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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我有個小兒子被關在第四營。他的名字是傑恩·撒威妥思卡,十歲大。我獲知了他的號碼,我會告訴您。他和我一起抵達此處,但六個月來我沒有再見過他。我非常想見他。冬天就快到了,我擔心他的身體。我請求您想個法子釋放他。他的身子很糟,而且他還那麼小。』霍斯沒有回答,只是直視著我,眼睛眨也不眨。我開始有點崩潰,就要失去控制了。我伸出手碰觸他的襯衫,然後緊揪住它說道:『求求您,如果您注意到我的存在,我的人,我求您為我做這件事。不是釋放我,是釋放我的小兒子。您一定可以這麼做的……求求您為我做這件事。求求您!』」

  「那時我明白了我再次成為他生命中的一條蟲,一個波蘭廢物。他握住我的手腕,扭開我抓著他襯衫的手,說道:『夠了!』我永遠忘不了他以激烈的聲音說:『我絕不可能這麼做!』他說…『沒有經過適當的權威釋放任何犯人都是違法的。』我突然領悟到提及我所做過的事情,觸動了他難堪的神經。他說:『你的建議真是太無法無天了,你把我看成什麼了?一個可以任你擺佈的人嗎?只為了我對你表白了一種特殊的情感?你以為你可以使我違反適當的權限?』然後他又說:『這真令我噁心之至!』」

  「丁哥,如果我說我難以自持地投向他,伸出雙手環著他的腰,再次請求他,一再說著『求求您』,你會覺得難以置信嗎?但是他的肌肉變得僵硬,全身顫抖,我明白他和我之間已經完結了。即令如此,我仍然無法停止。我說:『那麼至少讓我看看我的兒子,讓我去探望他,讓我再看他一次就好,求求您允准我這件事吧。難道您不明白嗎?您自己也有孩子。請允許我在回集中營之前再看他一次,再擁抱他。』我說這些話時,丁哥,便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跪了下來。我跪在他面前,將我的臉壓在他的靴子上。」

  蘇菲停住口,再次凝視完全攫獲了她的過去;她喝了幾口威士忌,在昏茫的沉思中出神的將酒咽下。我注意到,她像是尋求我可以讓她認清現實似的,緊握住我的手。「人們時常談及在奧希維茲這種地方的人,以及他們在那裡的舉止。當我在瑞典的難民中心時,我們這一群曾經在那裡待過——在奧希維茲或柏肯諾,後來我也被送往那裡——的人會談到這些人的行為。為什麼這個人會讓自己成為一個惡毒的卡波(譯注:在集中營裡管理其他囚犯的犯人),對其他犯人們那麼殘忍,使得許多犯人死去。

  或者為什麼這另一個男人或女人會做這麼勇敢的事,有時為了別人的生命而犧牲了自己。或者把他們的麵包或一個小馬鈴薯或稀稀的湯讓給挨餓的人吃,雖然他們自己也餓個半死。或者有些人——男人,女人——會只為了一點食物而殺掉或出賣另一個人。在集中營裡,每個人的行為都大不相同,有的怯懦而自私,有的勇敢而堅毅——沒有一定的規則。沒有。但是在奧希維茲這種可怕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丁哥,你卻不能要求這個人做『好事』或『高貴的事』,一如平常的世界。

  在任何地方,如果這個人做了一件高貴的事,你會欽佩他。但是那些納粹分子卻是些殺手,他們沒有殺人的時候,就忙著把人變成有病的野獸。因此如果人們的行為並不高貴,甚至像野獸一樣,你必須瞭解它,痛恨但同時也憐憫,因為你知道在那種情況下,你也很容易會有像野獸般的行為。」

  蘇菲停頓了一會兒,緊閉著雙眼沉思,然後再次茫然注視遠方。「所以我仍然有個謎團。這也就是為什麼——因為我知道這一切,也知道納粹將我變成有病的野獸,和其他人一樣——我為我所做的事情深感愧疚。我想我永遠也擺脫不了這種罪惡感。」她又頓了一下後說:「我想這是因為……」但是她猶豫著,沒有說完她的想法,我聽見她的聲音有一絲戰慄——或許因為她已經累了——當她說:「我知道我永遠也擺脫不了,也許這是德國人所留給我的最糟的一件東西。」

  她鬆開我的手,轉過頭來望著我說:「我用雙手抱著霍斯的靴子。我將臉頰緊貼著那冷冰冰的皮靴,似乎那是溫暖的毛皮製成的。你知道嗎?我想我甚至還伸出舌頭舐著那雙靴子,舐著納粹的靴子。要是霍斯拿一把刀或槍給我,叫我去殺死某個人,猶太人,波蘭人,都無所謂,我會不加思索的服從他的命令,只要我能夠再見到我的兒子,再擁抱他一次。

  「然後我聽見霍斯說:『站起來!這種表示對我是一種冒犯。站起來!』但當我慢慢站起身時,他壓低了聲音說:『你當然可以見到你的兒子,蘇菲。』我意識到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然後——哦,耶穌基督,丁哥,他真的再一次擁抱我,低聲說:『蘇菲,蘇菲,你當然可以見你的小兒子。』他說:『你以為我會拒絕你這個請求嗎?你以為我是個惡魔嗎?』」

  §十一

  「兒子,北方人相信道德有種真正的特權。」父親慎重的用食指撫下他的新眼鏡,說:「但是,北方人錯了。你認為哈林貧民區比南安普頓的花生田更代表黑人的進步嗎?你認為黑人會以住在那個令人難忍的髒地方為滿足嗎?兒子,有一天北方人會為這些自以為寬宏大量,這些以『容忍』之名表現的種種姿態而深深悔恨。有一天——記住我的話吧——將會清楚地證實北方人的偏見比南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在南方偏見是公開的。但是在這裡……」

  他停住口,再次碰碰他的眼鏡。「想到這些貧民區裡的暴力和怨恨,真是令我悚然。」父親終其一生是南方的自由主義者,深知南方的不公平,從沒有想過將南方人種種不合理的種族罪惡,轉移到北方人的肩上;因此,我略感驚訝的聽他訴說,沒有想到,~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的話竟是何其正確的預言。

  淩晨不知幾點,我和父親坐在迎賓飯店燈光幽暗、人聲絮絮的酒吧裡。他到紐約不到一個鐘頭,就和一個叫麥基的出租車司機(牌照號碼八六〇八)吵了一架。老頭子(我這麼稱呼不過是親昵的家鄉語;事實上五十九歲的父親神采奕奕,非常年輕)並沒有受什麼嚴重的傷,但他的額頭破了一塊皮,流了一點血,因此不得不貼上一小塊繃帶。等到恢復秩序後,我們坐著飲酒聊天,多半談著隔絕北方荒蕪都市和南方草地的鴻溝。我不只一次陰鬱地想到我父親和出租車司機的糾葛,使我由最近感受到的氣餒中分神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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