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底層女性史_望鄉

序章：底層女性史(1)

　　當我坐在桌前打算寫一群被稱作「南洋姐」的海外日本妓女時，我眼前浮現出一幅塗抹不去的圖畫。那是四年前的一個秋日，我在天草下島的南部崎津叮天主堂前見到的。那時我為尋找「南洋姐」第二次到天草旅行。我擔心這次旅行還是一無所獲。可能是為了驅除這種不安，一下公共汽車我立刻走向比老百姓平屋頂高出一截的高聳的暗灰色尖塔，站立在天主堂的前面。

　　秋季天黑得早。日薄西山，餘光橫照。天主堂附近，不用說見不到大人，連遊戲的孩子們的影子都見不到。崎津小鎮死一樣的寂靜。天主堂的後邊是大海，尖塔上的十字架映在像鏡子一樣平靜的海灣裡。

　　好一派天青水碧的景色。我如果只作為一個單純的旅遊者，真該感謝這幅美景，心情會很舒暢。但我遠道來訪的目的，是親自探訪曾經流浪海外被迫賣身的天草的同性們，傾聽她們真實的聲音，會見她們真實的面容。這幅靜穆而瑰麗的風景，不知為什麼使我感到一種難以訴說的悲涼。

　　這種悲涼之感，隨著時間的流逝越發深邃。正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了一位專心祈禱的老農婦。

　　我從打開的門走進天主堂，用習慣了外部光線的眼睛去看內部的情形，有如進人無人之境。當我感知祭壇前有一蹲著的人影時，我確信它是一尊與人等身大的祈禱姿勢的石像。一個正襟危坐在席面上、掛著玫瑰念珠，兩手合十的老婦人，長久地不出一聲，身體也一動不動。當我習慣了天主堂內部昏暗的光線，我的目光緩緩移向正面的基督受難像、馬利亞像、祭壇的蠟燭、兩側窗的彩色玻璃時，我才確認了那個被我當作石像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個活生生的老農婦。我對自己的遷感到吃驚。我被那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的農婦深深感動了。看上去，農婦的年齡在七十歲到七十五歲之間，在天草兩島和島原半島無聲無息地度過餘年的「南洋姐」們現在的年齡都應是七十歲以上啦。這位像石像一樣祈禱的老農婦也許是過去去海外謀生的妓女——這麼想當然是十分武斷的，不近情理的。可是，她向自己的主祈念的究竟是什麼呢？

　　雖然事隔四年，她的臉依然活生生地顯現在我眼前，幾條粗糙的皺紋刻在臉上，手指短而骨節突出，衣服的肘部和膝部都有補丁。若服裝顯示了她生活的貧困，臉上的皺紋顯示了她人生的坎坷的話，那麼她虔誠祈禱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出於消滅人的原罪的那種觀念上的希求，而是赤貧之中切望上蒼能幫她擺脫貧困。

　　「南洋姐」這個稱呼，用漢字寫出來可以寫成「唐國行」。「唐國行」是指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正中期，①背井離鄉到外國去賣身的日本妓女。她們北至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印度、非洲。她們的故鄉遍及日本全國，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為最多。天草島原地方自然的、社會的貧困使得這地方產生了那麼多妓女。崎律天主堂祭壇前像石像一般祈禱的老農婦對人生苦難的無聲控訴恰是「南洋姐」們的心聲！

　　①本書中多用日本天皇年號紀年，明治期為公元1868-1912，大正期為912-1926，昭和期為1926-1989——譯者注。

　　紅日西沉，天主堂內逐漸暗了下去，我在心中發誓——一定要聽懂這位老農婦的祈願，這是立志做女性史研究的我應做的工作。直至那位老農婦結束了祈禱，收拾了玫瑰念珠，向我點了點頭，離開天主堂後，我還呆站在那裡。

　　讀者一定會想，關於女性問題方方面面有許多可研究的，你為什麼那麼執拗於人們已淡忘的「南洋姐」呢？可以直截了當地說，過去從天草、島原的鄉村被賣出去的當妓女的女孩子，集中地代表了在階級和性的壓迫下長期受苦受難的日本女性。我相信，她們象徵日本女性的地位。

　　日本的歷史文獻從奈良時代的《日本書紀》到今天的歷史全集，多出自占統治地位的男性之手。昭和初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方法傳入日本後，歷史才開始了工人農民的書寫，但是仍固執地站在男性的立場上。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崩潰，日本戰敗，女性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各種權利才有了保障，才有了女性史。但我認為那些女性史除少數例外，全都是精英人物的女性史。如：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學的事蹟，還有自由民權運動的鬥士岸田湘煙、福田英子的活動，在感情上自我覺醒的謝野晶子的文學表達以及代表日本婦女運動的平塚雷鳥的「藍襪子社」運動。它們都反映了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精英的思想與活動，從這些女性史中讀不到無數活著或死去的底層女性的生活和苦悶心態。

　　我並不否定女性精英的歷史，因為她們有專門的技術和學問，在推動歷史發展上她們有著別人替代不了的作用，把它比喻成北極的冰山，女性精英就是那浮在海面上的部分，而工農女性則是深深地埋在下面的巨大的冰塊。瞭解這些底層女性的實際生活，書寫她們悲歡的歷史，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歷史。

　　為了更具體、更有效地對過去的女性史進行批判，就必須寫出一本女性通史來。但對我來說現在還力不從心。我想至少先寫出底層婦女來與精英女性做對照。於是，在我腦海裡浮現出的正是那些「南洋姐」們。

　　近代日本社會的資本主義是依靠絲織業紡織業等輕工業逐步發展起來的，也就是靠勞動女性的犧牲繁榮起來的。農村的姑娘們為了家裡少一個人吃飯，從全國各地來到東京、大阪、長野等紡織中心。對她們的打工生活，據明治三十年的調查，大正末期細井和喜藏寫的《女工哀史》、近期山本茂實寫的《啊，野麥嶺》都曾有過描寫。那些種稻穀卻吃不上白米飯、在赤日炎炎下勞作的農婦，那些根本談不上是煤礦工人、靠手提油燈下到幾千米以下的煤礦坑道幹活的女採煤工，當然有資格控訴日本近代的繁榮的真相。此外，還有童工和小保姆，她們也是在底層呻吟的女性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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