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養活這家人(7)

七

　　我思索了幾秒鐘，然後告訴她，我想住得離大海近些。

　　「每一個來緬因州避暑的其他人都是這樣想的。」她說，「那是非常昂貴的。」

　　「呀哈，喔，」我說，「我認為我們值得如此。」那一時刻，我的呼吸有些緊張。如果我們住在一個工人階級的鄰里中，而我又沒有一份上好的工作足以把我和我的鄰居們清清楚楚地區分開來，那就太令人灰心了！我又怎能使這些鄰居甚至我自己來相信我仍然是在向上爬呢？天啊！如果那裡有個後院的鬧市，而人們在工作日突然登門拜訪，正好看見我呆在家中，那又會是怎麼個樣子？我又如何說服這些鄰居，我僅僅是順路在家裡逗留片刻，而後又要去爭取極其新鮮而閃光的機會呢？

　　在悲傷之餘令人心慰的是，我的幾個學生在那年春天組織了一個請願活動，要求學校重新聘用我。超過三百人數的學生在請願書上簽下了他們的名字，並將請願書呈交給大學校長。不久，學生活動中心和書店貼出了標語，後來學校的新聞報報道了一個研究生最近為了抗議我被解雇，竟然放棄了他那享有聲譽的文學獎金。巨大的床單製成的旗幟從學生公寓窗口掛了出來。我假裝沒有注意。而且每當學生問我關於我的計劃時，我就解釋說我們很高興離開這個城市。「我們將回到緬因州的故鄉。」我會這樣說。在一個暖和的春夜，卡勒因饑餓醒來，我為她調製了一瓶牛奶，並且用胳膊抱著她漫步於校園。當我們走過高大彎曲的柳樹林時，她睜大了她的眼睛。人們有時和小孩子在一起會做一些愚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把她舉了起來，這樣她就能夠看到橫掛在公寓側面的床單上用那鮮豔顏色寫成的我的名字。在二十世紀末尾的這些日子裡，生命已經近似瘋狂。我認為，能夠確定自己正在失去自身平衡的標準是看這個人是不是開始把自己想像成好萊塢電影中的一個角色。我從電視連續劇《根》中記住了這個史詩般的鏡頭：父親把他的親生嬰兒高高舉向星空，並且宣佈了它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突然間，學生們為了維護我的權益而採取的行動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們回到了家裡。當我把女兒放回到床上時，我就下定決心，我要做出一些大事來表達我的感激。

　　我決定，最佳的方案是將文學作為禮物留給他們，我指的是文學的尊嚴，當文學不是被學者的文學理論和教授的錄音講座弄糟時，它所能傳達的純粹的力量。

　　我產生了一個念頭，讓戲劇系的化妝師將我妝扮成沃爾特·惠特曼。化妝是十分令人信服的。當我的學生來上課時，我就倒在了椅子裡，兩腿夾著一瓶維士忌酒，我那悲慘的夜禮服的破爛的村裡一拖到地。課堂上一片寂靜，直到我開始介紹自己。「惠特曼是不是仍然活著？」我看到一個學生在問另一個學生。我已經熟記了這個詩人的一首偉詩《內戰》，於是我站起身來，開始吟誦。我走到了教室的門口，一腳把它踢開；我停在了門檻處，然後大聲喊到：「文學並不生長於像這樣的地方！它生長在奄奄一息的戰士的嘴唇上！它生長在青年男子和女子的激情中——」我無法記起剩下的情況，但是你可以想像出來。當我轉回身來時，一個高大的足球運動員站了起來，而後開始為我歡呼。我停了一會兒。我想這有點瘋狂，並想像著他是否曾經看過《死亡的社會》那部電影，其中學生們爬到了他們的課桌上來為他們將要離去的教師鼓掌歡送。其餘的學生開始鼓掌，我就以優雅的鞠躬表示感謝。從那長長的鬍鬚後面，我偷偷看著走廊，看是不是我的同事也聽到了這些。三個同事正站在教師休息室的外面，朝我的方向看。我想，好好看看一個真正的教師吧！你可以在這一馬橫穿的小城市中墜落，但是我要雲走四方。

