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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在我看來,如果外國公司與日本競爭時遇到麻煩,往往是因為他們在那個行業中的失敗以及日本人在那個行業中的成功造成的。美國人和歐洲人不應該因為日本人製造出好的、具有吸引力的產品而指責他們。我意識到過去在日本建立一家獨資或者合資企業是不可能的,後來也非常困難,但是不管歷史的辯解是什麼,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時代終歸發生了變化,有關日本的很多評價都已經可悲地過時了。如前所述,沒有一家美國公司對我們的激光唱盤放音機技術感興趣,但這是未來的技術,它的標準得到了日本和歐洲所有主要製造商的認同。

  當我們進入下一代時,美國公司還抱著老的十二英寸黑色模擬唱片不放,它很快就會被淘汰,就像現在標準的每分鐘78轉的唱片已經過時了一樣。當別人不能看到這種機會而且拒絕參與這個行業時,我們就會得到更大的優勢。但是在其他人具有先見之明、闖入新的行業並佔領了市場時再來怨天尤人就有些令人討厭了。美國的公司不應該對這種技術置之不理,主動放棄,因為這種技術將會引出很多的應用項目,不僅僅是重放音樂。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人首創了造就這種新型的、突破性的錄音方法的技術,但是美國的公司現在好像對服務業更加感興趣,而不想將新的技術轉化成為吸引人的產品,供廣大消費者享受。我感覺到有一個話題必須反復加以強調,即美國人不斷地出口生產力是很危險的。美國的經理們不是集中注意力去製造具有長遠競爭力的產品,而是四處尋求可以廉價生產、快速盈利的好商品。這樣做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找到日本和其他國家的製造商打著美國商標替他們供貨。一定數量的這種委託供貨對一個公司甚至對世界貿易都會帶來好處,但存在的危險是製造廠商可能喪失他的權利和責任。

  很多美國人似乎故意忽視新時代的到來,而法國人在迎接它時採用了懲罰的手段。1983年,當他們決定減緩日本的磁帶錄音機進入法國時,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精明和機智。他們選擇了一個叫布瓦迪埃的內陸小鎮作為錄音機的入關港,古代的法國人最後在那裡擋住了薩拉遜人的入侵,他們在那裡只設了九個海關代理行。在批准放行之前,他們要求代理行仔細檢查每一台錄音機,以便將日本的錄音機數量減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當然政府有權將海關選在它所喜歡的任意地點。但是他們現在選的這個地點是一個古戰場,在732年時阻止了一場入侵,這種做法非常機智,是典型的法國式做法。

  那時候,法國和其他的歐洲製造商將OEM的產品(這種產品在日本製造,但是打的卻是歐洲製造商的商標)返銷歐洲,但是他們減緩了自己的開發,只有一兩家公司例外。由於我多年的經驗,當看到他們對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提高關稅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當這種辦法還不能阻止貨物的湧入時,他們採用了布瓦迪埃計劃,實際上是關閉了進口的大門。德國人對此大為惱火,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他們的貨物被擋在布瓦迪埃。他們公開聲稱,如果歐共體國家的產品也要通過布瓦迪埃,那麼他們就與日本貨混在一起,並且支付一樣的罰金。法國人最初是想讓所有的產品都通過布瓦迪埃。但是在德國人的壓力之下,法國人的態度變得溫和了一點,重新規定只有非歐共體國家的產品才必須通過布瓦迪埃。這表明日本人是唯一的對象。當然,我們知道這一點。

  實際上我對布瓦迪埃的這種花招感到好笑。法國人這種放肆的做法表明了一種強大的力量,我想日本在它的外交和經濟關係中也應該多一點同樣的勇氣。法國的貿易部長當時發表了一個很不明智的講話,他說:「我們沒有日本貨也能生活。」那好,我當然也可以說,日本沒有法國的白蘭地和香檳酒以及那一年進口的價值12億美元的法國貨也可以生活下去。(同年日本賣給法國價值19億美元的貨物)作為政府官員,這樣說話是不明智的。奧托.蘭姆斯多夫當時是德國的經濟部長,我與他閒聊時談到此事,他開玩笑說:「為什麼你們日本人不進行報復,在富士山的山頂上設一個檢查站?」

  日本至今還有一些混亂的、複雜的貿易壁壘,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開放自己市場的主要工業國家,它一直向前走,決不後退,而其它國家卻正在加強保護主義的措施。我發現很多美國人都認為美國沒有貿易壁壘,其實有很多,我們運到美國去的貨幾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須在這裡說,美國的確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我認為它能夠保持下去將對世界貿易的未來起著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國成功地完成了一項使命,說服了一些州廢除對世界各國在那裡的子公司單方面徵稅,當時我對羅納德。裡根也是這樣說的。當然裡根並不需要聽取我的意見。作為自由貿易的冠軍,他對歷史的記錄非常清楚。我發誓願意盡我所能給與幫助,就像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所做的那樣。

  如果試圖用政治干預的辦法來避免或者緩解競爭,那麼就否定了自由貿易的整體概念和自由企業的體系。我曾經在日本的議會進行遊說,要求排除政府通過現存規定進行的干預,從而增進健康的競爭。只有通過競爭,自由企業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們這些管理人員一定不要受到引誘,去走尋求政府的幫助壓制競爭的捷徑。我們必須看到競爭是公平的,要儘量相互待人以誠,使競爭的雙方都能清楚地瞭解對手。這並不是說你「瞭解」了日本的觀點你就總是或者大多數情況下都認為它是對的。但是將問題公開總比簡單地決定自己是正確的而不需要聽取他人的意見要好得多。總之,我們必須記住,這不是戰爭。我們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場中沒有戰爭中那樣的敵人,所以我們都應該講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於好心的人中間也有這樣的態度,他們覺得與瞭解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麼關係。我曾經聽到美國和歐洲的一些議員告訴我,他們理解這些問題,甚至與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們必須面對政治的現實,必須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貨而失去工作的選民面前裝出強硬的態度。一個美國的參議員可能會非常輕鬆地談到讓日本的汽車停放在橫濱的碼頭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國的子公司直接雇用了111,550名美國人,而在歐洲和亞洲還分別雇用了21,700和27,000名當地員工,這其中不包括那些為自己公司工作、同時又銷售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的經銷商。當然這些雇員可能並不是那位參議員先生的選民。

  幾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腳下的箱根召開了日美商人會議,美國的前財政部長、後來又擔任布魯斯公司董事長的邁克.布魯門托和我有一天晚上決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帶上我的妻子,我們又找到美國的前農業部長奧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頓,然後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會議上,我的朋友布魯門托就日元和美元的匯率問題發表了一番講話,這是我在這個問題上聽到過的最自相矛盾的講話。他反復地講述一種並不真實的陳詞濫調,說是日本人在幕後操縱日元匯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談到這個問題時措辭很嚴厲,與布魯門托發生了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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