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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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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政下的經濟和社會技術人員也使得我們實際上不可能開除任何人。他們允許成立勞動組織,事實上他們鼓勵這樣做,在戰爭年代,除了幾個政府掌握的全國性公司型工會之外,這些都是禁止的。以前任何工人組織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對財閥公司的忠誠。勞動法的設計者知道會引起共產黨這個麻煩,因為他們現在不再是非法的了,而且肯定會參加勞動組織。美國的勞動問題專家知道這是一種冒險,但是他們認為造成什麼樣的麻煩的關鍵在於日本的民主思想教育。佔領當局的態度表明他們對日本人基本的保守性質有很大的信心。但是結果產生了什麼樣的教育結果呢? 新的勞動法剛一通過,就湧現出二萬五千個工會,共有五百萬日本工人參加了工會。這對於長期受壓制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都是一個大好時機,他們馬上組織起來。許多工會都在日本共產黨(JCP)的控制之下,1946年的五一勞動節他們打著小紅旗、舉著標語牌在皇宮前面遊行。由於一些遊行者試圖衝擊皇宮,所以遊行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騷亂,全國為之震動。他們還要為工人的權利開展罷工,而且為工資也向政府提出了不少的抗議,一時鬧得人心惶惶。當共產黨控制的工會威脅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罷工來要求吉田茂首相下臺並增加工資時,首相和佔領軍司令部最後對他們採取了嚴厲的手段。 吉田對共產黨和他們的動機一直有懷疑,他反對日本共產黨的合法化,他在1957年的回憶錄中寫道,「戰爭剛一結束,蘇聯作為盟軍的一員立即就在東京建立了代表處,配備了五百多名訓練有素的宣傳和特工人員,他們引導和指揮日本共產黨的活動,而後者再去教唆工人罷工,煽動朝鮮人暴動,在全國造成各種形式的動亂。」 在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支持下,吉田將一個禁止公務雇員罷工的法案引入國會。這是對共產黨的警告,結果他們撤消了舉行總罷工的威脅。一些新的社會立法,包括社會保險、其它福利和新的勞動法,一直保留下來。 新的法律、對稅收制度的改革以及消除財閥集團,這三項措施在日本第一次造成了一個平等的社會。這也給低收入的人帶來了一個改善生活的機會,甚至今天如果你到日本來,你也看不到世界上其它地方隨處可見的貧困現象。你看到的是一個日本人引以驕傲的、世界上少有的平等社會。 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經常遭受貧窮甚至饑餓。城市和鄉村的貧窮是很普遍的。事實上,社會底層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以來僅僅只是為了生存下去而苦苦掙扎。今天如果說我們沒有了貧窮,我們同時也失去了以往所說的家族財富。每年首相辦公室都要舉行民意調查,連續十多年來,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中等水平的人超過了90%。 現在的日本人不再承認特權。雖然我們的一些列車中還有一等車廂,但在我們的飛機上很多年來都沒有一等艙位。這使我想起松下幸之助這位日本電子工業的偉大前輩,他在九十高齡時還和他的幾百名普通職員一起乘坐經濟艙位從其總部所在地大阪飛往東京。沒人對此抱有更多的想法。很少有公司像索尼這樣擁有自己的飛機或者直升飛機,但是這些公司不像其它的一些國家那樣把飛機用於高層負責人變相的私人旅遊,而是只用於公司業務,以提高效率。 日本戰後的成功當然已經使很多人富了起來,但是現在卻沒有像英國或者歐洲大陸上那樣擁有大量財富、佔有土地的家族,在那裡,無論是社會動盪還是政府更替,甚至戰爭,他們的財富似乎都照樣不變。幾年前我訪問了巴黎,在一次聚會上我很讚賞一位可愛的女士佩帶的鑽石項鍊。她的丈夫立即非常慷慨地告訴我那家珠寶商的名字,以便我也請他為良子做一件精緻的製品。我感謝他的好意,但我也告訴他,我買不起這麼貴重的東西。 他瞪大眼睛說:「你很有錢,你一定買得起,我肯定。」 「你和我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我對他說。「是的,我有錢。但你卻是大富豪。所以你可以買這樣的珠寶,而我卻不能。」日本已經沒有往日那樣擁有數不清的財富的大富豪了。剝奪性的繼承稅有助於破壞個人擁有的財產,這就像戰後廢除了貴族身份那樣。今天,對於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想發財的念頭似乎太離譜了,在現實中,簡直不可能得到大片土地和控制眾多的公司,而這些正是日本以前一度有過的家族財富的基礎。 戰前,像我們那樣的家庭是很富有的。我們過著與現在的任何日本人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從小長大的時期,我們的鄰居都是富人,是名古屋最有錢的人。我們擁有網球場,這在土地十分缺乏的日本是一種真正的奢侈,有女傭和管家,還有私人汽車和司機。這些我家都有,包括外國汽車和其它我們想要的一切,而這一切都是由我父親一人開支,他有一筆豐厚的收入。納稅很低,所以沒有人考慮置辦一輛由公司開支的汽車和由公司支付招待費。日本人在茶館裡談生意,茶館每六個月或者一年寄一次帳單來,像我父親那樣的有錢人總是開私人支票付帳,而不使用公司支票。 戰後,新的法律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如果你的收入的85%要作為稅款上繳,那麼你就很難買得起汽車,雇得起司機和支付其它業務開支了。正因為如此,慢慢地人們就習慣於由公司支付這些費用,而不再由公司的經理支付了。 我們家的運氣很好,儘管名古屋遭受了猛烈的轟炸,我們的公司和住房卻沒有被毀壞,幾乎成了唯一的倖免者。但是戰後我們再也沒有女傭和管家了,我母親開始自己動手幹家務活。她說這對她的健康很有好處,我也相信的確如此。我們必須繳納大筆的財產稅,所以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很多家產。我們家的田地幾乎全部都租給了農民,他們種植水稻,並把它賣給盛田家的公司。我們幾乎失去了一切,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心懷感激之情,因為家裡的三個兒子雖然經歷了戰爭,卻都平安無事,況且家裡還可以繼續開公司。然而還是有很大的變化。在戰爭期間我父親不得不騎自行車上班,現在他也不可能得到一輛配有司機的汽車了。今天日本流行著一種說法,「萬貫家財,三世而衰」,這是因為財產繼承稅太高的緣故。 佔領軍司令部編寫新的法律旨在提高工人和雇員的權力,同時也想遏制富人們東山再起。他們的觀點是那些富人,特別是少數涉及軍火工業的大財閥家族以及他們的同類,必須被削弱,因為他們曾經和軍閥合作過。不管怎麼樣,他們肯定認為所有的富人都應該為戰爭負責,當然這是錯誤的。當時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財閥認為可以控制軍方,但是最後他們卻成了軍方的俘虜。事與願違,佔領軍司令部的命令反而使日本的工業得以復興。大清洗的一個積極作用就是從管理層中排除了某些身居要職的老朽,雖然同時也失去了一些好人,一群具有新思想的第二、第三梯隊的年青人被推上了領導階層,他們正是參加實際工作的經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個措施幫助很多公司重新獲得了生機,也使得其它人有機會成立新的公司,我們自己和本田汽車公司就是其中的範例,很明顯,原有的老牌大公司不再可能支配一切。甚至在老牌大公司中,大清洗也使一些更加年青有為、訓練有素的人成為高層領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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