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養活這家人(46)

四六

　　那天晚些時，我帶著四個孩子到瓦爾一馬特店去買木工帶，我在他們面前試了試，給他們看裝卷尺和刀的皮包、裝釘子的袋子和夾錘子的夾子。我們讓卡勒騎在機器馬上。當我給愛琳一些25美分的硬幣買膠球機時，我看見她的驚奇；幾個月來，我都努力地想說服她我們並不窮，只是破產了，現在，我想讓她看我花錢。我們一回家，我就到廚房裡拿出放在壁櫥裡一個玻璃罐子中的食品券。那天晚上，我當著愛琳的面把它們扔進壁爐裡。她問我：「到底是誰替我們買的那些食品券呢？」我告訴她是那些有工作的人買的。她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掙錢，」我說，「他們應該幫助那些沒有掙錢的人，這樣才公平。」我看見她試圖搞清這件事。我幾乎可以看見15年以後，她在路上對她的丈夫重述這一情景，這個投資銀行家嬉笑著對她說：「寶貝，毫無疑問，你們這些傢伙總是這麼窮。你的老父親是一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這是對他——她未來的丈夫而言的，我長時間的堅持著，試圖讓我的女兒接受這樣一個概念：幸運的人幫助不幸的人是使公民連接在一起的唯一辦法。

　　「反正，」她輕柔的說，「我認為我們不該再使用它們了。」

　　「好的，」我說，「不過，想一想。如果你的妹妹內爾餓了，而她又無法買食物，因為她沒有足夠的錢，你會給她買食物嗎？」

　　她轉了轉眼珠說：「得了，你該一直有工作，就是這樣。」

　　早晨六點，我沏了一壺熱茶，做了兩盤花生醬和兩個果凍三明治，然後穿上我所有暖和的衣服——內衣、長套頭衫、兩雙羊毛襪、高領絨套衫、扣到脖子處的棉襯衣、牛仔褲、法蘭呢襯衣和羊毛衫。穿衣服花掉的時間和我打冰球時穿衣服的時間一樣長。我在最外面穿上了厚厚的被子似的大衣，那是我岳父在南波特蘭碼頭上工作時穿的。我能找到的唯一一雙薄得可以抓錘子和釘子的鮮黃色棉手套看起來仍然相當暖和，它是我在商儲店裡花2.29美元買來的，6點30分，我的腰間掛著空木工帶離開了家。外面的天氣比昨天還冷。海灘上的沙地凍得和水泥地一樣堅硬。我穿著我唯一的靴子，一雙惠靈頓長靴，可當我走過沙灘到達大路上時，我感覺到我的腳趾都凍麻木了。

　　從海角的頂部來看，六英里北的藍姆島漂浮在暗紅色的光亮中。在捕魚通道外，一小隊漁船駛向大海。

　　我從一個煙囪的窗挺開端處走進房子裡。我好像站在有著拱頂、高牆和又長又寬的地板的倒塌的大教堂裡。衝擊的海浪和壓迫著未完工的牆上的帶鋸齒的黑色岩石、敞開的屋頂上凍僵的天空，所有這些都給人一種正在發生戰爭的感覺。這房子本身正處於這樣的舞臺上，它看起來好像一座建築中被推倒了的房子。

　　正當我用鋸屑擦我的木工帶試圖使它看起來舊一點時，拉裡到了。他下了紅色福特卡車，一手拿著一壺咖啡，另一手拿著帆布提包。他的一隻胳膊下夾著一卷藍圖。他歎息著這好天氣，舉了舉咖啡壺給我了聲招呼，他問我是否沒有好一點的靴子。

　　「我想把這厚木板弄上去。」他說，把每樣東西都放在膠合地板上。我看了一眼。300磅。從我弄碎了背上的一片椎間盤後，科倫的媽媽，一個護士，就給我上了關於伸展練習的一課，但我是一個未開化的老運動員，我相信，伸展運動是那些沿路邊跑步的自以為是的長跑運動員或穿得像朝臣的自行車運動員們做的事。

