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244)_羅曼·羅蘭

二四四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強。克利斯朵夫一接觸工團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聯盟，——他的強有力的個人主義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這般需要把彼此縛在一起才能戰鬥的人。即使他承認他們可以服從這個規則，他卻聲明這規則決不適用於他。而且，被壓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們一朝壓迫別人的時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從前對一般孤獨的老實人喊著「你們得聯合起來！」現在初次看到老實人的集團中間有的是並不老實的人，把他們的權利和力量看得高於一切而隨時想加以濫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優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裡的朋友們，一點得不到這些戰鬥集團的好處。他們心地太好，膽子太小，看到這種團體不免驚惶失措；他們註定是第一批被壓倒的。面對著工人運動，他們和奧裡維處於同樣的境地。奧裡維固然同情正在組織起來的勞動階級，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氣氛中長大的；而自由兩字卻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個對社會毫無影響的優秀階級之外，還有誰關切自由？自由正逢著黯淡的日子。羅馬的教皇們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們熄滅天上的光。共和黨人熄滅街上的光。到處是帝國主①義的勝利：羅馬教皇的神權的帝國主義；唯利是圖的與神秘的君主國的軍事帝國主義；資本家共和國的官僚帝國主義；革命委員會的獨裁帝國主義。可憐的自由，世界上沒有你的存身之處了！……革命黨人所提倡而實行的「濫用權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奧裡維大片反感。他們對於那些不肯為共同利害受苦的黃色工人②當然很輕視，但覺得用武力去強制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實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國主義與自由之間挑選，而是要在一種帝國主義和另一種帝國主義之間挑選。奧裡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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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語引用法國某議員的荒謬的演詞。——原注
　　②初期工團聯盟中，反對革命與罷工的一派被稱為黃色工人；激烈的一派被稱為紅色工人。

　　「兩種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壓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樣痛恨壓迫者的專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勞動隊伍後面，也學著他們使用武力的榜樣。

　　他自己可不覺得，還向同桌吃飯的人聲明他不是跟他們一夥的。他說：

　　「只要你們只關心物質的利益，你們就不會使我感到興趣。等到有一天你們為了一種信仰而奮鬥的時候，我一定跟你們聯合起來。要不然，大家為了肚子而拚命，我來幹什麼？我是藝術家，有保衛藝術的責任，不能拿藝術去替一個黨派服務。我知道近來有些野心的作家，為了要爭取那種不乾淨的名片，做出不少壞榜樣。我認為他們這樣的保衛一個主義不一定使主義得到什麼好處；而叛棄藝術倒是真的。我們的職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決不能捲進你們盲目的鬥爭。倘若我們不拿著火把，誰拿？你們打過仗以後看到光明依然無恙，一定是很高興的。大家擠在甲板上扭打的時候，總得有些工人管著鍋爐不讓它熄滅。我們要瞭解一切，對什麼都不恨。藝術家好比一支羅盤針，外邊儘管是狂風暴雨，它始終指著北斗星……」

　　他們認為他唱高調，說他自己的羅盤針已經丟了。他們很高興能不傷和氣的奚落他一陣。在他們心目中，藝術家是個取巧的傢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說他跟他們工作一樣多，更多，還不象他們那麼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葉，以偷懶為原則。「所有這些可憐蟲，」他說，「都怕碰壞了他們寶貴的皮膚！……天哪！我從十歲起就沒停過工作。你們卻不愛工作，你們骨子裡是布爾喬亞，還自以為能夠毀滅舊世界！哼，你們非但辦不到，而且也不願意。真的，你們不願意！你們吵吵鬧鬧的嚇人，好象要把一切都破壞乾淨：其實都是空的。你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把什麼都搶過來，躺到布爾喬亞熱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幾百個可憐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終預備給人家剝皮或是剝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許是為了好玩，也許是為要找點兒補償，為幾百年的辛苦出口氣；——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機會便混進布爾喬亞的隊伍。他們當什麼社會主義者，新聞記者，演說家，文人，議員，部長……哎，別罵他們。你們也不見得高明。你們說那些是賣党求榮的混蛋。可是以後輪到誰呢？你們都要走上這條路，沒有一個不上鉤的！怎麼能不上鉤呢？你們中間沒有一個相信靈魂不朽的。你們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的把空肚子填滿。」

