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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在《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讓三兄弟,班吉、昆丁與傑生各自講一遍自己的故事,隨後又自己用"全能角度",以迪爾西為主線,講剩下的故事。小說出版十五年之後,福克納又為馬爾科姆·考利編的《袖珍本福克納文集》寫了二個附錄,把康普生家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補充(中譯文見本書附錄)。因此,福克納常常對人說,他把這個故事寫了五遍。當然,這五個部分並不是重複、雷同的,即使有相重疊之處,也是有意的。這五個部分象五片顏色、大小不同的玻璃,雜遝地放在一起,從而構成了一幅由單色與複色拼成的絢爛的圖案。

  "班吉的部分"發生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通過他,福克納渲染了康普生家頹敗的氣氛。另一方面,通過班吉腦中的印象,反映了康普生家那些孩子的童年。"昆丁的部分"發生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這部分一方面交代昆丁當天的所見所聞和他的活動,同時又通過他的思想活動,寫凱蒂的沉淪與昆丁自己的絕望。"傑生的部分"發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這部分寫傑生當家後康普生家的情況,同時引進凱蒂的後代——小昆丁。至於"迪爾西的部分",則是發生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復活節),它純粹寫當前的事:小昆丁的出走、傑主的狂怒與追尋以及象徵著滌罪與淨化的黑人教堂裡的宗教活動。這樣看來,四個部分的敘述者出現的時序固然是錯亂的,不是由應該最早出場的昆丁先講,而是採用了"CABD"這樣的方式,但是他們所講的事倒是順著正常的時序,而且銜接得頗為緊密的。難怪美國詩人兼小說家康拉德·艾肯對《喧嘩與騷動》讚歎道:"這本小說有堅實的四個樂章的交響樂結構,也許要算福克納全部作品中製作得最精美的一本,是一本詹姆士喜歡稱為'創作藝術'的毋庸置疑的傑作。錯綜複雜的結構銜接得天衣無縫,這是小說家奉為圭臬的小說——它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創作技巧的教科書……。"①

  ①見《福克納評論集》第78頁。

  "意識流"是福克納採用的另一種手法。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中也常寫人物的內心活動,意識流與之不同之處是:一、它們仿佛從人物頭腦裡湧流而出直接被作者記錄下來,前面不冠以"他想"、"他自忖"之類的引導語,二、它們可以從這一思想活動跳到另一思想活動,不必有邏輯,也不必順時序;三、除了正常的思想活動之外,它們也包括潛意識、下意識這一類的意識活動。在《喧嘩與騷動》中,前三章就是用一個又一個的意識,來敘述故事與刻劃人物的。在敘述者的頭腦裡,從一個思緒跳到另一個思緒,有時作者變換字體以提醒讀者,有時連字體也不變。但是如果細心閱讀,讀者還是能辨別出來的,因為每一段裡都包含著某種線索。另外,思緒的變換,也總有一些根據,如看到一樣東西,聽到一句話,聞到一種香味等等。據統計,在"昆丁的部分"裡,這樣的"場景轉移"發生得最多,超過二百次;"班吉的部分"裡也有一百多次。傳統的現實主義藝術,一般都是通過外表(社會、環境、家庭、居室、家具、衣飾……)的描寫,逐漸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福克納與別的一些作家卻採取了顛倒的程序。他首先提供給讀者混飩迷亂的內心世界的沒有規律、邏輯的活動,然後逐步帶引讀者穿過層層迷霧,最終走到陽光底下明朗、清晰的客觀世界裡來。這時,讀者再回過頭來一看,也許會對整幅圖景具有更深刻的印象與理解。

