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96)_羅曼·羅蘭

二九六

　　第四部

　　潛伏在歐羅巴森林裡的火開始往上冒了。這兒給你撲滅了，它在別處又燒起來。濃煙滾滾，火星四射，從這一處跳到那一處，燃著乾枯的荊棘。在東方，前哨戰揭開了國際戰爭的序幕。整個的歐羅巴，昨天還帶著懷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象死了的樹林一般的，今天已經被大火包圍了。每個人的心裡都有廝殺的欲望。戰爭隨時可以爆發。你把它壓下去了，它又抬頭了。最無聊的藉口也能成為它的養料。大家覺得受著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發動爭端。連一般最和氣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論家正扯著普魯東的旗號謳歌戰爭，認為可以發揮人類最高的德性……

　　西方民族的身心復活，原來歸結到這個結果！熱情的行動與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殺的路！要使這個亂沖亂撞的行動有個預定的，經過選擇的目標，唯有一個拿破崙式的天才才能辦到。但歐洲無論哪裡都沒有這種行動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當家。人類的聰明不在這方面。——你只有聽任那個帶著你往前沖的巨潮擺佈。統治的和被統治的都是一樣。歐羅巴的局勢是普遍的緊張。

　　克利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皇皇不安的奧裡維一同經歷的，差不多一樣緊張的情形。但那時戰爭的威脅不過象轉瞬即逝的烏雲。現在，威脅的影子可罩著整個的歐洲了。而克利斯朵夫的心情也改變了。他不能再參加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象一八一三年代的歌德：沒有恨，怎麼能廝殺？過了青春，又怎麼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區域。他對於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視同仁，不分軒輊。各個民族的價值，對世界的貢獻，他都認識清楚了。一個人在精神上到了相當程度，就「不再分什麼民族，而對於鄰族的禍福會感覺得象同胞的禍福一樣親切」。暴雨的烏雲已經沉到你腳底下，周圍只有天空，——「給鵬鳥飛翔的無邊無岸的天空」。

　　然而有時候，克利斯朵夫也覺得四周的敵意有點兒難堪。在巴黎，大家表示得那麼露骨，使他隨時感到自己屬敵對的民族；便是他心愛的喬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對德國的心情，使他悲傷。於是他走開了，推說要看看葛拉齊亞的女兒，到羅馬去住了一陣。但那邊的環境也並不安靜。民族主義的驕傲已經象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變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來被克利斯朵夫認為麻木而懶散的人，現在也只想著武功，想著戰爭，想著侵略，想著羅馬的鷹隼在利比亞沙漠的上空飛翔；他們自以為回到了羅馬帝國時代①。最了不起的是，各個對立的黨派，社會黨，教會派，保王黨，都極真誠的受著這種狂熱的感染，而並不以為反叛自己的主義。可見各個民族一旦被傳染病式的熱情掃蕩之下，所謂政治，所謂人類的理智，都會變得無足重輕。那些熱情還不屑於消滅個人的熱情，只是利用它們，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個目標。在功業彪炳的時代，情形一向是這樣的。亨利第四的軍隊，路易十四的內閣，那些建立法蘭西的豐功偉業的先民，富於理智與堅於信仰的，和追求名利與享樂的一樣的多。不論是揚山尼派還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還是情欲強烈的人，在滿足他們的本能的時候，連帶也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將來的戰爭中，國際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一定都會參加；象他們國民議會時代的祖先一樣，各人都深信這是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為了求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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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元前一世紀時，利比亞為羅馬帝國領地；一九一二年後，又曾淪為意大利的殖民地。

　　克利斯朵夫站在羅馬耶尼居峰的平臺上，帶著嘲弄的笑容，眺望這個又雜亂又和諧的城市，正好象徵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時的廢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現代的建築，虯結在一處的杉樹與薔薇，——各個世紀，各個作風，被聰明的頭腦溶成一個堅固而連貫的整體。同樣的，人類的精神會把它本身所具備的秩序與光明，照在紛爭不已的世界上。

