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底層女性史(2)_望鄉

序章：底層女性史(2)

　　她們雖然勞動時間長，工資低，生活水平低，但她們還有戀愛結婚的自由。如果說戀愛是一種反映人類內心感情的自由的話，她們至少在這個方面還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她們雖然出賣勞動力，但是不賣其他的東西。

　　可是，妓女們把本應屬人的內在自由的性出賣，換取金錢。將以低工資出賣勞動的人和不得不出賣性的人相比，哪一種人更悲慘些？

　　當然，都是妓女，其生存與境遇卻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取消了公娼，一提起妓女就想到在街頭拉客的暗娼。而戰前妓女的內容卻要複雜一些。藝妓為最上層，她們唱俗謠跳日本舞，在宴會上助興、賣藝；下層有吉原、洲崎、新宿的妓院的官妓和偏僻街道上的暗娼；再下層有背井離鄉被賣到海外，以外國人為對象的「南洋姐」。這幾種妓女哪種生活更悲慘？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毫無意義，但是如果追問的話，人們都會回答是海外的日本妓女吧！藝妓、官妓、暗娼等日本國內的妓女接的客是本國人，講同一種語言，有同種的生活感覺。當然，明治初期在開放的港灣城市還有以俄國人為對象的妓女，以及二戰後以美國兵為對象的伴伴兒女郎。但她們的對象是外國人裡的歐美人，作為追趕歐美的日本人，接這些國家的男人為客，在意識上還沒什麼屈辱感。可是「南洋姐」被賣到東南亞，那地方既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那裡比日本文明落後，所以才成了西歐各國的殖民地，日本妓女在那裡接的客主要是中國人和各種族的土著居民。當時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民族是瞧不起，有民族偏見的。這些妓女們又怎能從民族偏見中解放出來呢？把語言不通、肌膚發黑、動作笨手笨腳的土著居民作為賣淫的對象，她們肯定感到一種屈辱。如果我的看法不錯的話，近代日本妓女中「南洋姐」不僅現實生活悲慘，其心理壓力也是巨大的。

　　我以為，近代日本百年歷史上作為資本與男性的附屬物被損害的是民眾女性。民眾女性中處境最慘的是妓女，妓女中特別悲慘的是「南洋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她們可以作為日本女性的「原點」。這就是我選中她們，而不是選絲織業紡織業女工、農婦、女礦工、保姆來做考察而書寫底層婦女史的原因。

　　當然，以前也並非沒有這方面的研究。如森克己的《人身買賣》是就天草島的歷史人口問題從外出打工的角度研究「南洋姐」的全貌的珍貴資料。宮岡謙二的《娼婦海外流浪記》是從數千種遊記中收集了旅遊者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見到日本妓女的重要文獻。此外宮本常一編的《日本殘酷物語》、折口民俗學派寫的《日本人物語》、村上一郎、鶴見俊輔的《紀實日本人》、穀川健一的《女性殘酷物語》中也收錄了有關海外的日本妓女的論述和見聞。編者們獨具慧眼，使讀者受益。關於這些海外日本妓女研究的深度和局限以後再談。現在再談另一本不可忽略的文獻《村岡伊平治自傳》。這本書昭和三十五年由南方社出版，約二百四十頁。村岡伊平治是一名誘拐婦女到海外賣淫的人口販子。他直率地回憶了從明治中期到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可能因為沒有這方面當事人寫的其它資料，而且內容好像很有趣，所以這本書成了上述一系列參考書中最重要的資料。更準確地說，有了《村岡伊平治自傳》才有了上述海外日本妓女的研究。

　　可是據我現在的調查和從其它途徑得到的依據證實，《村岡伊平治自傳》的內容與事實出人甚多，不能當作歷史資料。這樣的話，森克己等人的海外日本妓女研究全面聽信了這本特異的杜撰的自傳，所以那些研究也不得不從根基上動搖了。

