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讀(16)_學達書庫

一六

　　參加我們這門課的學生形成了一個擁有自己的明顯特徵的小組。起初其他學生稱我們為集中營問題研究班，不久之後我們自己也如此稱呼起來。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一些人不感興趣，更多的人感到驚訝，另一些人感到反感。現在我想，我們在瞭解這段可怕的歷史並在試圖讓其他人也瞭解這段可怕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熱情，的確令人反感。我們讀到、聽到的事實真相越可怕，控訴和清理的任務也就越明確。即使是令我們窒息的事實真相，我們也要勝利地高舉著它們。瞧這！

　　我報名參加這個研討班完全是出於好奇，因為這樣就可以換點其他內容了，否則一味是買賣法、犯罪和參與犯罪、德國中世紀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學。我把已經養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習慣也帶到了班上。不過，在那個冬季裡，我越來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從我們所讀、所看到的事實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從研究班的學生們所表現出的熱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擔一點同學們的科學、政治或倫理道德方面的熱情，但是，這不過是自欺而已。我越來越想更多地參與，想與他們分擔全部熱情。其他人可能還是覺得我仍！日與他們保持著距離，認為我高傲自大。可我在那個冬季的幾個月裡自我感覺不錯，覺得已屬那個研究班了，覺得我瞭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與我共事的同學。

　　3

　　法庭的審理在另外的一個城市裡進行，開車去那裡需要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此前，我與那個城市從未發生什麼關係。另外一位同學開車，他是在那裡長大的，對那裡的情況非常熟悉。

　　那是一個星期四。法庭的審理在星期一就開始了，前三天的審理時間都用於辯護律師為辯護人提申請。我們第四組將要經歷的是法庭對被告人的直接審理、這將是法庭審理的真正開始。

　　我們輕鬆愉快，情緒高漲地沿著山路在盛開的果樹下面行駛。我們的所學總算有用武之地了，我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觀眾、聽眾和記錄員，觀審、聽審和做記錄是我們對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貢獻。

　　這座法庭是一座世紀之交的建築，但又沒有當時法庭建築所常有的富麗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審法庭開庭的大廳裡，左邊是一排大窗戶，乳白色的玻璃擋住了人們從裡向外張望的視線，但卻擋不住從外面照射進來的光線。檢察官們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裡人們只能辨認出他們的輪廓。法庭上坐著三位身著黑色長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審員。他們坐在大廳的正面，在他們右側的長椅上坐著被告人和辯護律師。由於人數眾多，桌椅一直擺到大廳中間，擺到了觀眾席前。有幾位被告和辯護律師背對著我們坐著，其中就有漢娜。當她被傳喚，站起來走向前面時，我才認出她來。當然，我立即就聽出了她的名字：漢娜·史密芝。隨後我也辨認出了她的形體，她的頭，她的脖頸，她的寬闊的後背和她那強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盤起來的頭髮。她站在那兒，挺著胸，兩腿紋絲不動，手臂鬆弛下垂，穿著一件藍色的短袖上衣。我認出了她，但是，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什麼感覺都沒有。

　　當法官問到她是否願意站著時，她說是；當問她是否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爾曼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出生，現年四十三歲時，她說是；當問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門子公司工作過並於一九四三年秋去了党衛隊時，她說是。

　　「您是自願去黨衛隊的嗎？」

　　「是的。」

　　「為什麼？」

　　漢娜沒有回答。

　　「儘管西門子給您提供了一個做領班的職位，您還是去了黨衛隊，對嗎？」

　　漢娜的辯護律師跳了起來：「儘管』在這裡是什麼意思？這不就是假設一個女人應該更喜歡在西門子做個領班而不應該去黨衛隊嗎？您沒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託人的決定提出這樣的問題。」

　　他坐下了。他是誰一的一位年輕的辯護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紀，有幾位很快就暴露出來是老納粹。漢娜的辯護人制止了他們使用隱語和推論。但是，他很急躁，這對他的委託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們的滿口納粹論調對他們的委託人也十分不利一樣。儘管他的話讓審判長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對漢娜為什麼去了黨衛隊這個問題不再刨根問底，但是他的話給人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她去黨衛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審法官問了漢娜想在黨衛隊裡做什麼工作。漢娜解釋說，黨衛隊在西門子和其他工廠徵聘女工做替補看守，這樣，她就報了名，並被錄用了。儘管她做了這樣的解釋，但是，人們對她的不佳印象已無法改變了。

　　審判長要求漢娜用是與否來證實下列問題：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奧斯威辛，是否於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營，與那裡的被關押者一起西行並到達了目的地，是否在戰爭結束時到過卡塞爾，是否從那以後經常更換居住地。她在我的家鄉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

　　「經常更換居住地就能證明有逃跑的嫌疑嗎？」辯護律師用很明顯的諷刺口吻問道。「我的委託人每次更換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記和注銷戶籍。沒有任何跡象說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飾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認為我的委託人受到的指控嚴重，面臨引起公憤的危險，他感到無法容忍。難道這可以成為剝奪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嗎？我尊敬的法官先生，這是納粹時期抓人的理由，是納粹時盛行的做法，納粹之後被廢除了，這種做法現在早已不存在了。」辯護律師說話時帶有一種人們在兜售下流故事時所表現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對此感到震驚。我發現，我認為逮捕漢娜是自然的和理所當然的，不是因為人們對她提出了控告、嚴重譴責和強烈懷疑——關於這些我還一點不知詳情，而是因為把她關在單人牢房裡她就會從我的世界中，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離她遠遠的，讓她遠不可及，讓在過去幾年裡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變成一種記憶，僅僅是一種記憶。如果辯護律師成功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必須做好再次見到她的準備，我就必須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見她和如何見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麼能不成功。如果漢娜到目前為止沒有企圖逃跑，那麼她為什麼現在要去這麼做呢？她能掩飾什麼呢？這恰是逮捕她的一個理由。

　　審判長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發現這是他的一個計策。每當他認為某種意見具有阻礙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時，他就摘掉眼鏡，用近視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著發表意見的人，同時皺著眉頭，或者避而不談已經發表的意見，或者開始這樣發問：「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說……」並用另一種方式重述一遍別人發表的意見，讓人確實感到他對此不感興趣，同時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沒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錯誤地估計了下面的情況：被告人沒有對書面的傳訊做出反應，沒有去找警察局、檢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銷逮捕令的報告嗎？」

　　辯護律師提交了一份這樣的報告，被法庭駁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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