  譯者個人認為,福克納之所以如此頻繁地表現意識流,除了他認為這樣直接向讀者提供生活的片斷能更加接近真實之外,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這就是:服從刻劃特殊人物的需要。前三章的敘述者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班吉是個白癡,他的思想如果有邏輯、有理性反倒是不真實、不合邏輯的。昆丁在六月二日那一天決定自殺。他的精神狀態處於極度亢奮之中。到該章的最後一段,他的思緒已經跡近一個發高燒病人的諺語了。傑生也多少有些不正常,他是個偏執狂,又是一個虐待狂,何況還有頭痛病。福克納有許多作品手法上與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品並無太大區別。他的別的作品若是用意識流,也總有其特殊原因。如《村子》中寫I.O.斯諾普斯對一頭母牛的感情,那是因為這個I.O.斯諾普斯是一個半白癡,讀者們如果有點耐心,在最初的不習慣之後,定然會通過這些不平常的思緒活動逐漸看清一系列相當鮮明、豐滿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的外貌我們不一定說得清(直到讀了"迪爾西的部分"我們才知道班吉的模樣),但是我們卻能相當準確地把握他們的精神狀態。書中的主要人物如此,一些次要人物形象也莫不如此。如赫伯特·海德,只出現在昆丁的幾次意識流裡,但是那一副庸俗、無恥的嘴臉便已躍然紙上。其他如傑拉德太太、毛萊舅舅,形象也都相當鮮明突出。即使象勒斯特這樣一個黑人小廝,我們掩卷之後,也不容易把他那既調皮又可憐巴巴的形象從我們的腦子裡排除出去。

  "神話模式"是福克納在創作《喧嘩與騷動》時所用的另一種手法。所謂"神話模式",就是在創作一部文學作品時,有意識地使其故事、人物、結構,大致與人們熟知的一個神話故事平行。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套用了荷馬史詩《奧德修紀》的神話模式,艾略特的《荒原》則套用了亞瑟王傳說中尋找聖杯的模式。在《喧嘩與騷動》中,三、一、四章的標題分別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這三天恰好是基督受難日到復活節。而第二章的一九一0年六月二日在那一年又正好是基督聖體節的第八天。因此,康普生家歷史中的這四天都與基督受難的四個主要日子有關聯。不僅如此,從每一章的內容裡,也都隱約可以找到與《聖經·新約》中所記基督的遭遇大致平行之處。但是,正如喬伊斯用奧德修的英雄業績反襯斯蒂芬·德迪勒斯的軟弱無能一樣,福克納也是要以基督的莊嚴與神聖使康普生家的子孫顯得更加委瑣,而他們的自私、得不到愛、受挫、失敗,互相仇視,也說明了"現代人"違反了基督死前對門徒所作的"你們彼此相愛"①的教導。

  ①見《聖經·約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節。

  福克納運用這樣的神話模式,除了給他的作品增添一層反諷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從描寫南方一個家庭的日常瑣事中突破出來,成為一個探討人類命運問題的寓言的意思。這個問題離題較遠,這裡就不多贅述了。

  最後,請允許我再就本書翻譯的事囉嗦幾句。

  一九七九年,我應外國文學研究所之約編了一本《福克納評論集》。編完後,我在前言裡寫道:"文集中沒有更多地收入分析其它重要作品的文章,固然是因為本書篇幅有限,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福克納的作品基本上都沒有譯成中文。在讀者未讀原著的情況下請他們先看太多的有關評論,恐貽本末倒置之譏。"當時,我便立下心願,自己至少要譯一兩種福克納的代表作品。後承上海譯文出版社鼓勵,我決心先譯這本《喧嘩與騷動》。從一九八0年二月開譯,斷斷續續,當中又插進許多別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才將"附錄"也一併譯完,總算還了一部分的心願。這是一本美國批評家都一致認為難懂的書,我雖然參考了許多種評論著作與手冊、工具書之類的書籍,仍感力不從心。不妥之處一定很多,歡迎批評指正。在翻譯過程中,請教過丹尼爾·艾倫教授(Prof. DaineI Aaron)與錢鐘書先生,也得到過邁克爾·米爾蓋特教授(Prof. MicbaelMillgate)、H.R.斯東貝克教授(Prof.H.R.Stoneback)與馮亦代先生的幫助。譯稿交出版社後,又蒙編輯同志仔細校閱,指正了不少錯誤。對於他們的熱情幫助,我在這裡表示最真摯的謝忱。

  李文俊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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