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49)_羅曼·羅蘭

一四九

　　在某一個時期內，一般政客只想統治物質——財產，——他們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為那是不能變成貨幣的。而那些優秀的人也不理會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們，就是他們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國，政治被認為工商業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當的；所以知識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識分子。——可是近來政客和一般腐敗的知識階級始而接近，終於勾結了。一個簇新的勢力登了台，自稱為對思想界有絕對的支配權：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們和另一批統治者勾結起來，而這另一批統治者也認為他們是專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們主要的目的不在於打倒教會，而在於代替教會，事實上他們已經組成一個自由思想的教會，和舊有的教會一樣有經典，有儀式，有洗禮，有初領聖餐，有宗教婚禮，有地方主教會議，有全國主教會議，甚至也有羅馬的總主教會議。這些成千累萬的可憐蟲非成群結隊就不能"自由的思想"，豈非可笑之尤！而他們所謂的思想自由，其實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別人的思想自由：因為他們的信仰理智，有如舊教徒的信仰聖處女，全沒想到理智本身並不比聖處女更有意義，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別處。舊教教會有無數的僧侶與會社，潛伏在民族的血管裡散佈毒素，把一切跟它競爭的生機都加以殺害。現在這反舊教的教會也有它的死黨，有虔誠的告密者，每天從法國各地繕成秘密報告送到巴黎總會，由總會詳細登記。共和政府暗中鼓勵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間諜工作，使軍隊，大學，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充滿著恐怖；政府可不覺得他們表面上似乎為它出力，暗地裡卻在慢慢的篡奪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漸漸走上"無神論的神權政治"這條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穌會政權更值得羡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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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巴拉圭於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間曾受基督舊教中的耶穌會派統治。

　　克利斯朵夫在羅孫家見過這一派的教會中人。他們都是一個比一個瘋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們因為把基督從神座上摔了下來而大為高興。打爛了幾個木偶，他們便以為已經摧毀了宗教。還有一般人，把聖女貞德和她童貞女的旗幟從舊教手裡奪過來，把聖女貞德獨佔了。新教會中一個教士，和舊教會的信徒作戰的將軍，發表了一篇反教會的，頌揚古高盧民族領袖范爾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說，同時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給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認為他是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的第一人。海軍部長為了整肅艦隊，欺騙舊教②徒，把一條巡洋艦命名為"歐納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則努力於淨化藝術的工作。他們把十七世紀的古典文學加以消毒，不許有上帝這個名詞褻瀆拉封丹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樂裡，他們也不許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老年的急進黨員——（歌德說過：老年人而做急進黨員是瘋癲之尤。）——因為人家膽敢在一個通俗音樂會裡排入貝多芬頌揚宗教的歌而大為憤慨，一定要人家把辭句更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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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範爾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為高盧族反抗凱撒大帝的領袖。此處言"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乃作者有意諷刺當時的反教會派牽強附會。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于法國南方格萊蒙—法朗城之範爾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為誠信的舊教徒，後研究哲學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穌傳》，認為耶穌只是一個非常的人。

　　還有一般更急進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樂和教授宗教音樂的學校加以取締。一個在當時那群不懂藝術的人中被認為鑒賞力極高的美術司長，竭力解釋說，對於音樂家至少得教以音樂，因為"你派一個兵到軍營裡去的時候，你總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槍，如何放射。年輕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樣，腦子裡裝滿了思想，可是沒法安排"。然而這種解釋是白費的：他對於自己的勇氣也有點吃驚，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帶聲明：「我是一個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個老共和黨人"，才敢接下去宣稱：「我不問班爾葛蘭西的作品是歌劇是彌撒祭樂；只問是不是人類藝術的產物。"——但對方用著專斷的邏輯回答這個"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黨人"說：「音樂有兩種：一種是在教堂裡唱的，一種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與國家的仇敵；為了國家的利益，非取締不可。

