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外國文學 > 約翰·克利斯朵夫 | 上頁 下頁
九〇


  他頭腦很實際,雖然竭力自以為不實際;因此他認為替朋友著想,最好把他的利害關係和當地最前進的音樂團體的利害關係打成一片。

  象大多數的德國城市一樣,這裡也有一個瓦格納友誼會,代表反抗保守派的新思想。如今各處對瓦格納的聲望已經公認了,作品也排入了德國所有歌劇院的節目,替瓦格納辯護當然不會再有什麼危險。可是瓦格納的勝利是硬爭取得來的,而非由於人家的心悅誠服;骨子裡大眾仍舊很固執的抱著保守心理,尤其象這兒一樣的小城市,跟時代的潮流完全隔絕,只知道仗著古老的名片自命不凡。德國人天生的對新思想新潮流有種疑慮,凡是真實的強烈的東西,沒有經過幾代的人咀嚼的,他們都懶得去體會:這種情形在這裡比別的地方更厲害。固然瓦格納的作品已沒有人敢非難,但一切受瓦格納思想感應的新作品,大家都不大樂意接受:這就充分證明了上面所說的民族性。所以倘若一切的瓦格納友誼會能夠熱心保護藝術界新興的傑出的力量,那末它們很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有時它們的確盡過這種責任,布魯克納與胡戈·沃爾夫就受到某些瓦格納會的支持。但大宗師的自私自利往往使①門徒也跟著自私自利;拜羅伊特既然成了崇拜獨一無二的上帝之所,拜羅伊特所有的小支部也成為信徒們永遠禮拜同②一個上帝的小教堂。充其量,他們只在正殿旁邊的小祭壇上供奉幾個忠實信徒的神位,而還得這些信徒對那位獨一無二的,多才多藝的神明,音樂、詩歌、戲劇、玄學各方面的祖師,表示五體投地的崇拜,對他神聖的主義能夠一字一句的遵守勿渝才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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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布魯克納(1824—1896)與胡戈·沃爾夫(1860—1903)生前受勃拉姆斯黨徒排擠。
  ②德國巴伐利亞邦拜羅伊特城的瓦格納劇院,為瓦格納親自設計監造,絕對不演他人作品。
  ③此處所稱大宗師,獨一無二的上帝,神明,祖師,均指瓦格納。


  本地的瓦格納友誼會就是這種情形。——可是它還裝點門面,想結納一批可為己用的有才氣的青年,已經在暗中對克利斯朵夫留意了很久。它不著痕跡的向他表示好感,他根本不覺得;因為他不需要跟人家聯絡,他不懂為什麼他的同胞一定要組織團體挨在一塊兒,仿佛單槍騎馬就什麼事都做不了:唱歌,散步,喝酒,都是不行的。他討厭所有的社團。但比較起來,他對瓦格納友誼會還容易接受,它至少辦些美妙的音樂會;而瓦格納派的藝術主張,他雖然不全部贊同,究竟比別的音樂團體跟他接近得多。單看它對付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黨跟他一樣激烈,似乎他和這個黨派之間的確還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場。因此他就聽人拉攏了。居間的是曼海姆,他是沒有一個人不認識的。雖非音樂家,他也是瓦格納會的會員。——會中的領袖們早就留意克利斯朵夫在雜誌上掀起的論戰。他打發敵人的某些作風被認為很有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固然克利斯朵夫對他們神聖的偶像也很不恭敬的刺過幾下,但他們寧可裝做不看見;——而且這幾下最初的,並不如何猛烈的攻擊,對於他們急於要趁克利斯朵夫未作更進一步的攻擊之前就去加以籠絡,也許不為無因,雖然他們並不承認。他們很殷勤的徵求他同意,可不可以拿出他幾支歌參加瓦格納會主辦的音樂會。克利斯朵夫聽了很得意,便答應了。他上他們會裡去,又禁不住曼海姆的慫恿,馬上入了會。

