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養活這家人(48)

四八

　　比利聽見後開始模仿釘木頂板的聲音——「叮噹、叮噹。」有人說，「希望你找到好點的靴子。」我和他們一起笑起來，害怕告訴他們我是多麼盼望那項工作。三星期後，我完全顯示出我所有的不足，現在我大多數的日子做的工作都是把木屑掃成堆、把木屑堆放進垃圾罐、把垃圾罐拖到拉裡的卡車上、然後駕駛卡車運到垃圾站。不管拉裡多少次地告訴我我所做的工作有多好，讓工作地點保持乾淨是多麼重要，因為這反映了一個公司的形象，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一個1小時15美元的垃圾工，偶爾會做一些運木頭和把釘子拔出木板的工作，而且，雖然我和別人一樣冷、衣服和別人的一樣髒，但當我到更衣室喝咖啡休息時，我覺得我什麼都不是。我總是看著比利，心裡盤算著，他不和我說話是因為他在建一座房子，他還不瞭解我所做的事是多麼討厭。這就像站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冰冷的風中讀一本書，卡車呼嘯而過，我一篇又一篇地讀著，試圖在喧鬧和寒冷中抓住書中所要表達的意思，然而，讀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仍然沒有開始。我堅持尋找著我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向前運動著的、將加到這座房屋裡的東西。然而事與願違，我數小時地砍切著我不釘的木板，在一天結束後，我把不要的木頭堆成堆。我遠沒有處於整個運作的邏輯中，以至於我沒有認識到我們實際上是在造兩座房屋。一天，我曾問過蓋伊關於通道旁汽車道上正建造中的漂亮房子的事，我以為那是鄰居的房子。它已架構好並修飾過了，似乎除了門、窗戶和側板就要完工了。「那兒？」蓋伊說，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門房。你知道，車庫。——

　　麻煩在於，每當給我一份真正的工作時，我都要出錯。有四天，我在地下室裡工作，加固地板托梁。托梁是2乘12的規格，每隔14英寸就有一塊，它們必須用木條來加固。我總是鋸得太長或太短。最後，我放棄了電鋸，用手來做。每次，當地下室的門打開，光線從外面像長長的隧道盡頭的光一樣射進來時，我就丟掉手鋸，裝著像使用電鋸似的。這工作應兩天做完，我做了五天。而且。我每天都冷得發木，潮氣從我的腳底滲進骨頭裡，所以當我回家時，我覺得我就像從水裡撈出來的似的。

　　房子正在建造，證據就在我的眼前，為了完成拉裡分配給我的工作，我在那裡每天10個小時不停地工作著，但我正等待著我想像中意大利石工每晚回家時的那種意圖和滿足。這兒有三個我把他們看作是父親、兒子和神聖的祖父的人，我喜歡看他們建造圍繞地基的花崗岩牆。每天早晨，他們在一輛卡車上到來，最年輕的那個人在車後。老人先下來，直接走到大堆的石頭處，他站在那兒，直到另兩個人走到他後面。然後，好像他在睡夢中已夢見了石頭的形狀似的，他盯著石堆，慢慢地指出那些他認為放在一起會適合他們當天將要工作的圍牆部分的石頭。較年輕的男人，他的兒子和孫子，把那些石頭收集起來，慢慢地移到腳手架下，他們在那兒工作到黃昏。還有幾桶水泥得升上去，每當我看他們時，都覺得這是最難受的工作，這使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多麼的舒適。在早晨最初的幾縷晨光中，當他們拿起他們的泥刀時，我看見聖徒聖克裡斯托弗①的大獎章在閃爍光芒。我想知道，在他們一塊一塊地放石頭時，他們都在想些什麼。他們邊工作邊聽著錄音機上傳出的好聽的歌曲。汽車牌照上寫著「麥克和麥瑟」，每天中午，我看見麥克駕車離開，一小時後又回來。