　　我緊張地盯著木板。拉裡解釋著要把它弄到什麼地方，以及我們如何一起把它舉在頭上，一次一頭，它將是件容易事。他重複了他的計劃，然後停下來饒有興味地看著木板。當我們各就各位時，他告訴我有關一本書的事，他每晚給他的女兒們讀這本書。「全是講伐木工的，你知道嗎？」我們肩並肩地站著，一起彎下身，分三步舉起木板，先到腰部，再到肩上。「推！他們過去是怎麼在河上移動木頭的，又是怎麼切成木條的。很棒。」慢慢地，我們帶著木板爬梯子。「放鬆，放鬆。每天晚上，我說：『好吧，今晚你們希望我念哪本書，姑娘們？』她們還沒回答，我就拿出了伐木工的書——『這本怎麼樣，姑娘們？』好，現在數三下。你們準備好了嗎？一，二，三！」我們把一端放在了牆上，它將被釘進去，地板在它的上面。「在它把我們砸了以前，釘住它。」拉裡呻吟道。他在我的上面，一腳踩在梯子上，用他的肩膀和頭壓著木板。我不知該幹什麼。最後，他看著我。「你帶了釘子嗎？」他吼道。

　　「我沒有帶任何工具。」我說。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後看見我空空的木工帶。「我以為你只是要我帶上我的腰帶。」我說。

　　我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當他告訴我不必帶工具時，指的是電動工具，而當我撒謊說我有木工帶時，他沒想到我指的是如同我在演戲時拿的道具一樣無用的空木工帶。這個時刻，你會希望你能收回這件事，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我領了一把卷尺、一把錘子、兩個鑿子、一把刀和一支鉛筆。我把它們裝到皮帶裡，學著其他人的樣子，我把帶子像槍手的槍套一樣栓在臀部上。在那天結束時，我沒有把它掛起來，而是讓它保持在原處，套上外衣走回家中。當我走進廚房時，每個人都在吃晚餐，我把大衣扔到椅子上，隨意地解開帶子，好像我工作中一直戴著它似的，我看見他們的眼睛都睜大了。

　　我第一次去垃圾站，幾個男人排隊等著，抽著煙靠著他們的運貨卡車，當我告訴他們我在普魯茲隘口工作時，我瞭解到了這座別墅的歷史。其中的一個傢伙，一個臉長得像斧子一樣堅硬的屋頂工，對我說他夏天時曾到那兒找工作，但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一天早晨，他從1號公路的麵包店裡的兩個木工處瞭解到，從一個年輕的律師買下一塊地皮起，這別墅就給夏日的人們帶來了麻煩，普魯茲隘口的每個人都相信這是一塊不能開發的為野獸保留的活動地區。整個夏天，這個購買者都走在狹窄的路上，努力想讓他的房子建起來，以免永遠遭到他鄰居們的厭煩。

　　垃圾站旁的傢伙們都笑起來。一個戴著紅襪帽的灰頭髮漆工說，他春天時在普魯茲隘口別墅的一處做工，每天早晨六點在電動大門處和老闆相見，老闆不把電門的密碼告訴他。「我知道那號碼是14—9—2，」他不屑地說，「但我並不介意把那傢伙從床上拉起來。14—9—2，」他說，晃著腦袋，「好像是他們發現了這個該死的地方似的。」

　　我告訴他號碼的新組合是6—6—4—4。

　　「預定開始日。」他馬上說，又晃晃頭。

　　我沒有明白。

　　我和比利一起工作了三天，給別墅的後部塗上一些聚酯材料，代替溫和得多的塗有焦油的防雨紙，給我的感覺正像我曾有的一條喇叭褲。產品的名字是TyPAR，每個字母有4英尺大，所以，在外牆還沒覆蓋上前，別墅的每間屋子就是聚酯製造商的大幅廣告牌。一整卷重55磅。我們在兩架梯子上彼此間來回傳遞著聚酯卷，把它用耐用釘釘在膠合板上，發出梆梆梆梆的聲音，比利在我們工作的全部時間裡都在模仿這聲音。據介紹，他是拉裡的合夥人，我認為他的沉默意味著他不能肯定我是否值拉裡許諾給我的1小時15美元。我從垃圾站的一個人那裡聽說，他成長於挨著肯尼邦克的海邊，在那裡，他和布什校長的女兒相遇並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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