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的選擇(66)_威廉·史泰隆

六六

　　永遠！我這一輩子有許多次這種經驗，醒來而若有所失！當這段音樂停止時，我突然瞭解到——我有這種預感——我再也不會聽這樣的音樂了。門還是開的，我聽得見霍斯和薛富勒講話的聲音。然後樓下的愛咪——我確信那必是愛咪無疑——在唱機上換了另一張唱片，「啤酒桶波卡舞」。我覺得很憤怒。那個一張臉圓得像月亮的小母狗，我真想殺了她。她大聲播放「啤酒桶波卡舞」；就是在花園裡、在營房中、在城裡也必然都聽得到。那首愚蠢的歌是用英語唱出的。

　　「但是我知道我必須控制我自己，忘了音樂，想想其他的事。而且，我知道我必須使用我的每一點知識，每一點機巧，我想你會說，以便我可以從霍斯那裡得到我所要的。我知道他恨波蘭人，但那不打緊。我已經……試了！我知道我必須再繼續前進，因為時間不多了。魯尼，就是那個技工，曾經低聲對我們這些地窖裡的女人說，他聽到傳說霍斯很快就要被調到柏林去了。我必須要快點行動，如果我想——是的，我必須說，『誘惑』霍斯，雖然我偶爾想到也覺得噁心，希望我能以我的心靈而不是我的身體誘惑他。希望我能夠向他證明其他的一切，而不必運用我的身體。是的，丁哥，向他證明喬莎·瑪麗亞·卑爾根斯基·撒威妥思卡或許是個卑微的波蘭女人，可是也和霍斯一樣，是個意志堅強的好納粹黨員，我不應該受到這種殘忍而不公平的拘禁。」

　　「最後，霍斯又走上樓來。我聽得見他踏在樓梯上的腳步聲和『啤酒桶波卡舞』。我下了這個決定，就是我站在窗畔，必須顯得頗為迷人。性感，你知道。對不起，丁哥，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一副想要做愛的樣子。但是哦，我的眼睛！耶穌基督，我的眼睛！我把眼睛哭紅了，我知道，而且我還在哭，我真怕這會擾亂我的計劃。我急忙停止哭泣，用手背拭過眼睛。我再度看著當我聽到海登的樂曲時顯得那麼美麗的森林。然而風使得一切都變了，我看到由柏肯諾的焚化爐冒出了煙，籠罩了這片田野和樹林。然後霍斯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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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的蘇菲。在集中營待了六個月後，她不僅還相當健康，而且未曾遭受饑餓的痛楚。不過，這並不表示她飽暖無虞。每當她回想那個時期，（她很少詳細談及，因此我從不曾由她那裡獲知，住在這明載於文件上的地獄裡的直接感受；然而她無疑見過了地獄，而且俯仰生活其間。）她暗示和原是軍人的囚犯每天所忍受的饑餓比起來，她的食物還算足夠，但頗受限制。例如，她住在霍斯宅邸地下室內的那十來天，所吃的是霍斯家的殘羹剩飯，大部份是蔬菜和肉骨——但她已非常高興。她的幸運使她不僅僅是在求生存的情況下活著。在所有的奴役世界中，都會發展出階級之分，影響及特權的模式；蘇菲發現她竟是包含於一小群的中堅份子中。

　　在無時不保持數千名犯人的奧希維茲，這群為數幾百的中堅份子，借著策略或運氣而履行某種功能，是親衛隊認為不可或缺或至少是極為重要的。因此，除非什麼無情的命運使他們也為之崩潰——這是每天都存在的威脅——這些中堅份子不會迅速陷於其他人幾乎都有的精神分裂狀態。

　　我們試著瞭解奧希維茲一般的本質和功能——特別是蘇菲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初抵達後的這六個月期間——也許更易明白蘇菲和魯道夫·霍斯之間的糾葛。我要強調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當時集中營所遭受的形態變化，可以說是霍斯在四月初接獲希姆勒指令的結果。這項指令非常重要，因為在納粹魔術師想像力豐富的腦子裡已經有了「最後解答」：那就是柏肯諾剛建好的瓦斯室和火葬場，將「僅」用來消滅猶太人。這項勅令改變了原來允許毒殺在健康和年齡選擇基準下的非猶太犯人（主要是波蘭人、俄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規則。

　　這項新命令的成立，並非由於德國人突然關切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的非猶太犯人，而是由於根深蒂固的藐視——起於希特勒，現在更擴及希姆勒、艾契曼及其他親衛隊指揮官——最終進行屠殺猶太人，直到全歐洲的猶太人都被殺光為止。新命令實際上就是一項戰鬥準備：柏肯諾的設施無論是空間或熱度都有最終限制，如今在死亡名單的絕對優先下，猶太人便獨佔了這個地方。

　　此時，奧希維茲就有了雙重功能：是大屠殺的停歇站，也是實施奴役制度的所在地。

　　被送到奧希維茲的人只希望能苟活一段特定的時間：三個月。蘇菲抵此一、兩天后便明白了這一點。她和數百個新來的女犯人擠在一起，傾聽一個禁衛隊軍官訓話。他明白地叫他們放棄一切希望。「我還記得他的話，」蘇菲告訴我：「他說：『你們所到之處是集中營，而不是療養院，想要離開只有一條路——煙囪。』他說：『不喜歡這條路的人可以試著用鐵絲自殺。要是你們這一群人裡有猶太人，最多只有兩個禮拜好活。』然後他又說：『有修女嗎？你們和教士一樣，可以活一個月。其他的人，三個月。』」

　　因此納粹所造就的是一種時時存有死亡的恐懼，比死亡更可怕的生活，而且也更為殘酷，因為這些最初——第一天——便已註定了命運的人，多不知道這種受盡疾病饑餓折磨的拘禁，只不過是一種生命的幻影，在這種幻影中，他們仍無可避免地向死亡航行。

　　正如蘇菲所說：「要是他們一到那裡就知道這個事實，他們會祈求能被送到瓦斯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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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抵達奧希維茲，身上的東西便被搜索一空，然而，由於搜身過程的紊亂含混，有時候比較幸運的人可以保有一些個人的珍藏或衣物。例如，由於蘇菲本身的機伶加上一名禁衛隊員的疏忽，她設法保有一雙雖然破舊卻還可以穿的靴子。有一隻靴子的襯裡被割裂，留下一個藏東西的縫隙，當她站在閣樓的窗畔等待司令官的那一天，那只靴子裡藏了一本約莫十二頁滿是污痕但仍清晰可讀的宣傳小冊，標題是：「波蘭猶太人的問題：納粹主義有解答嗎？」這可能是蘇菲最大的遁詞；先前她對我說過她的教養有多大的容忍和自由不僅是欺騙了我（我確信她也欺騙了納森），而且直到最後一刻為證實她對司令官的態度，她才向我透露：這本宣傳小冊是她父親——克瑞科傑甯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畢紐·卑爾根基教授——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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