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朗讀(15)_學達書庫

一五

　　第二部

　　1

　　漢娜離開這座城市之後，我走到哪兒都期望能見到她，這種情況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後來我才習慣於下午沒有她，我才在閱讀或隨便翻閱書籍時停止自問，哪些書適合朗讀。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肉體才不再對她的肉體那麼渴望了。有時候，我自己也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在睡覺時是怎樣地在尋摸著她。我哥哥多次在飯桌上開我的玩笑，說我在睡覺時叫喊著漢娜。我還記得我在課堂上魂不守舍，只是在想她的情景。最初幾周裡所具有的這種令我痛苦萬分的負疚感後來消失了。我避開她住過的房子走另外的路，而且，半年後我的家搬到了另外的一個城區裡。不是我把漢娜忘記了，而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對她的回憶自己停止了，不再伴隨我了。回憶被留在了身後，就像一列火車繼續向前行駛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後一樣。它依然存在，在什麼地方潛伏著，我可以隨時駛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這樣做不可。

　　我記得，中學生活的最後幾年和大學生活的最初幾年我過得非常愉快，但是，能讓我說得出的幸福又微乎其微。我沒費什麼力氣就完成了學業，中學結業考試和出於無奈而選擇的法律專業對我來說沒什麼了不起，友愛、情愛和離別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了不起，什麼都不在話下。我把一切都看得很輕，這樣，一切對我來說都很輕鬆。也許正因為如此，記憶中的內容才如此之少。或許這種少只是我的一種感覺？我也在懷疑我現在的這種認為當年我過著幸福生活的感覺符合當年的實際嗎？如果我再往前追憶的話，就會想起足以令我感到痛苦難堪的情景，我也就會意識到，雖然我告別了對漢娜的回憶，但卻沒有戰勝它。漢娜不會使我再低三下四了，我也不會再卑躬屈膝了，我不再欠誰什麼，不再感到內疚，不會再與任何人如此相愛，以至於她的離去會讓我感到痛苦。當時，我對這些並沒有這麼清楚地思考過，但卻明顯地感覺到了。

　　我養成了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習慣，表現得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都無動於衷和不困不惑。我不參與任何事情。我還記得，有位老師對此看得很清楚。一次他與我談起此事，我很傲慢地就把他打發掉了。我也記得索菲。在漢娜離開這座城市不久，索菲被診斷患有肺結核。她在療養院度過了三年的光陰，在我剛上大學時她回來了。她感到孤獨寂寞，在尋找與老朋友的聯繫，這樣，我很容易就贏得了她的心。我們一起睡過覺之後，她發現我的心不在她那兒，她含著眼淚說：「你怎麼了，你出了什麼事？』我還記得，我的祖父去世前，在我最後一次去看望他的時候，他要給我祝福，我都解釋說我不信這個，它對我毫無價值。當時，我對自己的這種行為還感到沾沾自喜，現在想起來簡直木可思議。我也記得，一個小小的示愛的手勢，不管這手勢是針對我的還是對別人的，都會讓我激動得喉嚨咬住。有時候，電影裡面的一個情節就足以使我如此激動。我既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這甚至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

　　2

　　我又見到漢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對集中營罪犯的開庭審判，也不是規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這次審判開了一門課，他希望借助學生們的幫助對整個審判過程進行追蹤並對此加以分析。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對納粹歷史及有關的審判程序進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記不得了他要考查、證明或者駁斥什麼。我記得在課堂上我們就禁止追加懲罰進行過討論。根據他們犯罪時就業已存在的刑法的有關條款來審判那些集中營看守和劊子手就足夠了嗎？或者視其犯罪之時人們如何理解運用這些刑法條款，並要看這些條款是否也涉及到他們？什麼是法？是法律條文的規定還是在社會上真正被實施和遵守的東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必須加以實施和遵守的東西，不管它們是否已被寫進法律條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國外後歸來的老先生，但在德國法學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淵博學識，但同時又保持一定距離地參加了關於一些問題的討論，不過，那些問題都是些不能靠學問解決的問題。「仔細觀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將找不出任何一個真的認為他當時可以殺人的人。」

　　我們上的那門課在冬季學期開始，法庭的審判在年初，審判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開庭審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組學生做文字記錄。星期五大家坐下來討論，把一周來的審判情況清理出來。

　　清理！清理過去！我們參加這門課的學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鋒。在過去的可怕歷史上已經積滿了一層塵埃，我們用力地把窗戶打開，讓最終能卷起這種塵埃的風進來。但是我們還要為人們的呼吸、人們的視覺而負責。同樣，我們也不完全依賴我們的法律知識。必須要進行審判，這對我們來說是確定無疑的。到目前為止，對這個或那個集中營的看守或劊子手的審判流於膚淺，這我們來說同樣是確定無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劊子手的人，那些沒有阻止他們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該揭發檢舉他們而沒有這樣做的人現在被送上了法庭。我們在清理工作中對他們進行審判，譴責他們的可恥行為。

　　我們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國時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親參加了戰爭，其中有兩位或三位是德國國防軍的軍官，有一位是納粹党衛軍兵器部的軍官，有幾位在司法、行政機構發跡升遷。我們的父母中也有教師和醫生，其中一位同學的叔叔是和帝國內政部長共事的高級官員。我敢肯定，只要我們問起他們而他們又給我們答覆的話，他們所要告訴我們的會是五花八門。我的父親不想講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學講師的位子是因為預告要開一門關於斯賓諾莎的深而丟掉的。做為一家出版旅遊圖和導遊手冊的出版社的編輯，他帶領我們全家度過了那場戰爭。我怎麼能譴責他是可恥的呢？但是我還是這樣做了。我們都譴責我們的父母是可恥的，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還起訴他們，因為一九四五年之後他們容忍了他們周圍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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