　　克利斯朵夫留在羅馬的時期很短。這個城市給他的印象太強了，他有點兒害怕。要能利用這種和諧，他必須站得遠遠的；在這兒留下去頗有被吞沒的危險，好似多少與他同種的人一樣。——他不時上德國去住一下。但雖然德法二國的衝突迫於眉睫，結果還是巴黎永遠在吸引他。那邊有他當做兒子一般的喬治。而且他不但受著感情方面的影響，思想方面的理由對他也有作用。一個思想活躍的，熱烈參預一切精神生活的藝術家，不容易再習慣德國的生活。並非那邊缺少藝術家。而是藝術家在那邊缺少空氣。他們和自己的民族隔離了；大家對他們不感興趣，都忙著別的事，或是社會方面的或是實際方面的。詩人們因為人家瞧不其他們的藝術，也就存著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們的藝術中去了；他們一氣之下，乾脆把自己和群眾生活的最後一些連系斬斷，而只為了幾個人寫作。他們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練的，貧弱的小貴族，本身也分化為許多敵對的小組，在狹小的天地中喘不過氣來；因為不能擴大範圍，他們便拚命的往下挖，把泥土翻來翻去，直到把裡頭的精華吸盡為止。於是他們在一片混亂的夢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夢境彼此溝通。各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霧中掙扎。沒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們。各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反之，在萊茵河那一邊，每隔一些時候必有些集體的熱情，群眾的騷動，在藝術上面吹過。象巴黎被鐵塔威鎮著一樣，照在歐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遠不熄的燈塔，那個古典的傳統，靠著幾百年的辛苦與光榮培養起來而一代一代的傳到現在的。它既沒有把精神奴役，也沒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幾世紀以來所遵循的大路，使整個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德國的思想家象黑夜裡迷失的鳥一般投向遙遠的燈塔的，已經不止一個。可是把鄰國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蘭西來的那股聲相求的力量，法國有誰想得到呢？伸手乞援而與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們德意志的弟兄們看不見我們，沒聽見我們說著：「瞧，我們在這兒伸著手啊。不論什麼謊言與仇恨，都不能教咱們分離。為了求我們精神的偉大，民族的偉大，我們需要你們，你們也需要我們。我們是西方的一對翅膀，缺了一個就飛不起來。戰爭要來就來罷！咱們的手始終緊緊的握著，象兄弟般契合的心靈始終在一塊兒飛躍。」

　　克利斯朵夫這麼想著。他感覺到兩個民族是怎樣的相得益彰，也感覺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話，他們的精神，藝術，行動，又是怎樣的殘缺不全。他因為出身於萊茵河流域，正是兩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從小就本能的感覺到它們需要聯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輩子都在無意中求兩翼的平衡。他越富於日耳曼民族的夢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與條理。法蘭西對他顯得那麼可貴，就為了這一點；而他在法國也更加能認識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對付那些與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與他不同的力量。一個元氣旺盛的人健康的時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連有害的在內，而且能把它們化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時候，一個人會覺得跟自己最不相象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為其中可以找到更豐富的養料。

　　克利斯朵夫喜歡的倒是那些和他對立的藝術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摹仿者的作品；——因為他也有了摹仿者，自命為他的信徒，使他大為懊惱。那是一批老實的，用功的，品德兼備的青年，對他很恭敬的。克利斯朵夫很願意能喜歡他們的音樂，可是沒有辦法，他只覺得那些作品一無價值。倒是另外一般對他個人表示反感，在藝術上代表與他對立的傾向的音樂家，能夠使克利斯朵夫賞識他們的才具……反感，對立，那有什麼關係呢？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個人缺乏了生機，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稱為有道之士，因為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克利斯朵夫開玩笑的說過，他只承認那些攻擊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個青年音樂家對他訴說自己的志願，把他恭維了一陣，以為能討他喜歡。克利斯朵夫問他：「我的音樂使你滿足嗎？你就是用我的方式來表白你的愛或恨嗎？」

　　「是的，大師。」

　　「那末你還是免開尊口！你根本沒有什麼可說的。」

　　因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從的人，因為需要吸收別人的思想，所以他受著和他的主張完全相反的人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藝術，把他理想主義的信仰，把他的道德觀念看作已經過去的人，他們對於人生，愛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會關係，另有一套看法，——他們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發展到另一個階段的；把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種悲痛與苦悶，對他們簡直是不可解的。這當然更好！克利斯朵夫也不願意教他們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來證實他的思想：他對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求的是要有機會認識別的思想，愛別的心靈。要愛，要認識，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會看。他現在不但能容忍別人抱有他從前攻擊過的思想，而且還覺得有意思，因為這樣才能使世界更豐富。因為喬治不象他那樣把人生看作悲劇，他才更喜歡喬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象克利斯朵夫一般有那種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末人類也太起弱了，太灰色了。人類需要歡樂，需要無所顧忌，需要敢於大膽的褻瀆偶像，包括最神聖的在內。但願高盧民族的詼謔精神永遠不滅！懷疑與信仰，兩者都是必需的。懷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毀，替明日的信仰開路……一個人漸漸的離開人生的時候，一切都顯得明白了，好比離開一幅美麗的畫的時候，凡是近處看來是互相衝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起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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