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養活這家人(22)

二二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訴我們，你要違背你說在月底前付帳的諾言，是嗎？史奈德先生。」

　　「不要總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們是誰，我要掛斷電話了。」

　　「你不要那樣做，史奈德先生。這裡是收費代理處，難道它對你不意味著什麼嗎，史奈德先生？」

　　「這是一個比喻呢還是你想要一個回答？」

　　「它對你不意味什麼嗎，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聽真話嗎？」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話是：不，它對我來說不是什麼他媽的大不了的事，什麼他媽的都不是！」

　　「謝謝，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聯盟運動場時，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嗎？」他問。

　　我告訴他沒有。「我想我不能對我的收入撒謊。」

　　「你只不過在對一台計算機撒謊，僅僅如此，」他說。他已經對我沒有耐心了。「這個國家完了，朋友。告示到處都是。AT&T公司辭掉了4萬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漲！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他的聲音有點兒顫抖，他的眼神透著茫然的神色，「它意味著合同破產了。」

　　他告訴我他的另一位商業夥伴的事，那人最近在達特茅斯的愛摩斯·塔克學校裡教書。「他有一個從南方布朗克斯市來的非常優秀的黑人學生。在畢業典禮上我的朋友和那個孩子的父親站到一起，問他，城裡糟糕的事情怎麼樣了。那位父親說：「教授，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會看到這裡也會燃起火焰的。」

　　我們走進一片小樹林，開始尋找我的球。「大多數我這個年齡的人不會得到的。」他憤恨地說，「我們創造了一個人民階級，一個越來越龐大反而越來越被剝奪掉這個國家提供的好東西的下層社會。他們現在正在工作，把自己變得近似瘋狂。我的一個兄弟在米爾抱其當警察。他告訴我有一整個亞文化的獵食群，真正卑劣的傢伙，他們要讓我們總有一天付錢。一定會讓我們付錢的，因為他們會尖叫著跑到這個國家的郊區，跑到鄉村俱樂部的頭等茶屋，他們會用槍對著我們喊：『交出錢來，你們這些笨蛋！你們過得太好了，活得太長了！』」

　　他的臉微微泛紅，我都能看到他面頰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們別找球了，」我說，「我可以買些新的。」

　　「不，不行，」他說。「自從我停止掙錢以來，我從來不會從丟失球的地方走開。這些球每個值一塊多錢呢。」

　　幾天以後，我父親從賓夕法尼亞打來電話。我一聽到他的聲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講述了一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進了他們的房子，並且把臥室中沙發上我繼母的筆記本偷走了。「我們就在隔壁屋子裡，」他說，「你能想像得到嗎？」

　　我的父親是一個退休的牧師，僅靠一點養老金生活。他這一輩子從沒動怒到伸出拳頭的地步。現在他受驚了，而我離他又太遙遠，不能保護他。我為此感到怕。當我聽他說話時，我記起最後一次我們說話時，我說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這看起來似乎保證了我將能讓他對我曾經要求過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滿意，那就是當他們不能再照顧自己的時候，我不會讓他和繼母分開。作為一位牧師，他經常看到這種事情發生在老夫婦身上，他一直認為這是可以想像的事情中最殘忍的事。

　　「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電話裡喊著。然後他繼續大聲地、瘋狂地說這個國家是如何在浪費，因為政府剝奪了學校祈禱的合法權利、認可了墮胎、收了中產階級的稅、給了私生兒的福利媽媽報酬。我從沒有聽他那樣說話，也從來沒有聽到他如此生氣。「戰爭中我已經失去了兩個兄弟，」他沖我喊著：「查理·布萊克萊吉在諾曼底死去了，拉爾夫·佈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為什麼？這些男子漢們為什麼而死？」

　　我盡力想打斷他，但是他仍然在說：「交稅，那些錢又都用到哪去了！」

　　「別說了！」我大聲說，「你不用付任何稅！」

　　「我非說不可！我要告訴你剛才——黑萊銳·克林頓正在操縱整個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麼認可這些，要麼就別瞎操心！」我也喊起來。我記得20世紀60年代末當他聽到我取笑總統尼克松時，他是這麼對我說的。我又說了一遍：「要麼認可，要麼不去管它，爸爸。記得嗎？」

　　我沒等他說話便掛斷了電話，第一次我這樣做。我離開屋子，開始沿著人行道跑向大馬路，在十字路口處向右拐彎又跑了五裡到了凡爾茅斯，一路上想著我的父親是如何努力工作來支撐我。我記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車的內部，另一份工作是給貨車裝運東西。如果他在我的處境上，如果他的最後一份工資支票沒有了，他是會去幹任何一份工作，無論它的薪水多少，無論此時生活境況多麼使他感到卑下，他都會湊合著活下去。

　　在凡爾茅斯，我跑過緬因州幾家最華貴的房子。它們沿著路邊植了樹的寬大街道整齊地矗立於輕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繼續跑著，身邊擦過的有保姆，她們正推著嬰兒車出來散步，還有慢跑的人，他們的胳膊準確地移動著，就像鐘錶的指針，他們的身體那麼結實和瘦小，以致於我無法分辯他們是男的還是女的。一些汽車超過了我，有的司機正在打電話，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麼希望能夠照顧我的父親，多少次我曾告訴他，當有機會的時候，我會為他而去那裡。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一些內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懦夫。我來到了老灘路，我們在回到緬因州時的那些日子裡曾經開車來過這裡，這裡站著一位警察，禁止公眾入內。我記得原來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片海灘，我不知道這位新主人是誰，他雇了這個警察攔住像我這樣的人，不許入內。他們怕什麼？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說話。我有點狂亂了，甚至認為他渴望著要和我說話，但是我又想到我們或許可以打聲招呼，然後他會告訴我這家人是誰，誰雇了他來監護他們神話般的生活。當我走近別墅時，我減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個像這位為富人工作的人會立刻看出我失業了，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這樣，當我更走近了時，我意識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閃亮的黃色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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