　　要是這些混蛋後面沒有一般真有價值而和他們一樣——或許更甚——狂熱的理智信徒做後盾，那麼他們還不過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險。托爾斯泰曾經提到控制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的"傳染病一般的影響"，這種"荒謬的影響，人們只有在擺脫之後才會發見它的瘋狂，在受它控制的時期內始終認為千真萬確，簡直毋庸討論"。例如對於鬱金香的風魔，①相信巫祝，誤入歧途的文學風平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這種瘋狂之一。而且從愚蠢的到有知識的，從眾議院的獸醫到大學裡最優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這種瘋狂。而大學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婦的入迷更危險：因為這種風魔在沒有知識的人還容易和一種愚妄的樂天氣息相混，從而減少風魔的力量；知識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瘋狂束縛住了，同時，偏激的悲觀主義又使他們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觸的東西，所以更熱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義"，抽象的"真理"，跟惡劣的天性鬥爭。這種態度骨子裡就是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黨的理想主義，就是那個古老的信念，以為②人類的邪惡是不可救藥的，只能夠、也應當由受到理智感應的，——就是得到神靈啟示的——選民，憑著他們的高傲來消滅那種邪惡。那真是地道的法國人中的一種，代表聰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國人。他象塊石子，象鐵一般硬，什麼都鑽不進去；而他碰到什麼就砸破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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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鬱金香自十六世紀末流入歐洲後，種植鬱金香成為民間極普遍的一種癖好。
　　②揚山尼派為十七世紀舊教中的一個小宗派，盛行於法國，根據荷蘭揚山尼主教人性本惡之學說，倡為一種極嚴格的道德及神學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亞希·羅孫家和這一類瘋狂的理論家一談之下，完全給攪糊塗了。他對於法國的觀念也動搖了。他依著流行的見解，以為法國人是個冷靜的，容易相處的，寬容的，愛自由的民族。不料他發見了一批狂人，沒頭沒腦的死抓著抽象的觀念和邏輯，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論法，老是預備把別人作犧牲品。他們嘴裡一刻不停的說著自由，可是沒有人比他們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無論哪裡，你找不到比他們更冷酷更殘暴的專制脾氣，而這種專制純粹是為了理智方面的風魔，或者是為了要表示自己永遠是對的。

　　一個黨派如此，所有的黨派無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們政治的或宗教的欽定程式，越出了他們的國家或省分，越出了他們的團體和他們狹隘的頭腦，那就不管是在這方面的還是在那方面的，他們便一律不願意看見。有一般反對猶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錢人的人，因為恨猶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猶太人。有些國家主義者恨——（逢到他們心地慈悲的時候是瞧不起）——一切別的國家，便在本國之內把跟他們意見不合的人統稱為外國人，叛徒，賣國賊。有些反對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國人或德國人，恨不得把他們一起逐出法國。有些西方人，對於萊茵河以東的，無論什麼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對於盧瓦爾河以南的，無論什麼都表示唾棄；有些南方人，認為盧瓦爾河以北的都是野蠻的；還有以屬日耳曼族為榮的，以屬高盧族為榮的；而一切的瘋子中最瘋的，還有那些"羅馬人"，以他們祖先的敗北為榮；還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總而言之，各人只承認自己的一套，"自己"簡直是個貴族的頭銜，絕對不答應別人跟自己不一樣。對於這種民族是無法可想的：你跟他們講什麼理，他們都不理會；他們天生是要燒死別人，或是被別人燒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裡想，這樣一個民族幸虧採用了共和政體，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滅我，我消滅你。可是其中要有一個做了王的話，恐怕誰也沒有多少空氣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議論的民族自有一種德性來救他們，——就是矛盾。

　　法國的政客就是這樣。他們的專制主義被無政府主義沖淡了；他們永遠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要是他們在左邊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邊一定靠思想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作依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會主義者，獵取權位的小政客，他們在仗沒有打勝以前決不參加作戰，可是追隨在"自由思想"的隊伍後面，每逢它打了一次勝仗，便一起騎在打敗的人的遺骸上面。擁護理智的人並非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這不是為了你"……乃是為那些國際化的漁利主義者；而他們興高采烈的踐踏本國的傳統，摧毀一種信仰，也並非為了要代以另一種信仰，而是要把他們自己填補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呂西安·雷維—葛。他得悉呂西安是社會黨員的時候並不怎麼驚奇，只想到社會主義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呂西安才會加入社會黨。他可不知道呂西安神通廣大，在敵黨中同樣受到優待，並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猶太色彩最濃的政客與藝術家結為朋友。

　　「你怎麼能容留這等人物在團體裡的？"克利斯朵夫問亞希·羅孫。

　　羅孫回答說：「噢！他多有才幹！而且他為我們工作，他毀壞舊世界。」

　　「不錯，他是在毀壞，"克利斯朵夫說。"他毀壞得那麼厲害，我不知道你們將來用什麼來建設。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夠建造你們的新屋子嗎？蛀蟲已經鑽進你們的建築工場了。」

　　然而社會主義的蛀蟲不止呂西安一個。社會黨的報紙上充滿著這些小文人，這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傢伙，裝點門面的無政府主義者，把所有的進身之階都霸佔了。他們攔著別人的路，在號稱民眾喉舌的報紙上，長篇累牘的宣傳他們那套頹廢的風雅論調，以及"為生存的鬥爭"。他們有了位置還不夠，還得有榮譽。急急忙忙趕造起來的雕像，頌贊石膏天才的演說，其數量之多超過任何一個時代。一般以捧場為業的人，按其舉行公宴來祝賀自己黨派中的偉人，不是祝賀他們的工作，乃是祝賀他們的受勳：因為這才是他們最感動的。美學家，超人，外僑，社會黨的閣員，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崙創立的勳位是應該慶賀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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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國一般的勳位均稱榮譽團勳位，創始於拿破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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