　　說到這裡，大家都生氣了，七嘴八舌的同時開口。克利斯朵夫爭論的時候往往熱情衝動，比別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作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樁侵犯正義的事，他的知識方面的驕傲，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虛構出來的唯美的世界觀，都登時消滅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貧便是生活艱難，你還談美學嗎？得了罷！只有無恥的特權階級才敢唱這種高調。象克利斯朵夫那樣的藝術家，良心上不能不擁護勞工的政黨。不公平的社會情形，貧富的懸殊，使腦力勞動者感到的痛苦比誰都深刻。藝術家或是挨餓，或是成為百萬富翁，完全憑那個捉摸不定的風氣，或是在操縱風氣的人手裡。坐視優秀分子消滅，或者給他極不公平的待遇：那種社會不是個社會而是個妖魔，應當剷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個人都應當有每天的口糧。每種工作，不論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酬報應當以工作的人的正當與正常的需要為標準，而不能以工作的真價值為標準，——（要估計工作的真價值，而且要永遠的公平，誰有這個資格？）——對於替社會增光的藝術家，學者，發明家，社會應當給予充分的津貼，讓他們能有時間與方法替社會爭取更大的光榮。這就夠了。達·芬奇的名作《蒙娜麗莎》並不值一百萬。一筆錢跟一件藝術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藝術品既不在金錢之上，亦不在金錢之下，而是在金錢之外。問題並不在於付它的代價，而在於使藝術家能夠生活。你得讓他有飯吃，能安安靜靜的工作。財富是多餘的，是盜竊旁人。我們應當老實不客氣的說：誰要是財產超過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費，超過了為他的智慧正常發展所必需的費用，便是一個賊。他多出來的就是別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蘭西無盡的財富，巨大的產業，我們聽了只能苦笑；因為我們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勞動大眾，是工人，是知識分子，不論男女，從小就得筋氣力盡的掙取一些免於餓死的生活費，還常常眼看最優秀的人被勞苦磨死。你們卻吞飽了人間的財富，靠著我們的災難與痛苦而致富。你們心裡不會覺得不安，有的是自欺其人的詭辯，說什麼產權是神聖的，為生存而鬥爭是健康的，求進步是最高的目的。喝！進步，犧牲了別人的「所有」去求那個大成問題的進步！然而無論如何：你們總是太多了。你們所有的遠過於你們生活的需要。我們卻是不夠。而我們比你們更有價值。如果你們喜歡不平等，那末小心些，也許明天你們自己就會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這樣的受著周圍的熱情激動。接著他對於自己的滔滔雄辯覺得奇怪，但並不在意，認為那是喝多了酒的緣故。他只惋惜沒有好酒，順手把萊茵佳釀誇上一陣。他還自以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克利斯朵夫辯論的時候情緒越來越熱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來越冷淡。

　　他們沒有他那麼多的幻象。連一般激烈的煽動家，布爾喬亞最害怕的傢伙，心裡也搖搖不定，並且布爾喬亞的意識特別強。笑聲如馬嘯似的高加，直著嗓子，做著可怕的手勢，但對自己大叫大嚷的話也將信將疑：他是拿暴力來吹牛的人。看透了布爾喬亞的心虛膽怯，他故意恫嚇他們，勉強裝作強者。關於這一點，他會嘻嘻哈哈的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認的。格拉伊沃卻批評一切，批評人家想做的一切，教什麼都流產。育西哀則是永遠肯定，從來不認錯。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論點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執；為了保全自己的主張，他連事業的成功都不惜犧牲。可是他也會從極固執的信仰一變而為譏諷嘲弄，非常悲觀，毫不留情的指出所有的理論都是謊話，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

　　大多數的工人都是這樣。他們一忽兒如醉若狂，說得天花亂墜，一忽兒垂頭喪氣，心灰意懶。他們抱著極大的，毫無根據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詣創造出來的，只憑著把他們帶到下等酒店去的懶惰的習氣，從別處現現成成接受來的。無可救藥的思想的懶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頭困憊不堪的野獸，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的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夢。夢消滅以後，只有更累，更覺得口乾舌燥。他們老是沒頭沒腦的捧一個領袖，過了一晌又對他猜疑，把他丟掉。最可歎的是他們並沒有錯：一個又一個的領袖都是被功名，財富，和虛榮勾引得來的。育西哀因為害著肺病，眼看死豈不遠，才沒有走上這條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賣党求榮或中途厭倦的人又有多少！象當時各黨各派的政客一樣，他們被腐化的風氣斷送了；墮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錢，——（這兩樣其實是分不開的）。——不論在政府中間或在野黨中間，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質的人，——（在別的時代他們或許可以成功）；——但他們沒有信仰，沒有品格；尋歡作樂的需要，尋歡作樂的習慣，尋歡作樂的不夠刺激，使他們煩躁不堪，往往在大計劃中間做出些莫名片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丟下了，不管國家，不管自己的主義，逕自停下來休息或享福了。他們有足夠的勇氣去死在戰場上，可是很少領袖能不說一句大話，一動不動的把著舵，死在自己的崗位上。

　　因為大家對自己這種天生的弱點懷著鬼胎，所以把革命運動搞成了一個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罷工老是失敗：因為領袖與領袖之間，工會與工會之間，改進派與革命派之間，永遠鬧意見；——因為表面上虛聲恫嚇而骨子裡是膽小到極點；——因為綿羊般的遺傳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當局的命令就乖乖的把枷鎖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為投機分子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利用別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歡心，同時把主子大大的敲詐一下。而群眾必然有的混亂現象與無政府思想，還沒計算在內。他們很想來一下革命性的同業罷工，卻不願意被人看做革命黨。動刀動槍的事對他們不是味兒。他們想不敲破雞子而炒雞子，或者是只敲破鄰居的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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