　　唯一的問題是這樣的：那年春天，我所申請的23所大學中有14所拒絕了我。我曾經給自己鼓足了勁兒，竟然無法理解這意味著什麼。也許我稍微理解了點兒，因為每當一封回絕信寄過來時，我總是狂亂地處理掉它。我會讀一遍來信，然後把它埋在廚房垃圾桶底部，再然後我就手提垃圾袋，將它丟在校園的創造藝術館後面的垃圾堆中。那個學期我正好在創造藝術館講課。

　　在學生畢業前幾天，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小夥子。他身穿一件白色襯衫，打著一條領帶，就坐在一個沒有標誌的卡車中，靠近垃圾堆。在丟下我的垃圾袋時，我向他招了招手。一小時後，學校保安部派了一個人來找我。「整個學期我們都在設法抓住那個人，」他說，「正是那些尿布使我們確信這不是學生的垃圾。」

　　我表示了歉意，並告訴他我將接受所規定的任何罰款。「我已經被解雇了，」我告訴他，「我在這裡只能再呆三天，然後我就要離開這個城市，並且不衝撞任何人。」

　　我十分奇怪自己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他也必定感到奇怪，居然聽到一個教授將這些話講給他聽。他從我身前走開了。「不，不，」我告訴他，「我僅僅是在開玩笑。」但是我並不認為自己真是那樣。我第一次對自己承認我的行為是低劣的。我的自我那部分總是渴望進入美好生活的圈子中，並且情願做出任何讓步以促使那裡承認我的未來是作為一個被聘用的大學教授。這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我離開科爾格特大學時所留下的印象。我知道，我應當優雅地離去，握手辭別並將世上最美好的祝願送給把我解雇了的人們。

　　但是更新的自我部分卻是一個氣憤的局外人，它剛剛發現了向權威挑戰可以獲得醉人的樂趣。這個新的自我正是我開始認真排演的部分。一天晚上，當幾個學生到我家中拜訪並且告別時，我給他們講述了垃圾堆的故事。當時夜已深，我們正站在房門外，在那裡我們可以聽到遠處喧鬧的兄弟會的舞會。我站在學生們中間，講述了我那個小小的故事，並且為學生們表演得淋漓盡至。此時，謊言突然間產生了。「呀哈，」我說，「你們知道霍桑怎樣評論做一個局外人嗎？他說，當你是一個局外人時，你所用來努力進入局內的每個小時都應當是你用來學會如何在局外生存的一個小時。」

　　我編造了這個引語，並且將它做了更進一步的引申，語氣深奧地說，也許我們如何處理我們垃圾的方式將定義我們是局內人或是局外人。「我在街道大學認識了這個教授，他得到了這份裝壓縮罐頭的小推車工作。」我輕蔑地說道，「你們會相信嗎？」

　　「哈，」一個學生回答到，「我有這樣的經歷。我們去郊區玩，富有的人們花錢雇傭我們來帶走他們那些不允許放在人行道上的垃圾。這是三十美元，小傢伙，處理掉這些東西，好嗎？當然！我們帶走了垃圾，並把它推到鄉村綠地中，然後騎車返回城市，笑得頭都抬不起來了。」

　　他開始笑了，然而他臉上的表情卻在說：先生，你在你的象牙塔裡呆得太久了。你並沒有關於他媽的局外人的線索。於是我和他們一起笑了起來，儘管我知道這個玩笑是針對我。

　　畢業日那天的早晨，我把自己鎖在了樓下浴室的庇難所內，並且在10或12年之內第一次閱讀在《紐約時報》上登載的招聘啟示。我發現，儘管我在象牙塔裡，遠離了塵世，但是打工世界仍然是精細地分門別類——在一端是計算機奇才，另一端是護士、推銷員和監獄看守。「公園、監獄或者醫院。」我咕噥著。我無論如何不再需要這類討厭的招聘啟示了。我必須從職業雜誌上得到我的另一個偉大的工作。我把報紙揉成了一團，在淋浴隔間內以投籃球的姿勢把它扔進了柳條編成的廢物袋中。「簡直像是社會系統分析家。」我叫到。

　　「你說什麼呢？爸爸。」從另一個世界傳來一個女兒的聲音。

　　我趴了下來，用手和膝蓋著地，悄悄爬到了門口，然後，使勁推開了門。「呸！」

　　「爸爸！」內爾尖叫到。

　　我親吻了她，說道：「爸爸將要當一位社會系統分析家，寶貝，爸將掙得很多很多的錢，然後，每個人都會感到快樂，快樂，快樂。」

　　「那我們是否仍然需要搬家呢？」她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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