　　我對這本自傳的可信度表示懷疑，有兩條理由，第一，有關東南亞開發的文獻很多，過去去過東南亞現今還活著的人，沒有人認識自傳中所講的那個伊平治；第二，自傳的記述往往與客觀資料所顯示的事實不一致。

　　第一點，東南亞開發的文獻中除了明治、大正時期外務省、農工商務省的官廳資料有調查文件外，民間團體還出版開拓史以及個人寫回憶錄、旅行記等，數量非常之多。如在現今住有一億人口的日本列島，從常識上講，從文件裡找不到一個人的名字就懷疑這個人是否存在，那就太過分了。可是在明治、大正時期的東南亞，日本人的居住方式不是「平面」和「線」，而是集中在新加坡、馬尼拉等「點」上的。因此，雖然東南亞地區很廣闊，那裡的日本人社會則很狹窄，不論是做了好事還是壞事，只要涉及任何出名的事情或做過一件出頭露面的工作，所有在東南亞的日本人就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會被記載在某個文獻上。比如後邊提到的娼館老闆木下邦、仁木多賀次郎、澀穀銀治等人的名字就記載在入江寅治《日本人海外發展史》等值得信賴的史籍上。

　　這樣一來，在任何文獻上都查不到村岡伊平治的名字又意味著什麼呢？據伊平治自稱他是明治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在新加坡設立前科者收容所並成為婦女誘拐業的頭目。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在西裡伯斯島，被任命為泗水（印度尼西亞）的名譽領事，明治三十四年至昭和十八年住在菲律賓，被稱做「老爺子」和「南洋的阿金」。無論在什麼地方，不但日本人知道他，外國人也沒有不認識他的。這麼活躍的一個人物在東南亞開發的任何記錄上都沒留下名字，我們不禁懷疑，即使存在過這麼個人，他也沒有自己所吹噓的那麼神，他那三頭六臂的活動也該打折扣。

　　現今還活著的與村岡伊平治幾乎同時代在東南亞各地從事各種工作的老人中，有沒有人知道伊平治的呢？沒有。後邊將提到我在天草下島的旅行，我在那裡訪問過十幾個「南洋姐」，她們都已八、九十歲高齡，曾去過新加坡、馬尼拉、黎牙實比，在她們的記憶之中既沒有村岡伊平治這個人，也沒有綽號為「南洋的阿金」這麼個人。我用在《村岡伊平治自傳》中得來的知識，問這些老太太，說伊平治對有前科的人或妓女是很溫情的時候，老人們用一種嘲笑我的口氣說：「妓院老闆的要求都是有條件的，只想吸我們的血，我們還不知道竟然有過這樣有溫情的老闆。這種光吹不幹的男人在南洋是要多少有多少。」

　　我還訪問了去過東南亞的僑民，同樣使我失望。其中有新加坡的日僑先驅者笠田直次郎的長女笠田朝香，她生長在新加坡，想必她一定從她父親那裡聽到過許多包括妓院老闆在內的日僑人名，可她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村岡伊平治。唯一的例外是現在住在福島郡山市曾在《達沃日報》擔任副主編的星篤比古。據他講，他死去的夫人、結婚前姓西岡的繁子認識伊平治。可她對伊平治的評價是「一個會撒謊的人」。

　　說到這裡，既然從文獻從人們那裡得不到證據，只能對《村岡伊平治自傳》做批判，確認其內容的真偽。可是連試一下這方法也成問題。這就牽涉我剛才講的懷疑《村岡伊平治自傳》的可靠性的第二個理由——伊平治的敘述與客觀資料顯示的事實往往不符。

　　舉幾個例子說明，伊平治說他於明治二十年六月至十一月隨上原勇作中尉到西伯利亞內地旅行。上原後來當上了陸軍元帥。伊平治見到那裡有許多日本妓女，以此為契機使他產生以後開妓院的想法。可是根據《元帥上原勇作傳》，那段時間上原在對馬海峽出差，與伊平治的書對不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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