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克利斯朵夫(135)_羅曼·羅蘭

一三五

　　這些學者之間還要掀起壯烈的爭辯。他們都是音樂家，但所以為音樂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對，別人的都是錯的。他們互詆為假文人，假學者；互相把理想主義與唯物主義，象徵主義與自然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加在對方頭上。克利斯朵夫心裡想，從德國跑到這兒來再聽一次德國人的爭辯，豈不冤枉。照理，他們應該為了美妙的音樂使大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們非但沒有這種情緒，還不允許別人用一種和他們不同的方式去享受。當時的音樂界正為了一場新的爭執而分成兩大陣營，廝殺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對位派，一派是和聲派。一派說音樂是應當橫讀的，另外一派說是應當直讀的。直讀派口口聲聲只談著韻味深長的和絃，溶成一片的連鎖，溫馨美妙的和聲：他們談論音樂，仿佛談論一個糕餅鋪。橫讀派卻不答應人家重視耳朵：他們認為音樂是一篇演說，象議院的開會，所有發言的人都得同時說話，各人只說各人的，決不理會旁人，直到自己說完為止；別人聽不見是他們活該！他們盡可在明天的公報上去細讀：音樂是給人讀的，不是聽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聽見橫讀派與直讀派的爭議，以為他們都是瘋子。人家要他在連續派與交錯派兩者之間決定態度，他②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說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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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連續派與交錯派即橫讀派與直讀派，亦即對位派與和聲派。

　　「諸位，此黨彼黨，我都仇視！」

　　但人家緊自問個不休，"和聲跟對位，在音樂上究竟哪一樣更重要？」

　　「音樂最重要。把你們的音樂拿出來給我看看！」

　　提到他們的音樂，他們的意見可一致了。這些勇猛的戰士，在好鬥那一點上互相爭勝的傢伙，只要眼前沒有什麼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給他們攻擊，都能為了一種共同的熱情——愛國的熱情——而攜手。他們認為法國是個偉大的音樂民族。他們用種種的說辭宣告德國的沒落。——對於這一點，克利斯朵夫並不生氣。他自己早就把祖國批駁得不成樣子，所以平心而論，他不能對這個斷語有何異議。但法國音樂的優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實說，他在歷史上看不出法國音樂有多少成績。然而法國音樂家一口咬定，他們的藝術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為了闡揚法國音樂的光榮，他們先把上一世①紀的法國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個極好極純樸的大師除外，而他還是個比利時人。做過了這番掃蕩工作，大家更容易讚賞②古代的大師了：他們都是被人遺忘的，有的是始終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發掘出來的。在政治上反對教會的一派，認為什麼都應當拿大革命時代做出發點；音樂家卻跟他們相反，以為大革命不過是歷史上的一個山脈，應當爬上去觀察出後的音樂上的黃金時代。長時期的消沉過後，黃金時代又要來了：堅固的城牆快崩陷了；一個音響的魔術師正變出一個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樂樹上已經長出新枝嫩葉；在和聲的花壇裡，奇花異卉眯著笑眼望著新生的黎明；人們已經聽到琤琮的泉聲，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簡直是一首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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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十四十五兩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法—比學派在音樂史上極為重要，十六世紀的法國音樂尤其盛極一時。但這種情形直至二十世紀初年方被學者逐漸發見，向世人披露。
　　②此系指賽查·法朗克，生於比利時而久居巴黎，終入法國籍，為十九世紀最大作曲家之一，對近代法國音樂之再生運動極有影響。

　　克利斯朵夫聽了這些話，歡喜極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戲院的廣告的時候，只看到梅亞貝爾，古諾，和馬斯涅的名字，甚至還有他只嫌太熟的瑪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羅。他便問他的那般朋友，所謂迷人的花園是否就是指這種無恥的音樂，這些使婦女們失魂落魄的東西，這些紙花，這些香粉氣。他們卻大為生氣的嚷起來，說那是頹廢時代的餘孽，誰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實際上《鄉村騎士》正高踞著喜歌劇①院的寶座，《巴耶斯》在歌劇院中雄視一切；瑪斯奈和古諾的作品風靡一時：《迷娘》，《胡格諾教徒》，《浮士德》這三位一體的歌劇都聲勢浩大，超過了一千場的紀錄。——但這都是無關緊要的例外，用不著去管它。一種理論要是遇到不客氣的現實給它碰了釘子，最簡單的就是否認現實。所以法國批評家們否認那些無恥的作品，否認那般捧這些作品的群眾；並且用不著別人怎麼鼓動，他們也快要把樂劇整個兒的抹煞了。在他們心目中，樂劇是一種文學作品，所以是不純粹的。（他們自己都是文人，卻豈不承認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現，有所描寫，有所暗示的音樂，總之，一切想說點兒什麼的音樂都被加上一個不純粹的罪名。——可見每個法國人都有羅伯斯庇爾的氣質，不論對什麼東西對什麼人，非戕賊平生命，就不能使這個人或物淨化。——法國的大批評家只承認純粹音樂，其餘的都是下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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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梅亞貝爾（1791—1864）為德國歌劇作家，生前在歐洲紅極一時，今日音樂史上的定論則僅是一個庸俗膚淺的作家。下文提到的《胡格諾教徒》即他的作品。古諾（1818—1893）對法國近代歌劇的創立極有貢獻，但並非第一流的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即下文提到的《浮士德》。馬斯涅（1842—1912）為法國歌劇作家，其作品傾於甜俗，做作，缺乏真情實感。瑪斯加尼（1863—1945）與雷翁加伐羅（1858—1919）均意大利歌劇作家，即前文所稱自然主義之代表人物，以描寫人生的強烈而迅速的印象為主，作品光華燦爛而流於淺薄。瑪斯加尼最流行之作品為《鄉村騎士》，雷翁加伐羅的為《巴耶斯》。

