邊就在醞釀一部規模更宏大的小說，並且計劃把《寫照》中的主人公迪達勒斯也放進去。有學者考據，喬伊斯是一九一四年在致其弟斯坦尼斯勞斯的書信中第一次提到《尤利西斯》的。初稿曾在美國《小評論》上連載，始自一九一八年二月，也就是全書的第一章。第一次在龐德主編的《唯我主義者》上連載，則始自一九一九年一月，是從第二章開始的。

　　《尤利西斯》的麻煩，從連載階段就開始了。

　　一九二0 年，《小評論》刊登第四章時，美國郵局就以「有傷風化」的罪名明令沒收並當眾焚毀。刊物編者還被罰款，留了指印。當時，喬伊斯正在寫第十四章。倫敦的檢察官則對第五、六及十章，大砍特砍，使得它在《唯我主義者》上與讀者相見時，面目全非。

　　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在巴黎莎士比亞書屋的女主人西爾薇亞·畢奇的努力下，頭六章就已排出來了，當時，喬伊斯還在寫第十七章。喬伊斯有個習慣，每看一次校樣，就必動筆大加增刪。另外，最早排這本書的是法國排字工。他們不諳英語，這也造成極大困難。一九二二年十月的初版本上有個「正誤表」，那還是喬伊斯親自搞的。一九二六年，莎士比亞書屋又出版了第二版。

　　《尤利西斯》進過兩次美國法庭。第一次是在一九二0 年。當時是由幾個不學無術的糊塗法官主持的。紐約文化界三百餘人旁聽，其中有幾位知名人士曾出面作證。戲劇界工會負責人菲利浦·莫勒就在證辭中宣稱《尤利西斯》是一部稀世佳作，它絕不會腐蝕任何少女的心靈。在辯護中，他還就弗洛伊德的學說作了闡述。然而昏庸的法官甚至連弗洛伊德這個名字也沒聽說過，因而，對於這本書反而更加懷疑了。

　　第二次開庭時，喬伊斯的律師把《尤利西斯》比作文學上的立體派繪畫，他認為這樣一來，法官們也許更容易理解一些。還說，這個作品可能使人讀了噁心，但那並不有傷風化。律師還風趣地說：「您讀了可能十分生氣，但它不會把您推到蕩婦的懷抱裡。」法官們聽罷也笑起來。律師的策略顯然是一方面竭力迎合法官的心理，另一面又堅持此書並不傷風敗俗，以為這麼一來就可以勝訴了。然而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停止發行，並罰款五十美元。

　　這番對簿公堂反而使《尤利西斯》轟動起來。《紐約時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都寫了評論。只是這麼一來，出《尤利西斯》單行本的前景越加渺茫了。出版社只肯在部分刪節的條件下印行，而喬伊斯寧可不出，也堅決不動一字。在其他幾家出版社那裡也碰了壁之後，他頹然對西爾薇亞·畢奇女士說，這本書永遠也不得見天日了。畢奇突然問他：「肯把這本書交給莎士比亞書屋出版嗎？」喬伊斯大吃一驚，試著告誡她說：「只怕你們一本也賣不出去！」

　　但是他還是接受了這個建議。

　　這位畢奇小姐是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人，對現代主義文學十分傾心。她在巴黎開了一家莎士比亞書屋，只有兩間門面，專賣現代派的書刊雜誌，因而吸引了許多青年讀者和作家，像詩人龐德和T·S·艾略特以及小說家海明威，都是她的常客。當時由於法國在掌握風化法方面來得寬鬆一些，二、三十年代許多犯禁的英美著作（如後來亨利·密勒的）都在巴黎出版。那裡成了歐洲的「四馬路」，而且是現代主義文學的活動中心。《尤利西斯》的初版本就在巴黎出版，也算為這本書闖出一條路子。

　　初版只印了一千本，都編了號。頭一百本（豪華版）有作者的簽名。不管英美海關多麼嚴格，很快就在大西洋兩岸流傳開了。德（1927）、法（1929）、日（1932）譯本相繼出版。各地的盜印本也在四下流傳著，而這部英語著作在英美反而是禁書。紐約蘭登書屋的老闆本內特·斯爾夫實在不甘心。於是，一九三三年他就故意通過郵局公開寄出一本，讓紐約海關沒收。這樣一來，《尤利西斯》就再度進了美國法庭。這一回，英美以及愛爾蘭作家數百人，其中包括許多國際知名的——如詩人葉芝和T·S·艾略特，小說家阿諾德·本內特、福斯特、維吉尼亞·吳爾夫，都紛紛發表意見，對喬伊斯這部小說堅定地給予支持。

