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養活這家人(52)

五二

　　拉裡在車庫後開始給我講解，那個地方絕對不會被別人看見。他給我示範他希望這事怎麼做，怎麼劃一條粉筆線，然後怎麼在木板上釘上釘子作為嚮導，怎麼把房頂板放在木板的邊緣一次一塊地移動。從第一塊房頂板起，我就喜歡上了那樣的秩序和工作時緩慢的勢頭，以及這事完成時所代表的意義。我喜歡手中錘子的重量，喜歡它在寒冷的空氣中敲打時堅實的聲音。

　　「我需要產量，」在第一天結束時，拉裡對我說。我們站在一起看我完成的五列。「你必須移動得快一點。」

　　我肯定我能。但每天的情形都一樣。部分原因是由於天氣已變得極端寒冷。我每天早晨開始時，氣溫都低於零度，而且一天中很少是高於零度的。我每次拿五顆釘子，有些天，當我看表時，離下班還有3個小時，而我卻覺得沒法再忍受15分鐘的寒冷了。

　　在車庫的山牆端上工作時，進度還要慢，因為我不得不在每一列的末端鋸木頂板，使它能適應房頂的斜坡並和已用釘子釘好的邊緣緊密貼合。我用一把小刀來鋸，用一把短刨來完成。一天早晨11點時，所有的轉包人都回家去了，我們等著這個冬天第一場東北大風的到來。大海被淹沒在海霧下，寒風凜冽，氣溫低達零下37度。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擺放著山牆端頂端的最後幾塊屋頂板，這時，拉裡走到拐角處。我看見他站在那裡。天開始下雪了。他從他的帶子裡拿出錘子，我看見他使用餃子來撬我做的屋頂板的邊緣。

　　「我把它們沿角度鋸出來的。」我充滿希望地說。

　　「是的，」他說，「但我希望它們在邊緣下面。你看，像這樣？這是防雨的唯一辦法。」他開始用錘子撬掉屋頂板。這發出巨大的噪音，釘子的吱嘎聲和頂板折斷後裂成碎片落到雪中的破裂聲。我在腦中做著算術——1小時15美元乘以10，再乘以我浪費的5天。「你必須重做末端，」他說，「不要為此擔心。」

　　這事發生在星期五的下午。整個星期六，我在自己的時間裡獨自工作著，直到我做完。星期一，我走進更衣室裡吃午飯，聽見比利正和拉裡說著有關勞動支出的什麼事。我一進去，他們就不說了，但我感到問題來了，當拉裡告訴我他將暫時辭退我，因為門窗都來遲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須先停止蓋房頂板時，我不相信他的話。

　　第二天，沒有工作，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直到我走回別墅自願做垃圾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說。

　　後來的兩個星期，我每天都等著拉裡打電話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見那座別墅的海濱去，去證實門和窗都還沒弄好、沒有房頂板在蓋。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來湊錢支付我們二月的房租，當我打電話問拉裡是否需要我做什麼事時，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後停住腳和科倫道別。「擦擦你的嘴，」她說，「上面沾有東西。」

　　我用整整10個小時的時間用手和膝蓋撿拾別墅和車庫內外的每一張紙片、每一塊木頭。我在撿木屑，告訴自己說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嚴的，只要它能給你足夠的錢支付房租。那個駕駛推土機的傢伙跳下機器向我走過來。「那個送給你靴子的人？」他說，「凱爾？」

　　「是的。」

　　「他死了，」他說，「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這又使我感到無助和憤怒，那天做完活後我走的遠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時孩子們都睡著了。但當我走進家時，三個大孩子都在那兒告訴我說他們和媽媽一起開車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叢裡做什麼？」愛琳問。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卡勒哭著進來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裡搜尋著，最後發現了洋娃娃，當我遞給她時，她指著一隻腳，上面的鞋不見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說。

　　她點點頭，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時，我父親從費城打來電話。從去年我對他吼叫「要麼認可，要麼別瞎操心！」起，我們可能只說過兩次話。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後一次見他，他讓我坐在電視機和錄像機前，給我放一盤帶子，那是他從一個名叫「這兒不再有的東西」或其他什麼相近的名字的紀錄片上錄下來的，一個懷舊主義者看著費城，這個「充滿兄弟般友愛的城市」，在那個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帶任何恐懼地在大街上行走。我們就此展開了爭論；我的父親詛咒60年代的寬容和放縱——搖滾樂、賭注、男女同住的集體宿舍、逃避兵役的人，還有長頭髮——他從年輕時就知道的這個國家的分裂。這是一個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時代的英雄——士兵和總統——是我這個時代的惡棍。

　　「我能做什麼來幫助你？」他在電話裡問我，「當一個人失去他的工作時，人們應該幫助他，直到他站穩腳跟為止。」

　　「沒事，」我說，「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氣。他告訴我，在我出生前幾個月到我母親去世的那段時間裡，他都在幫著她的父親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記得蓋房頂板是多麼的熱，他和我的姥爺坐在房頂上喝冷啤酒。他還記得啤酒的味道是多麼的好，他告訴我他從幫建那間房子中學到的關於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從未聽他談過這些。突然，我強烈地希望我的父親和我一起在房間裡，我們坐在壁爐前談個通宵，這樣的願望在這一刻超過了一切。我想聽所有他從沒告訴過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訴他，他從來都不該受到我曾對待他的那種方式。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學教授，」他對我說，「總有一天，你會再教書的。」然後，他接著告訴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義為我給考爾比大學和緬因州大學寫了兩封信，那是我曾執教過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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