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養活這家人(6)

六

　　我們在科爾格特大學歡快地渡過了最後一年。就像所有曾經教過小孩子的教師一樣，我每時每刻都體驗著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激之情。當和一個學生一起工作時，某些事情會豁然開朗，於是我就相信那是命運在起作用。命運曾經清理了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紛繁的航程，因此，當學生的生命正需要一個啟示才能通向實現時，於是我們的路徑立刻在恰當的時間交叉在一起。這是一種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廚房椅子背上時，順手將花盆中種植的植物挪向了陽光，這也許只是不經意的轉動，也許她在做這些事情時心中未做任何考慮，但是這卻能夠讓植物繁榮茂盛。我相信，這就是我仍然聯繫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許這種聯繫對於我來說總像是在草叢中進行渺茫的探尋，但是，在我呆在科爾格特的最後一個月，我將找到穩定和安逸。

　　丹是一個高大健壯的足球隊員，有著比學習更美好的事情來做。在淩晨兩點時，他從自助餐廳正後面的大學滑雪斜坡上摔了下來，腦袋撞在了鐵制的滑雪電梯支柱上，破碎的像個裂開的西瓜。他並不希望活下來。但是當他在醫院住了兩個月之後，他的父親給我打了個電話，並且說丹曾經問起過我的情況，看我是否能夠去探望他，而且（這是令人驚詫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夠把理查德·雅茲的小說《革命之路》帶過去。這本書我曾經告訴他必須閱讀。這是命運，我想。

　　保羅一天到晚就想著成為一個電影製作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極其厭惡藝術系的教授們，因為他們的推薦信會成為他申請電影研究生院的一個沉重負擔。他是我的輔導生。我勸說他不要灰心，而應該申請國內最好的電影學校——加里弗尼亞大學洛杉基分校。我的學生從未被那裡錄取過。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給這個學生打了電話，並且詢問推薦信的情況，然後用兩個星期給他寫了推薦信，用絕對的認真態度加工了每個段落。在他被錄取之後，他的父母進城向我表示感謝。我們一起吃了飯，當時他的父親斜依著桌子，告訴我說科爾格特大學讓我離開是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當今世界，」他說，「這樣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識金香玉，狗眼不識金香玉。」

　　真恰當，我告訴自己說，狗眼不識金香玉。我喜歡這個聲音，我喜歡從我口中發出的反抗的話語，我喜歡這種方式。它將我從失去工作的絞架上釋放了下來，而且使我感覺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遜一籌。可憐的呆板的人們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我不一樣。我只是路經此地，還要向前走，到一個色彩更加絢麗的地方。

　　於是我把自己在科爾格特大學的最後幾個月用於破壞和報復。一天下午的後晌，我停在了系主任辦公室前面，向她聲明：我們嚴重地迷失了航向，因為我們在教育我們的學生時，認為他們長大後將成為像我們一樣的校園書蟲，而不是居住在真實世界裡的真實的人們；因為文學特別是詩歌，並未使他們從生命的悲痛中獲取洞察、舒適和贖罪。「這是謀殺啊！」我說，並且拉著她的胳膊走進過道中去看一則學生協會的佈告。這個佈告在最後一門考試開始前就已經掛在了樓梯井中：一旦你的最後一門考試結束，後，立即將你的書本賣還給舊書書店，然而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看到了，我們應該起而反抗。」我確信地說道。

　　在大學裡有許多善良的人們，她正是其中之一。當我告訴她我們是文學謀殺案的幫兇時，她站在那裡，接受了我的觀點。

　　然後就是一個同事舉辦的聖瓦丁節舞會。當我正在打開冰箱拿取一瓶啤酒時，我聽到一些教授談論他們是如何地工作過度。「我知道一個護士比我掙的錢多，」其中一個人抱怨到。我無論如何無法使自己沉浸在舞會的氛圍中。就在頭一天，我的一個討人喜歡的學生給我看了他剛剛作完的一張考試卷，在卷子的上方是教授的名字，接著是日期——1982年2月。他已經使用相同的試卷超過了10年，「首先我搖了搖頭，然後就笑出了聲。」那個學生對我說：「然後我就開始想起我的父親曾經多麼辛苦的工作，從而將我送到這個地方。我幾乎有點要發瘋了。」

　　我走到了那些教授面前。「我從未知道哪一個教授能像護士那樣地辛苦工作。」我說。其中一個人是很英俊的傢伙，可是他的表情極為難看，像是剛從大炮中射出來的人。他極力告訴我他每星期投入80個工作時。「那是一大段時間了，」我說，「每星期你在課堂的時間是多少呢？」

　　「6個小時。」他說。

　　「6個小時，」我又問到，「辦公時間呢？」

　　「3個小時。」他說。

　　「3個小時，」我說，「那就是9小時了。你還剩下71個小時。」我看著另外兩個人離開了我們。「這就是護士的工作時間。」我透過一層煙幕沖著他說，當時他正想做出回答。我想我為自己能使他難堪而高興，但是當我望著他時，我又為他感到難過。「不要介意。」我說。

　　那天夜晚，我躺在床上，向科倫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之後，她柔聲說道：「正是這些人每天去工作，而且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你想證明什麼呢？」

　　「什麼也不想證明，根本不想證明什麼，」我說，「我的意思是，他剛剛得到提升，而我卻被解雇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真的。」

　　科倫只是看我。「我不知道該對你說些什麼。但是你變得越來越暴躁了。」她說，「整個去年，自從你被學校辭退後，你就變得越來越容易發火，而我一直為你而擔憂。」

　　我應當拋開這種事情。可是我已經染上了反抗的毒素，因而極難對其它人說些臨行的話。「當我們剛才談話時，」我說，「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們回到緬因州以後，一定不要在你父母的鄰里租房子住。」

　　在那之前，我們已經決定，在我們離開科爾格特大學後，我們將返回家鄉；並且我們曾經一直說要到科倫的家鄉附近找一個房子。我們兩人都曾愉快地對我們的孩子們說，這樣可以更靠近他們的祖父母。但是現在，突然間我甚至不敢想像在那裡呆上一天了。

　　「為什麼？」科倫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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