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打根拾遺_望鄉

山打根拾遺(1)

　　關於《山打根八號娼館》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底層女性史序章》出版後，聽說讀者中有許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對於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感到很不可思議。因為我覺得這本書中所寫的是從明治到大正年間為向外國人出賣肉體而流落在亞洲各國被稱作「南洋姐」的海外賣春婦們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與今日高中生們所關心的事情相距甚遠。

　　可是，當我讀了通過出版這本書的築摩書房轉來的讀者來信和在讀書徵文競賽中獲獎的靜岡縣高三學生蒔田直子的文章後，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

　　的確，南洋姐的存在遠遠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識範圍，她們的信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寫著：「萬萬沒有想到人世間還有如此悲慘的生活。」然而，她們由此所受到的衝擊與初次獲知未知事物即所謂發現秘境式的震驚是截然不同的。發現秘境的時候，自己和對象之間涇渭分明，而且兩者之間的距離越大，獲得發現時的喜悅也就越強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後，女高中生們的反應卻是完全相反。

　　她們讀著讀著不知不覺地將自己和南洋姐之間的距離縮短了，漸漸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蒔田在文章中寫道：「那種悲慘的生活使我震驚，一種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書閉上眼睛。」是什麼原因使蒔田這樣的女高中生們得以超越時代和環境的差異，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於我沒有把南洋姐的生活僅僅當作一個以往的女性哀史來寫，而是以一個與曾經當過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筆記形式寫出來的緣故。所以，現在的高中生們也能把南洋姐視為自己身邊的人。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些女高中生們正是十幾歲的女孩子這一點上。

　　蒔田文章的一開頭就寫著：「這是阿崎婆十二歲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給我來信的女高中生們也都對南洋姐的年齡表現出強烈的關心。也就是說，由於女高中生們跟南洋姐不僅同性而且同齡，所以，她們對南洋姐的遭遇懷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們在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優秀人格所深深打動的同時，也由於感動之深而對使阿崎婆終身陷於痛苦的貧困生活和造成這種貧困生活的日本國政府表示出強烈的憤怒。

　　至今為止，我收到了許多《山打根八號娼館》讀者的來信。作為作者，我為此而感到十分榮幸，我懷著深深的謝意幾乎給所有來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讀著這些來信，我總是不由得感到某種遺憾，也就是說，大多數來信只是對底層女性的人性美髮出熱情的讚揚，卻絲毫也沒有涉及到造成這種悲慘生活並使之加劇的日本國家體制的矛盾。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由於蒔田這些女高中生們能夠將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聯繫起來考慮，所以在她們的讀後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為作者的我在書中所要表達的全部意圖。

　　（原載《思考讀書》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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