  當時領導這個瓦格納友誼會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公認為權威的作家,一個是權威的樂隊指揮。兩人都是對瓦格納信仰極堅的。前者名叫姚西阿·葛林,寫過一部《瓦格納辭典》,可以使人隨時隨地瞭解大師的思想,可知者無所不知,可解者無所不解,真是他一生的傑作。他在飯桌上能夠整章整卷的背出來,不下於法國內地的中產階級熟讀《畢賽爾詩歌》。他也在《拜羅伊特公報》上發表討論瓦格納與亞利安①精神的文字。當然,他認為瓦格納是純種亞利安典型,德國民族在亞利安種內是抵抗拉丁的塞米氣息的中流砥柱,尤其能抵抗法國的塞米氣息的壞影響。他宣告高盧族淫靡的風②氣已經給打倒了,但他仍舊天天不斷的拚命攻擊,仿佛那個永久的敵人始終還有威脅的力量。他對法國只承認有一個大人物,高皮諾伯爵。葛林是個矮小的老人,很有禮貌,象處③女一樣動不動會臉紅的。——會中另一個台柱名叫哀利克·洛貝,四十歲以前是一家化學廠的經理;然後丟掉了一切去做樂隊指揮。他的能夠達到目的,一半是靠他的意志,一半是靠他的有錢。他是拜羅伊特的狂熱的信徒:據說他曾經穿了朝山的布鞋從慕尼黑步行到拜羅伊特。奇怪的是,這位博覽群書,周遊大地,做過各種不同的行業而處處顯出性格堅強的人,在音樂方面竟會變成一頭巴奴越的綿羊。他所有的④那些特出的性格,一到這兒只使他表現得比別人更蠢。因為在音樂方面太無把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覺,所以他指揮瓦格納作品的時候,完全依照在拜羅伊特註冊過的藝術家和指揮的演奏法。他要把演出的場面與五顏六色的服裝,照式照樣的摹仿,迎合瓦格納小朝廷裡的幼稚而低級的口味。他很象那種風魔彌蓋朗琪羅的人,臨畫的時候把原作的黴點都要摹寫下來,因為黴點沾在神聖的作品上,所以也是神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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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畢賽爾詩歌》為伏爾泰所作諷刺聖女貞德的長詩,純粹是反宗教的,曾風行一時。
  ②亞利安族被認為純血種的白種民族,源出中亞細亞,經由印度而移殖歐洲,征服土著,並與土著混合。至純種亞利安族究由現代何種民族代表,言人人殊,或謂日耳曼族,或謂拉丁族。塞米氣息系指塞米族的性格。塞米族指今之阿拉伯人,敘利亞人,猶太人。
  ③高皮諾伯爵(1816—1882)為法國外交家兼文學家,著有《種族不平等論》一書,認為亞利安族為最優秀的人種;而最純粹的亞利安種在今日為日耳曼人(但並非德國人,因德國人已與高盧族及斯拉夫族混血),即住居英、比及法國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淡色頭髮,腦殼長度大於寬度四分之一的人。此項學說被德國學者利用,並轉指德國人為純種亞利安人,作為大日耳曼主義之根據。尼采與瓦格納等的主張,皆與高皮諾的學說有關。
  ④典出法國拉伯雷名著《巨人傳》:巴奴越受羊販鄧特諾詬辱,乃購其一羊驅之入海,群羊見之均憑而效尤,紛紛投海,卒至羊販鄧特諾于搶救時亦溺死海中。今以巴奴越綿羊喻盲從之群眾。


  克利斯朵夫對這兩個人物原來不會怎麼欽佩的。但他們是交際場中的人物,和藹可親,相當博學;而洛貝只要談到音樂以外的問題也不無趣味。再加他是個糊塗蟲,而克利斯朵夫就不討厭糊塗蟲:覺得他們不象明白人那麼庸俗可厭。他還不知天下最可厭的莫過於說廢話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誤稱為"怪物"的人身上,所謂特色比其餘的人更少。因為這些「怪物"其實在只是瘋子,他們的思想已經退化到跟鐘錶的動作相仿。

  葛林和洛貝為了籠絡克利斯朵夫,對他非常敬重。葛林寫了篇文章把他恭維了一陣;洛貝指揮他作品的時候完全聽從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為感動。不幸這些殷勤的效果給那般獻殷勤的人的不聰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為人家佩服他而對他們發生幻象。他很苛求;別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許;凡是把他認識錯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會認為仇敵。所以他極不滿意葛林拿他當做瓦格納的信徒,在他的《歌》和瓦格納的《四部曲》中找共同點,——實際是除了一部分音階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關。而聽到自己的作品給排在一個瓦格納學者的無聊的仿製品旁邊,——兩頭又放著永遠少不了的瓦格納的兩件大作,他也並不愉快。

  不用多少時候他就覺得在這個小黨派裡頭透不過氣來。這又是一個學院,跟那些老的學院一樣窄,而且因為它在藝術上是個新生兒,所以氣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對於藝術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絕對價值,開始懷疑了。至此為止,他以為偉大的思想到一處就有一處光明,而今他發覺思想儘管變遷,人還是一樣:而且歸根結蒂,主要還在於人:有怎麼樣的人,就有怎麼樣的思想。假如他們生來是庸俗的,奴性的,那末便是天才也會經由他們的靈魂而變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斷鐵索時的解放的呼聲,也等於替以後的幾代簽下了賣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這種意思說出來。他痛詆藝術上的拜物教,說什麼偶像,什麼古典的大師,都用不著;只有瞧不起瓦格納,敢把他踩在腳下,揚著臉前進,永遠看著前面不看後面的人,敢讓應該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關係的人,才配叫做瓦格納思想的承繼者。葛林的胡說亂道惹惱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瓦格納作品裡的錯誤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納的信徒們免不了說這是他妒忌他們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於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瓦格納死後拚命崇拜瓦格納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殺的人:這可冤枉他們了。象葛林與洛貝一流的人,也有受著靈光照耀的時間;二十年前他們也站在前鋒,然後象多數的人一樣留在那兒不動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濟事而停住了,唯有極少數的人才有充分的氣力繼續趲奔。

  克利斯朵夫的態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的跟他疏遠了。他們的好感是樁交易:要他們站在他一起,必須他站在他們一起;而克利斯朵夫顯而易見連一點成見都不肯拋棄:他不願意加入他們的一黨。人家就對他冷淡了。他所不願意送給大小神明的諛辭,人家也不願意送給他了。他的作品不象從前那樣受到歡迎;有人還抗議他的名字在節目單上出現得太多。大家在背後嘲笑他,批評的話也多起來了,葛林和洛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贊成他們的意見。可是會裡的人還不想跟克利斯朵夫決裂:第一因為萊茵河畔的民族喜歡騎牆派的作風,喜歡用不了了之的辦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盡拖下去;第二因為大家還希望克利斯朵夫就範,即使不能被說服,至少可能因疲勞而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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