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73)_學達書庫

七三

　　後來美國財政部的調查沒有找出日本操縱日元的任何證據，但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卻公開地這樣說。

　　在箱根會議上我的日本同胞們很驚奇地看到在這樣溫和和愉快的會議上聽到了尖刻的反對意見。在這樣的會議上，日本人通常喜歡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認為這是日本人的一個普遍的問題。休會時，一些日本的青年人來找我，說他們很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衛，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對我搖頭，他們說：「你對遠道而來的客人太無禮了。」

　　當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們費解的另一個場景。我們在蘆湖的一條船上開了一個招待晚會，日本電視臺的人上船來就會議對我進行採訪。他們說，希望有個美國人和我一起參加。當他們準備好了之後，我妻子走到邁克．布魯門托身邊，請他參加對我的採訪。他同意了，我們在電視裡談到了我們的意見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們在會議上爭執而後來仍然是朋友感到很驚訝。對於日本人來說，意見不同往往意味著友誼的結束。我想解釋一下，西方人往往願意與你爭論正是因為他是你的朋友，當他們不說話和拒絕討論時才真地是到了危險的地步。如果西方人與日本人要想相互瞭解，那麼日本人就應該像美國人那樣開誠佈公地討論問題和表明自己的觀點。過去，無論是商人還是政治家，我們在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進步得並不快。

　　第三十二章

　　1962年時雖然只有很少的UHF電視臺，但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卻要求所有的電視機除了有標準的VHF調諧器之外還必須裝上UHF調諧器，這使得我們很頭疼。我們製造好幾種型號的小電視機，包括有名的「大肚子」電視機(當時索尼公司請了曾撰文批評電視文化的評論家大宅壯一為這種電視機做廣告，廣告中大宅將這種小型電視機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觀看，以後很多人都把這種電視機稱作「大肚子」電視機——譯者)，它是一種使用電池作為電源的微型電視，屏幕只有4英寸。在這樣小的電視機上除了標準的VHF撥盤之外還要加上一個UHF調諧器真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錢將會得不償失，因為可以收到的UHF電臺太少了。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將所有的頻道全部放入一個電子撥盤中，所以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UHF的規定出臺時，牛頓．米諾是FCC的主席，他對日本很感興趣，後來他參加了下田會議。當我經介紹與他見面時我說：「米諾先生，我不喜歡你。甚至在我們見面之前你就給我惹了不少的麻煩。」當然我是在開玩笑。他邀請我去做出解釋，我把前因後果都講給他聽。只到現在，他還經常對我提起當初我說過的玩笑話。總之，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我到華盛頓去介紹U-Matic磁帶錄像機時，我邀請米諾參加我們的聚會。他問我能不能帶一個朋友，當然我答應可以。他帶來的人是亨利．基辛格，當時他是白宮的政策顧問。米諾告訴我，這個基辛格將來會成為一個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約十五分鐘，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數年以後，他成為國務卿，我們在東京的一次招待會上再次相遇，他居然還能認出我，這使我深感榮幸。我以為他不認識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說：「嗨，盛田先生。」

　　此後日美間的貿易問題成了中心話題。由於日美之間雙邊貿易不平衡，在美國人們說了不少關於日本的壞話。有人說日本向美國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國人失去了工作。有些製造商抱怨說，他們不能參加這樣的競爭，日本市場對於他們的產品是關閉的。多數指責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責卻是真實的，我為貿易爭端對我們之間更為廣泛的關係產生的總體影響感到擔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貿易公司，我們一直積極地將外國產品引入日本。我們在國外的經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觀察什麼貨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場上銷售。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勸告政府和行業協會，向他們講明增加進口和對外國貨開放日本市場的重要性。

　　在東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會上，我們走到接待室的一邊進行了一次長談。我對他講了我深信無疑的一些觀點：「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們日本人對美國有很深切的親近感。」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有這種感覺，所以說我們之間的戰爭是多麼地可悲，不能再讓它重演了。我現在認為美國人有時會錯誤地將朋友視為敵人。從根本上講，除了二戰的悲劇之外，一百多年來日本一直是美國堅定不移的朋友。我們加入了強大的防衛條約。我們堅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國家的一邊，一個政治上穩定、經濟上健全的國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對太平洋和亞洲的安全做出了貢獻，而這對美國是至關重要的。我們一直想成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產主義進入亞洲。

　　「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學生時就受到這樣的教育，共產主義和蘇聯是日本的主要危險。當時美國根本就沒有被認為可能成為敵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國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過去使我們成為敵人的同樣錯誤。」談到歷史時我提到美國的法律禁止日本對美國的移民，美國對日本貨徵收高額稅金，為了將日本趕出中國大陸，切斷日本的石油生命線。如果我們雙方沒有犯這些錯誤，也許共產主義今天在亞洲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勢力。

　　幾個星期以後，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說基辛格對我們的談話印象深刻。從那以後，他頻繁訪日，我又見過他多次，所以有機會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與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會面。基辛格對日本的未來很感興趣，去年我們舉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會，邀請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這樣他就可以瞭解到日本未來的領導人現在想些什麼。

　　作為日本的一個有關的公民和美國人的朋友，我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這樣一個想法，即這種雙邊關係太珍貴了，不能允許任何一方對它加以破壞。我還認識美國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舉幾個例子，賽魯斯．萬斯，當時他是國務卿，哈羅德．布朗，當時的國防部長，喬治．舒爾茨，在他擔任裡根政府的國務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國際委員會中的同事，我要對他們和對國會議員、參議員以及很多我認識的美國商界人士表明同樣的想法，對於我們兩國而言，這個賭注太大，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

　　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的關係中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大洋兩岸的政治家們都要參加競選，他們無法忽視他們的選民。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時卻又是一個弱點，我們必須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業中的的選民們將會抱怨，他們受到了進口貨的傷害，並要求保護，但是一旦加以保護，就很難再撤消了。我們知道這個情況，因為我們出口到美國將近44%的貨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願」的，或者是通過定額和關稅。我發現大部分美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決自己推行的保護主義引起的貿易問題，開放經濟的各個方面，但農業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都要設置貿易壁壘的。日本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認識到市場的自由化不僅僅是必要的，而且對日本自己也有好處。我們的保守主義以及唯恐受到傷害的過分謹慎和挑剔使得我們不能奮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別是在資本自由化這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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