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底層女性史(3)_望鄉

序章：底層女性史(3)

　　伊平治寫道，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在新加坡見到板垣退助，第二年十月見到伊藤博文，而且還以對話形式口語體記下了談話的情況。可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板垣與伊藤當時奔走於國內搞政治活動，根本沒去東南亞。另根據東南亞及日本人會昭和十三年出版的《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日本人活動）中收有從明治二十二年至大正十年的《新加坡領事館日記抄》，凡到新加坡訪問的，連商社雇員的人名都沒有遺漏，可在哪兒也找不到板垣退助和伊藤博文。

　　到此，我好像論據十分充分了，下邊再舉一個例子。伊平治好像是立了多大功勞似地吹噓他在明治二十三年十月率先在新加坡設立了日本人會，並兼任會計和顧問。可是據《南洋五十年》和作為開業醫生橋居新加坡四十年的西村竹四郎寫的《在南三十五年》記述，在那裡設日本人會和因設日本人墓地立下功勞的是妓院老闆兼雜貨店主仁木多賀次郎，而村岡伊平治這個名字不論在日本人會會員名冊還是在墓地募捐者的名冊中都找不到。仁木多賀次郎像是明治時期新加坡日本人妓院最大的頭目，他除了把自己的四英畝土地捐出做日本人墓地外，還在其它方面為日本僑民辦事，在日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還讓妓院妓女捐錢給日本政府，《村岡伊平治自傳》也記載伊平治在日俄、日中戰爭中搜集了妓女募金之事，結合日本人會和墓地的事考慮，恐怕伊平治把仁木多賀次郎的事算在自己帳上了。

　　人們常有對不知自己底細的人美化、誇張過去的心理傾向。這種被美化、誇張的過去也會被作為事實認知。根據心理置換反應，越是現在的境遇大不如從前的人，談起從前的事時，越容易強烈地加以渲染。從《村岡伊平治自傳》後記中可得知，晚年他的長子先他逝世，工作也不順心，由於聽從偶爾相識的旅行者的勸告，才寫下了這本書。如果這樣，自傳中的美化與誇張就不奇怪了。

　　也許我過分地拘泥於這本《村岡伊平治自傳》了。可是作為海外妓女研究最具權威被人注目的這本書，其內容不可信到如此程度，那麼我們上邊舉的一系列海外妓女研究怎麼叫人相信？只要這些研究大都依據《村岡伊平治自傳》，我就把它們與《村岡伊平治自傳》同樣對待。

　　當然，上述的幾種海外妓女研究不僅報告了歷史的事實，還通過了「南洋姐」的存在指責日本的國家主義。這樣的研究可能不受事實的真假、誤差的致命影響。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這樣對海外妓女的研究就充分了。

　　說研究不充分的理由，還有它們全是出自男性的手，《紀實日本人》中收的一篇森崎和江的《某南洋姐的生涯》紀實文章除外。我並不主張女性史只能由女性來寫，對此，我沒有任何偏見，我希望男性參加女性史的研究或作為讀者積極參加。可是，妓女或海外妓女的研究如不通過女性去發掘，就不會搞清楚。

　　明治時代初期到大正時代流落到東南亞的日本海外妓女恐怕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連平假名都寫不出，是文盲，當然她們不可能拿筆寫出其生活實態，訴說苦惱。即使她們會寫文章，也可能保持沉默。作為女性來講關於賣淫的細節，寫出來是有抵觸的。坦白賣淫生活對家庭家族都是羞恥的，這就足以作為最大障礙。研究者只能通過殘存的妓女的生活與思想，找出海外日本妓女的真正的狀態。根據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她們緊閉的心扉會向站在購買她們的性的男性立場上的男性研究者敞開，還是會向同一性別的女性研究者敞開？誰更會聽到她們真實的聲音？其答案是，男性研究者更擅長于調查拐誘婦女的方法與經濟組織。但沒有人研究她們的性交實態和心理結構，這對妓女研究來講是極不完全的。

　　民俗學者柳田國男的著作《木綿以前的事》中收有一篇《女性史學》文章。文章講女性的智慧與力量應在男子想做而力不能及的領域內發揮，這才是真正的女人的學問。因此，女性進行海外妓女的調研恰好符合這一觀點。

　　立志搞海外妓女研究的我，從東京到九州找到老年妓女，只能從聽取她們的自白開始我的工作，別無他法。我雖然是她們的同性，但是只是一個旅行者。對於那些想忘記自己的過去來生活下去的人來講，她們不可能告訴我她們過去的娼婦生活。這樣的話，我只能考慮到有「南洋姐」的鄉村或家庭，與她們共同生活共同哀樂，等待她們打開關閉已久的心扉。

　　可是，雖然我這樣考慮，但在她們分佈最多的九州的島原和天草，我一點兒關係門路都沒有。我的朋友中有住在福岡縣中間市寫《某南洋姐的生涯》的詩人森崎和江、天草出身的農民小說家島一春。能不能托他們介紹他們認識的老年妓女呢？

　　但是我不能光想靠這些人的關係。訪問別人已採訪過的老妓不會引起人注目，而且那些有記載的「南洋姐」現在的生活都比較富裕，屬老年妓女中比較發跡的人。

　　我想找那些研究者記者誰都沒造訪過、真正隱姓埋名生活下來的海外妓女。為此，我不要人介紹，作為沒有任何背景的女人進入島原或天草的農村去。於是四年前的夏天，我就試探性地到天草下島旅行。雖然我第一次到天草來，但我意想不到如願以償地邂逅了我所想見的老年妓女。這本書，雖稱不上是海外妓女研究，也稱不上是遊記，但它是我與這位老年妓女三周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記錄。我們兩人的偶然相遇成為決定的契機。這還得從第一次天草之行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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