　　克利斯朵夫發見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慚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樂劇的音樂家沒有一個不替戲院製作，沒有一個不寫歌劇，他又感到一點兒安慰。——當然，這種事實仍不過是無關緊要的例外。既然他們提倡純粹音樂，所以要批評他們是應當把他們的純粹音樂做根據的。克利斯朵夫便訪求他們這一類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帶到一個宣揚本國藝術的團體中去聽了幾次音樂會。一般新興的名家都在這兒經過長時期的鍛煉與孵育的。那是一個很大的藝術集團，也可以說是有好幾個祭堂的小寺院。每個祭堂有它的祖師，每個祖師有他的信徒，而各個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在克利斯朵夫看來，那些祖①師根本就沒有多大分別。因為一向弄慣了完全不同的藝術，所以他完全不瞭解這種新派音樂，而他的自以為瞭解使他反而更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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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處系隱射法國的民族音樂協會（SociétéNationale deMusique），於一八七一年由國立音樂院教授普西納與聖·桑發起，目的為專門演奏當代法國作家的音樂，以培養法國新興音樂為主。參加的有法朗克，馬斯涅，福萊，杜巴克，拉羅，杜藩阿等。邇後無形中分成若干小組，各奉一知名作家為領袖，最重要的即法朗克一派與聖·桑一派的對立。故本文中稱有好幾個祭堂的寺院。但事實上，在一八七○至一九○○的三十年中所有法國近代音樂的名作都是由這個團體首先演奏，公諸於世的。故該會可稱為現代法國樂壇的溫床。

　　他覺得所有的作品永遠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裡，好象一幅灰灰的單色畫，線條忽隱忽現，飄忽無定。在這些線條中間，有的是僵硬，板滯，枯索無味的素描，象用三角板畫成的，結果都成為尖銳的角度，好比一個瘦婦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象雪茄的煙圈一般嫋嫋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難道法國沒有太陽了嗎？克利斯朵夫因為來到巴黎以後只看見雨跟霧，不禁要信以為真了；但要是沒有太陽，藝術家的使命不就是創造太陽嗎？不錯，他們的確點著他們的小燈，但只象螢火一般，既不會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見什麼。作品的題目是常常變換的：什麼春天，中午，愛情，生之歡樂，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樂本身並沒跟著題目而變，只是一味的溫和，蒼白，麻木，貧血，憔悴。那時音樂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講究低聲說話。而那也是對的：因為聲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沒有分別：高聲與低聲之間沒有中庸之道。要選擇只有低吟淺唱與大聲呐喊兩種。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便打起精神來看節目；他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在灰色的天空氣浮的雲霧，居然自命為表現確切的題材。因為，跟他們的理論相反，他們所作的純粹音樂差不多全是標題音樂，至少都是有個題目的。他們徒然詛咒文學，結果還得拿文學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發覺他們勉強描寫的盡是些幼稚可笑的題材，又是果園，又是菜園，又是雞塒，真可說是音樂的萬牲園與植物園。有的把盧佛宮的油畫或歌劇院的壁畫作成交響曲或鋼琴曲，把荷蘭十七世紀的風景畫家，動物畫家，法國歌劇院的裝飾畫家的作品，取為音樂的題目，加上許多注釋，說明哪是神話中某個神明的評果，哪是荷蘭的鄉村客店，哪是白馬的臀部。在克利斯朵夫看來，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藝：喜歡畫而又不會畫，便信手亂塗一陣，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寫明，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樹。

　　除了這批有眼無珠，以耳代目的畫匠以外，還有些哲學家在音樂上討論玄學問題。他們的交響曲是抽象的原則的鬥爭，是說明某種象徵或某種宗教的論文。他們也在歌劇中間研究當時的法律問題與社會問題，什麼女權與公民權等等。至於離婚問題，確認親父問題，政教分離問題，他們都津津樂道。他們之間分成兩派：就是反對教會的象徵派和擁護教會的象徵派。收舊布的哲學家，做女工的社會學家，預言家式的麵包師，使徒式的漁夫，都在劇中直著嗓子唱歌。從前歌德已經說其他那時的藝術家想"在故事畫中表現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這時代的作家卻是用十六分音符來表現社會學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萊斯，姚萊斯，芒台斯，①《福音書》，紅磨坊②等等，無一不是歌劇和交響樂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寶庫。其中不少人士，看著瓦格納的榜樣興奮起來，大聲嚷著：「我嗎，我也是詩人呀！"——於是他們很有自信的在自己的樂譜上寫曲或是有韻或是無韻的東西來，那風格不是跟小學生的一樣，就象那些頹廢派的日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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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巴萊斯（1862—1923）為法國小說家，提倡以自我分析的方式認識人與土地，自然，及國家社會的關係。姚萊斯（1859—1914）為法國社會黨領袖，《人道報》的創辦人。芒台斯（1841—1909）為法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
　　②紅磨坊為巴黎有名的舞場，創立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後改為雜耍歌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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