　　很幸運，這回經手審理此案的紐約南區地方法庭的約翰·烏爾賽法官有見解，有膽識，認真負責。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自己先把這本書讀了。他肯定了喬伊斯在表現人物內心世界方面的誠實認真。他承認書中確有些污穢語言，然而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也完全符合喬伊斯筆下那些人物的生活、素質和心理。人們喜不喜歡這種寫法，可以見仁見智。他認為這種爭論是徒然的。讓文學技巧去符合某種標準，也是荒謬的。「我看《尤利西斯》是一本真誠實在的書。」他還認為這是一本驚人的曠世奇書。「這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它既精彩又枯燥，既可以讀懂，然而又十分晦澀。有些地方讀來使人感到髒，然而它並不是為髒而髒。書中每個字都在讀者心中嵌成一幅完整的圖畫。你可以不願與喬伊斯所描繪的人物往來，避免與他們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而拒絕讀此書——那是每個人的選擇。但當這樣一位真正的語言藝術家（毫無疑問，喬伊斯就是這樣的藝術家）來描繪一座歐洲城市中下階層生活的真實寫照時，難道法律竟然就禁止美國公民來看一看這幅圖畫嗎？」

　　接著他又說：「一九三0 年頒佈的海關法禁止進口任何淫穢書籍。一本書淫不淫穢，法庭要看它會不會激起讀者的性衝動或促使人產生不純的情欲。不管人如何想保持公正，也難以避免主觀。因此，我請了兩位文學鑒定家（他們互不相識，彼此也不曉得我邀請了對方）。我對這兩位在人生及文學方面的見解都十分敬重。我請他們在分別讀完《尤利西斯》之後，告訴我這本書是否淫穢。結果，他們讀後都不認為書中有引起色情動機的傾向。只覺得寫得悲慘，還認為書中男女人物的內心生活都具有巨大的悲劇力量。」

　　這位法官在結論中說：「法律所關心的只是正常人。上述測驗足以證明《尤利西斯》是一部出於真誠的動機，採用新的文學方法寫出的作者對人類的觀察。我完全清楚此書有些地方使一些正常而敏感的讀者難以下嚥。但據我慎重考慮，並經過長時間的思索，我認為《尤利西斯》有些地方令人讀了作嘔，但並不淫穢。」

　　這判決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律師恩斯特說：「《尤利西斯》的勝訴標誌著一個轉折點。這是對書籍審查者的一次粉碎性打擊。從今以後，劃清了色情誨淫的黃色讀物與文學作品中正常而必要的性描寫的界限，使作家們再也不必心有顧慮，拐彎抹角了。」

　　《尤利西斯》正式出版後，愛爾蘭一位國務大臣馬上登門拜訪喬伊斯，表示要把它推薦給諾貝爾獎金委員會。喬伊斯的答覆是：「那不會給我帶來那個獎金，倒會使你丟掉國務大臣的職位。」當時正在巴黎的柬埔寨國王，後來甚至自己改名為列那·尤利西斯。

　　自那以後，這部小說就成為讀書界一本經久不衰的暢銷書，也是文學研究者的熱門課題，幾乎年年都有喬學研究的專著問世，簡直足以擺幾個書架了。這真應驗了甚至超出喬伊斯所預言的不朽了。

　　我們這個譯本主要根據的是莎士比亞書屋一九二二年版。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把它重印了，編入《世界古典文庫》中，並加了四種附錄，即（一）古爾伯特的《尤利西斯》各章與《奧德修紀》內容的對照。（二）《尤利西斯》在《小評論》及《唯我主義者》二刊物上連載的經過，以及此書的出版史——也即是版本史。（三）正誤表。（四）注釋。這是迄今為止，最完善的版本。在翻譯中，我們還曾參照過奧德賽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伯德裡·海德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和一九八九年版，以及《企鵝叢書》一九八0 年版。凡有助於理解原著處，我們就根據上述版本做了些改動，一部分已在注釋中說明。

　　六

　　一九二二年問世的《尤利西斯》，到一九九四年中國才出個全譯本，講起來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為我們動手遲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謝國外的喬學家們，他們除了研究專著及傳記之外，還出了那麼多有關的工具書，包括注釋本及手冊，使我們這兩個底子並不厚的譯者，終於把這項工程幹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種愜意，因為一個奔七十歲和一個已過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來起早貪黑，終於把這座堡壘攻下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潔若是火車頭。她為此書稿放棄一切休息和娛樂，還熬過多少個通宵。從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們搭上夥，她就一直在改造著我，從懶散到學著勤奮。譯《尤利西斯》是這個改造過程的高峰。

