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與日本(2)_望鄉

東南亞與日本(2)

　　作為又餓又累的日本佔領軍的一員，松本曾經像野狗一樣去尋找過食物，在被佔領地居民的眼裡日本兵一定是像狼一樣，說「不擇手段獲取食物」，當然包括使用暴力。這和前面秋元信中提到的大掃蕩是吻合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山打根日本陸軍墓地前聳立的華僑殉難碑，必定是以反日罪名被日本軍隊殺害的華僑了。哀悼這些殉難同胞，以民族的感情紀念他們，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軍隊侵略過的東南亞各國紛紛建立起這樣的殉難紀念碑。還有些地方應該建卻沒有建起來，不勝枚舉。

　　東南亞地區很大，有菲律賓、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僅以印度尼西亞為例，有不少被日本軍隊暴虐的記錄。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協力國，日本軍隊雖未對其大屠殺，可天理不容的事也做得很多。

　　我在探訪海外妓女之前，讀過世界教科書讀書會編的《軍國主義（從東南亞教科書看日本）》。東南亞各國的社會教科書，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有日本侵略亞洲的記載。印度尼西亞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用的教科書《我們民族的歷史》（R·毛哈蒙多·阿力著）記述如下：「日本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許多要塞。我們被迫去要塞做苦力。我們被強制去的，我們成了勞工！不論農民、工人都被當成奴隸，被迫離開家到沼澤地、海岸等處服勞役。他們的生活如何？食物很少，住在豬窩般的小屋裡。結果，死者上千，餓死、病死、被虐待死的人有幾千人啊！」

　　這裡說被虐待致死的有幾千人，而在中學三年級用的課本《世界中的印度尼西亞》說，「日本軍隊在佔領中將數百萬的爪哇青年強制送到國外去，大部分生死不明。」其人數和前面的數字懸殊，哪個確實，暫不作判斷，總之，許多男性受難，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蘇加諾自傳》——蘇加諾借一位美國女記者的口述自傳中談道：日本兵「長期缺乏性生活」被作為一個危機的、「若不解決將引發若干問題」的大事，因此設立士兵慰安所。單單巴東市就有「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離場所，即收容所。發給士兵們每人一張卡片，讓他們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蓋一個章」。

　　但即使防止大魚吃小魚，日本兵久饑的性還是像巨濤似的阻擋不住，偷偷湧向一般民眾。日本印度尼西亞中心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徘徊於印度尼西亞》小冊子，真實地記錄了現代印度尼西亞的生活風俗。其中寫道：「戰時和日本人的混血兒達四萬人」。可見有數倍于四萬的印度尼西亞女性成為日本兵的餌食。印度尼西亞一國如此，類推東南亞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時，我緊閉的眼睛睜開了，我乘坐的雙引擎飛機的小窗外的世界盡在眼底。右下天邊的濃綠的熱帶樹林消失了，出現的是玻璃鏡一般平靜的碧海，大概飛到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陽光溫暖地照耀著，視線廣闊，那一端是馬來半島的新加坡市。離著陸時間不遠了，陽光減弱下來，但外面的樹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鉛一樣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還不過是個少女的我雖然沒有直接責任，但我的同胞踐踏了東南亞各國，欺虐了那裡的民眾——一想到這點，我的心情就異常沉重。

　　而且，日本國家戰敗以來三十年並沒有向東南亞諸國的民眾謝罪，事實上對惡行虐跡輕描淡寫，所以對塗炭東南亞人民犯下的罪行並沒認識。

　　我最近從一些人的口中聽到「日本的亞洲經濟侵略」的說法。沒有資源的日本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前列。國土如此小，卻成為經濟大國的事實說明在日本資本主義前所未聞的繁榮背後，理所當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們。

　　這些人是誰？國內是勞動者、農民及小市民，國際上則是以東南亞為主軸的各國。作為證言的有：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現代的日本農民和七十年代以來東南亞的反日運動。

　　日本的經濟侵略從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開始了。那是戰敗後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經濟白皮書》記載：「並非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從戰敗的痛處站起做新的飛躍。首先，著手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罪行的東南亞各國賠償。對此，總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東南亞諸國不喜歡說投資，就按他們所希望的那樣使用賠償一詞罷。但就我們的立場說還是投資。」

　　於是，一九六〇年上任總理大臣的池田勇人進一步推進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將東南亞各國當成原料供給國及產品的輸入國，向它們推銷國內的滯銷產品，日本資本主義十二分的贏利。

　　我反復思考這次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三國旅行的所見所聞。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車，商店裡有各種日本產品，城市的周圍蓋了大量的加工廠，吐著黑煙、白煙。

　　汽車的情況不知如何，鐘錶、收音機的價格則比日本貴得多。可能是加關稅的原因，也可能因貨物奇缺而使販賣者待價以沽。於是，當地工業衰弱下去，合資企業增多——換言之，容許日本的資本進出，結果以東南亞勞動者的犧牲換來日本資本家的富裕。

　　綜合所見所聞，這些合資企業存在驚人的「民族差別」（歧視）。且舉一例，合資企業的幹部全部或過半是日本人，工資比當地人高得多，竟有高達十五倍的。同時以接待日本上層官員為名目開的酒吧、舞廳也不少，拒絕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資企業中的日本職員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費低廉的東南亞保姆，對雇工的蔑視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證明，階級社會中存在著「階級差別」和「性差別」這兩大差別。能將這控訴聲傳給後代的東西，沒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們的墓是日本底層女性史的重要證言之一。因此，我反對以任何理由拆遷妓女墓。

　　但是，在東南亞各國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者，是戰敗後又繼續資本侵略的一個民族。因此，即便個人對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滿腔同情，但從民族的政治立場來看，它畢竟是日本侵略亞洲的一環。於是，我向著近百年歲月中深受過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東南亞各民族請求說，請保存日本底層女性史的證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無濟於事。

　　我途經香港飛往東京，機艙內寬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歐美人、東南亞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這麼多日本人跑東南亞去，說日本的經濟侵略並不過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東南亞各地的日本底層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經濟侵略之苦的東南亞各國的民眾，我的心情異常複雜和沉重。

　　後記：我的這趟旅行使我強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亞洲的一員。對於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亞洲的初期的「肉體資本」這個問題，我原只是從理論上認識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號娼館》顯然是把海外妓女作為被害者來寫的。這回踏上北婆羅洲、新加坡等地，從眾多的所見所聞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經成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先遣隊。多虧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東南亞人的立場上理解問題。

　　這意味著，這本書不僅供奉死在異國他鄉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獻給東南亞各國的人們——作為曾用軍靴踐踏過你們的國土，而今又實行資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員，向你們謝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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