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花街舊址(2)_望鄉

新加坡花街舊址(2)

　　過去我找到的關於「南洋姐」的書籍中曾提到在東南亞，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場，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馬來街和哈依拉姆街，還有馬拉巴街。在從日本出發時我曾買過新加坡地圖，查找過這三條街，可是在最新的地圖上找不到這三條街的名稱。我想新加坡有可能改變了這些街道的名稱。正像新獨立國家常常變更殖民時代路名一樣，事實上新加坡也是變更了路名。可是實地到現場一看，這裡與過去相比並無太大的變化，馬來街、哈依拉姆街、馬拉巴街的名字還實在地存活著。

　　我在這些街上走著，不由得發出感慨。這些街道看上去是貧民窟一般。街道兩旁連續地排列著三層樓的建築物，一層臨街的地方大多是商店，掛漢字招牌的商店，什麼「大華洋行」、「遠大恤衫」「玲瓏電發」，從漢字我也大體知道是什麼商店，其中也有我不能讀懂的如「款式特髦」「源發公司」字樣。二樓三樓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許是因為臨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掛在從窗內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曬衣的隊列風景。曬衣竿上的衣物多為原色的襯衫與褲子。由於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築物了，房間內的牆壁剝落，露出些磚頭來。為了掩蓋這些，每戶人家都以不同的顏色把牆壁和百葉窗塗抹得花花綠綠，卻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貧民窟的印象。

　　因為沒有引線的中國人，我們不能進到曾經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間去觀看。根據在這裡長大的太田的話說，二樓三樓的房間一律是六個鋪席大小，廁所和廚房都是共用的。這就說明這裡本不是給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現在這裡的月租金為三十美元，出租給華人房客，他們的職業多為船員、店員、工人、司機等體力勞動者，也有不少服務業女性房客。

　　在這條破爛但又奇妙地充滿活力的街上走來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現在住在這裡的年輕的新加坡人自然不會知道，五十年前這裡的每間每間屋裡都住著從遠方渡海而來的悲慘的日本少女，她們每日以淚洗面。我透過現在的房主按個人愛好塗成綠色和淺藍色的百葉窗，看到一部分牆壁，在那些牆上是否灑有那些命運悲慘的姑娘們的淚水呢！

　　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在這裡再多呆些時候，可是我們只在街頭站了三、四十分鐘，就不得不離開了。太田與我來來回回走了幾遭，又往商店內部窺視並對著二樓、三樓的窗戶反復查看，引來了人們的懷疑。各處窗口都若隱若現地出現了一些面孔盯住我們。

　　太田催我說：「走吧，從那邊就可以上大街了。」我們拐過了寫著「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裡我又稍稍地佇足停留了一會兒。別人會想參觀這麼一條小街一個小時還不夠嗎？不知何故我對此地依依不捨，至少想站在最後一個街角再回頭看一眼。不這樣做我的心會不安。

　　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邊開始抽煙。這時我看著花街的遺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別，從內心發出這樣的呼喚——我的同胞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們的一生只能作為海外妓女度過，如果真有靈魂存在的話，你們的靈魂可能還徘徊在這南國的舊花街的上空吧！請你們接受我的問候吧。這樣在反復叨念之中，我的眼眶裡湧出熱淚，眼前的風景逐漸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現了這條街半個世紀前的樣子——作為日本人妓院街時候的樣子與「南洋姐」的哀史。這個樣子最初是朦朧的，其後逐步加深了顏色，形成明晰的圖像。特別奇怪的是當我下定決心離開這舊日本人花街的時候，這段歷史就更加鮮明起來。

　　根據我從書本和訪談得來的知識，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個日本寡婦，她的英國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說是一個在橫濱出生的叫阿豐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說法，如有人說第一個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斷了烏黑的頭髮女扮男裝來到這裡。還有人說是一個叫「傳多婆」的人，她是隨日本雜技團來到新加坡的，來了之後就再也沒回去。無論哪個說法都可以，總之從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鄉隆盛死於鹿兒島的明治十年，在馬來街就有兩家日本妓院，其後數年日本妓院數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數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戰爭爆發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擁有眾多「南洋姐」極度繁榮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馬來街、哈依拉姆街和馬拉巴街是眾所周知的。為什麼日本人花街要建在這裡呢？這一帶現在已成為市中心，而十九世紀中葉這裡不過是郊外。作為文明的恥辱的妓院要放在不顯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順便提一句，日本人管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這既不是馬來語也不是漢語，恐怕是天草和島原出身的姑娘們把英語的street念走了樣而形成的洋徑浜英語。

　　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風俗與日本內地的花街風俗很相近，但是與新開拓的外國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總有一種異國情調。坪谷水哉遊記寫道：「從駛有電車的大街進人小胡同，左右兩邊幾條小街都是日本人開的商店。樓房有兩層的也有三層的，門牌號有叫二十號的，也有叫三十號的。樓門口掛著磨砂燈泡的電燈。白天這些電燈泡不亮，整個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來，這裡熱鬧非凡，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門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張桌子，靠牆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兩三把椅子。這是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談價錢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雜技演員，有的像魔術師的女弟子，有的像紡織女工，多著洋裝。其中有人穿鮮豔的針織衣服系一根細帶，還有人穿單和服故意露出系在裡邊的紅色腰帶。她們的膚色像冬瓜瓤一樣白，在電燈光下臉色更加蒼白。她們對中國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膚的下等人不加選擇地打招呼。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設鋪面的高檔一點兒的妓院，它們等客人上門。這種技院門口不放椅子，從店頭直接上二樓，樓梯上鋪著地毯。」

　　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願賣身的，她們是被人販子強迫的。人販子躲過警察的監視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語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誘拐少女賣到新加坡。人販子往往與妓院老闆等有勢力者結成頭目與黨羽的關係。有關明治時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獻上記載的有勢力的澀穀銀治、二本多賀次郎、多田龜吉等人，就是人販子的頭目。進入大正期，據長期在新加坡開理髮館的恩田富次郎（八十歲）說，有勢力的人家有島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諫早出身的島田一家，福岡出身的仲家，長崎出身的宮崎家。

　　那些人販子大多是貧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無謀生手段，夢想一下子發大財，來到海外幹起人販子的營生，在這個意義上我對他們也很同情。但是，由於他們的行為，「南洋姐」們蒙受了多麼深重的苦難啊！在日本內地的誘拐和將誘拐的姑娘裝上輪船底艙或運煤艙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複了，單說一下將她們運到新加坡拍賣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輕的時候有幾次目睹過人販子將姑娘們賣到妓院的場景。拍賣場一般設在碼頭倉庫。人販子將姑娘們從船底叫出來，換上新衣服在倉庫前站成一排。妓院老闆來到後就開始拍賣，姿色好的賣到一千至兩千日元，姿色差的只賣四、五百日元，姑娘們順從地被出賣了，這是因為她們真正相信了人販子的謊言，以為自己今後會在旅館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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