　　動手之前，我絕沒料到各方對我們翻譯此書會寄予如此的關注。國內報刊報道之外，國外也十分重視這件事。不曉得一些有心人士是從哪裡打聽到我們的住址的，抽冷子就收到陌生讀者的來信，信上往往只有一句話：「您和文潔若女士翻譯《尤利西斯》是對人類文化的又一巨大貢獻。祝你們工作順利，早日成功。」九泉之下的那個愛爾蘭幽靈喬伊斯倘若得知中國讀者對此書給以這樣崇高的評價，還不知他會欣慰到怎樣的地步！

　　更奇怪的是域外對中國在翻譯《尤利西斯》的重視。

　　一天，美聯社駐北京的首席記者魏夢欣女士突然打電話要求來家採訪，我照例是一口謝絕。但她一再說，訪問中政治一個字也不談，只談中國翻譯喬伊斯的事。我只好約她在一個下午到我這其亂無比的書房來喝杯清茶。她想瞭解我們合作的程序，並要我們舉十幾個費解的詞句來說明工作的難度，還翻看了一些堆在兩個房間裡的有關參考書。事後，她派人把經由美聯社發往許多國家的那篇千餘字的通訊，給我送來。其中說：「這對夫婦啃起這本晦澀難解的書已夠令人驚奇的了。今天中國政府居然准許譯這本書，是更大的驚奇，因為喬伊斯的意識流技巧早就以太主觀的罪名被共產黨否定了。」

　　她的這篇通訊曾發到世界上百家報刊，其中，葡萄牙報紙刊載時，標題為《布盧姆在中國》，加拿大一家法語報紙的標題是《布盧姆在北京》。仿佛他早就應來到這裡似的。原來平時從事政治經濟報道的美聯社之所以關注我們這項工作，是由於他們想從《尤利西斯》的翻譯，來衡量眼下中國在文藝方面開放的尺度。因此，她那篇通訊的題目是：《外國書為中國作家打開禁區》。

　　去年十二月初，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的駐京記者羅伯特·便亞敏也來我家採訪。他是先讀了我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的英譯本才來訪問的。他在通訊中同樣特別強調這本書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有可能與中國讀者見面，是由於「它的寫法曾與中國文化委員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相抵觸」。一個下午，加拿大多倫多電臺忽然對我作了一次電話採訪。採訪者大概還是個內行。他先問起四十年代在劍橋研究英國心理小說時的情況，然後才轉到今天我對喬伊斯的看法。這回，我因從前兩次採訪中已瞭解到西方對我們譯此書的興趣所在，就索牲順水推舟，對他說：「今天我們能譯這本書，正可以說明中國在文學藝術上的改革開放。」

　　我們從開始就是本著拓荒精神從事這一工作的，意識到搞的是個初譯本——或者說是試譯本。有些國家的《尤利西斯》譯本不止一種。由於原作深奧，各家注釋又有歧異，個中難免有猜譯之處。希望將來會有更成熟、更完善的中譯本問世。正因為這樣，我們在工作中十分重視基礎工作。全書有大量的拉丁文及天主教用語。文潔若早年全家七個兄弟姐妹都在天主教辦的學校裡讀過書，我也自幼上教會學校，背過《聖經》，還上過兩年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所有宗教用語都來自教內，而不是我們杜撰的。遇到沒有把握時，潔若還通過譯林出版社向南京的神學院或向北東西什庫北堂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請教過。

　　正如外國記者所指出的，倘若中國仍在極「左」思潮的桎梏之下，而沒有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出版社約我們譯這本書，這個空白也彌補不上。從一九四九年至七十年代末那三十年間，把喬伊斯搬到中國來是不可想像的。

　　我個人過去曾對這本書有過保留性的評價，那是由於當年我是把「象牙之塔」與「十字街頭」對立起來，絕對化了。我從開始寫作就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屬後者。這是由於我是在五四運動中度過童年的。我經歷過貧窮，也曾看到祖國遭到踐踏淩辱。我老早就認定一個中國作家只能為改善人生擺脫困境而寫作。

　　但那不等於要閉上眼睛，「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自外於世界。

　　對於《尤利西斯》中一些純文字遊戲，我至今仍持保留態度。然而看人看事看作品，都應從整體出發。譯完這部小說，我深深感到這確實是部氣勢萬千的散文史詩。這是有文學以來作家第一次向人的內心世界挖掘，並真實地表現出潛意識中的矛盾與混亂，沮喪與憧憬。不能人人都去攀登珠穆朗瑪峰，然而對於在藝術創作上敢於並能夠攀登者，就無法不懷有崇敬之情。