　　①聖克裡斯托弗：生於三世紀，小亞細亞的基督教殉教者。——譯者注

　　不久之後，我認識到，我如此仔細地觀察麥克是因為他像我童年時代的父輩們。我害怕變成那樣的人。但我怕的是什麼？沉悶單調的工作？追求女人時競爭不過一個打著絲質領帶的男人？或者和渴望的不超過一個攪拌水泥的男人的女人結婚？在我還是我父親的小兒子的那些日子裡，我們住在50年代典型的、肩並肩靠著的相同的房子裡，母親們一頭卷髮。我們的父輩理著帕特·布恩似的髮型、當他們在戶外做著季節性的雜活，耙地、割草、油漆。鏟雪時，他們的嘴裡哼著大型樂隊的搖滾樂旋律。他們首先是工作的人，這高於一切，所以，他們的夏季旅行，他們的新車，他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地下室——所有一切等同於真實生活的東西，都盡可能地服從於工作。他們把工作作為生活，沒有一個人談論有關焦慮、家庭暴力或酗酒的問題。當然，這些肯定存在著，在街上，在隔壁，在過道，然而，那是一個隱藏自己的痛苦而不是把它作為娛樂賣給歐普拉的時代。在我的記憶中，我童年時代的父輩們是一群疲倦的男人，他們完工後穿上白色T恤衫喝啤酒，他們的肌肉泛著光。

　　一天中午，看著麥克鑽進卡車回家吃午飯，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父親；每年夏天，伯克先生都要到紐約州北部的手指湖渡兩周的假。總是八月裡相同的兩周，總是相同的湖，相同的小屋。就像一個船長，他每次旅行都記有日記，每年夏天他在完全相同的時間離家，在庫柏鎮的棒球名譽會館剛好停留二小時，沿途在相同的加油站和餐館停留，並只停留和前一年夏天一樣長的時間。他努力踩著前一年、前八年夏天的鐘點來行事。我記得那是六年級時，我和他兒子在放學回家的途中，停下來往鐵水塔裡扔石子，當時他兒子告訴我的。這個故事一定和我已有的關於這些男人的一些看法不謀而合。摩爾斯先生的後院有一個池子（不是那種陷進地裡的真池子，而是一張金屬柵欄，悲哀地躺在地上），有人偷了他池子上的家具後，他便開始在晚上把臉塗黑、把鞋擦亮，等在灌木後。阿德曼先生在他的地下室裡有一個拳擊袋，有一次我們去偵察他，他用所有的力氣將拳頭擊在凳子上，他抓住了我們。「從這兒滾出去！」他對我們大聲尖叫。亞瑟·克羅斯比的父親有一張黑白照片，上面是一個像火腿一樣被繩子綁著的小個子日本男人，正被世界另一邊的一隊美國士兵拿去喂蟒蛇。那男人只穿著內衣內褲，在他臉上你能看到的只有恐懼。保拉·埃德蒙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車庫的玻璃，她父親用羽毛球拍打她的頭，球拍都打爛了。我恨他們所有的人，肯定地感覺到我比他們好、比他們機敏，無論如何。在我看來，他們所有的人都困守在他們的牧房裡，他們小小的草坪裡。牧房——還有什麼房子不比這些可憐的、用釘子釘在一起的、可替換的盒子們更像牧房？這是一個由文化人起的名字，好讓這些人覺得自己像牛仔，像真正的個人。傻瓜。我把他們看成傻瓜。他們到我們用磚圍成的小學校來開家長晚會，參觀防放射性的房間，他們是如此的無知，居然相信在核戰爭爆發時，他們的孩子躲在教室裡的課桌下就能倖免於難。

　　我不明白為什麼挖掘工人要挖一個巨大的洞，這洞深四英尺、寬八英尺，橫穿房前的整個地基牆，但每天晚上洞裡都裝滿了從沼澤地裡過來的水，我的工作是一來上班就爬下洞裡打開水泵。一天早晨，我在一邊滑下去，把冰鑿破，站在齊脖子深的水中。我打開水泵，然後回家換幹衣服，我從高爾夫球場抄近道，以免被別的來、工作的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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