　　七十多年來，西方也仍只有一個喬伊斯。說明肯定什麼，推崇什麼，並不等於那就成為道路、方向。藝術創作只能是個人智慧的結晶，心靈的影子。盲目地跟隨、模仿，是死路一條。然而凡不甘於墨守成規、停滯不前的，都不會拒絕借鑒。小說，首先就是寫人物。在喬伊斯之前，小說史上還沒有過一個像布盧姆這樣從裡到外塑造得如此深而且厚的人物。他決不像皮影戲中的人物那樣扁平，我們不但看到他的五官四肢，還可以感覺到他的呼吸和脈搏。

　　《尤利西斯》確實把文學創作、小說藝術，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在結束此序文之前，還得向讀者申明，我們是在眾多中外友人的熱情幫助下完成這項工程的。

　　首先應感謝的是譯林出版社的社長李景端。是他那股要把這部書介紹過來的熱情感動了我們，使我們踏上征途的。在翻譯過程中，他不斷給我們打氣，並且在技術上給予了一切必要的支持。

　　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的鐘恩（Adrian Johnson）及艾得福（Christopher Edwards）以及愛爾蘭大使塞爾瑪·多蘭（Thelma Doran）都給我們以巨大的支持，為我們提供各種參考書、地圖以及錄相帶，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他們設法幫助解答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疑難問題，有時還代我們向他們本國的專家請教。

　　我們特別要向愛爾蘭裔加拿大小說家柯偉諾（Patrick Kavanagh）和他的夫人唐蘭（Sarah Taylor）表示感謝。他們常住北京，對喬伊斯很有研究，同愛爾蘭又有著血緣關係。最重要的是Patrick 是個熱心腸的人，因而他就成為我們最經常呼喚的「救火隊」。每逢假日他回到愛爾蘭裔人聚居的家鄉，必帶上我們成串的問題。有的迎刃而解，有的他還到處代我們去請教。

　　自然，我還不能忘記四十年代我在劍橋王家學院時的導師瑞蘭博士（Dr·Daddie Rylands），是他最早啟發並指導我去讀喬伊斯的。

　　在專業方面，關於音樂我們多次請教過孫明珠和劉國紀，醫學方面麻煩過李璞和薑波，經濟和法律方面經常向祝友三和易家祥請教，天文方面則向林盛然請教過。

　　在語言方面我們麻煩的朋友就更多了。全書使用希臘文和拉丁文處很多。我們主要請教的是老友楊憲益。梵文及佛學則多次請教過季羨林教授。阿拉伯文曾請教過李玉俠，法文請教過夏玫，意大利文請教過呂同六。古漢語方面請教過吳小如教授。另外，還零零碎碎地麻煩過許多搞其他語種的朋友。這裡就不一一列名致謝了。

　　正因為此作十分艱澀，我們既要忠於原作（潔若一向主張一個零件也不丟），又想譯得流暢些。譯竣之後，我們對自己的譯文放心不下，於是請丁亞平和商容在完全拋開原作的情況下，幫我們全文重點地通讀了一遍。第十四章半文半白部分則請孫達先及宋紅二位分別通讀了一遍。他們都是忙人，但都擠出時間提了寶貴的意見。

　　在版本方面，我們還要感謝四十年代我留英時的老友蘇珊·威廉斯-埃利斯（Susan Williams-Ellis）。她曾幾次替我們搜尋有關喬伊斯的新著，航空郵寄到北京來。此外，美國米蘇理大學瑪麗·雷戈（Mary Lago）教授也把她收藏的有關《尤利西斯》的書全寄給我了。新華通訊社的英籍專家盧貝斯（Lew Baxter）、美籍專家巴德（Bud Nathans）和老同事李文俊在版本方面也幫過大忙。我在國外的兩個兒子馳及桐也在這方面出了不少力。

　　陳恕教授的那部《<尤利西斯>導讀》與我們的翻譯同步進行。在斟酌譯文時，得到他不少幫助。我們之間的聯繫工作，都是由我身邊的青年朋友傅光明跑的腿。他還替我們一趟趟地跑圖書館查找版本，複製資料。他做事總是那麼細心，一絲不苟。

　　潔若的弟弟文學朴和弟媳李書元，宋凱以及潔若的老同事楊毓如也從始至終幫了大忙，大部分稿件是他們謄清的，有時還做些統一名詞或查對工作。

　　想想看，倘若不是有這麼多位的熱情幫助，光靠我們兩人，是完不成任務的。為此，我們在這裡謹向上述各位表示衷心感謝。

　　最後，還有一位應該感謝的，就是去年今天辭世的三姐常韋。我們之所以把這本書獻給她，正是因為倘若沒有她作為強大後盾，當初我們根本就不敢去接受這麼重的一項任務。

　　199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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